贺龙，1896年3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位闻名中外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他具有丰富和高超的带兵治军经验，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作战韬略，智勇兼备、灵活果断的指挥才能。毛泽东评价贺龙：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能联系群众。邓小平称赞贺龙是在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一条龙。贺龙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壮大，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南昌暴动总指挥
在我党我军老一辈领导人中，贺龙的早年生涯颇具传奇色彩。他自幼练拳习武，疾恶如仇，14岁起就跟着亲友赶马帮外出运输，往来于湘西、湖北、四川、贵州的边界地区，并加入哥老会。这段走南闯北的经历，使贺龙目睹种种社会不公，萌发了反抗思想，也养成了眼界开阔、豁达豪爽、见义勇为、仗义疏财的性格特点。刘伯承曾说：“我们军内，对中国社会搞得透彻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要属贺龙。他对三教九流那一套都懂。另一个是陈赓。”
1914年，贺龙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全身心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贺龙带领乡邻青年21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缴税警枪12支，组织起桑植县讨袁护国军，任总指挥，不久失败。1917年冬，在石门、慈利交界的两水井，他与另一位青年各持一把菜刀又夺了两支枪，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声势日隆。从此，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迹广为流传，名动四方。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鼓励部队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在随后十年间，贺龙先后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援鄂战争、四川讨贼之战，历任湘西护法援鄂军民军第一路所属游击司令、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梯团长、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灃州镇守使等职。虽然队伍越带越多，官衔也越来越大，但面对军阀混战的乱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现实，贺龙陷入极大的忧虑之中，并进一步思索怎样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他开始对孙中山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产生怀疑，认为：“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革命，要有本钱，不是经商，可以借钱作买卖。”1924年夏，贺龙在身边一位幕僚那里，看到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学生周逸群寄来的革命书刊和关于国共合作情况的书信，读后高兴地说：“确实这样去做，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他结合自己多年奋斗的体会，很赞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他多次与湖南的共产党人夏曦、陈昌等接触，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上越来越倾向共产党。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贺龙闻讯立即响应，通电北伐，被广东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EAupLzxB7YXzSc7grBBxZT24YpVjMPlsZQOcPAFDN0k=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随即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8月至10月，所部连克临灃、慈利、合口、灃县、松滋、沙市，以其赫赫战功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的通电嘉奖。其间，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第一师，受到贺龙热烈欢迎。他建议宣传队全体队员留在一师工作，并向周逸群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同时请求中共湘区省委派人来帮助开办政治讲习所。不久，他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开始建立政治机关，配备政治工作人员，支持部属加入共产党。中共湘区省委通过对这支部队的帮助和支持，进一步密切了贺龙与中共的关系，增强了贺龙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和信赖。
1927年2月，贺龙升任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独立第十五师师长。5月，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和临颍县小商桥击败奉军。独立第十五师被誉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该师扩编为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
这时，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反共反人民的逆流正在发展。许多北伐军将领已经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共”，对共产党人或残酷屠杀，或撤职逮捕，或“礼送出境”。马日事变发生后，贺龙对周逸群说：“现在时局这样紧张，我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派到我这个部队里来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还是继续做政治工作。”
7月初，贺龙在武汉会见了周恩来。贺龙明确表示：“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周恩来说：“你真心诚意拥护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贺龙同志呢？”贺龙后来谈起这次谈话，认为“他的话，对促使我觉醒起了决定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贺龙挺身而出，派兵阻止反动派对武汉三镇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搜捕，还把被反动派驱逐、通缉的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队员、两湖农运骨干300多人收留到部队中，编入第二十军教导团。17日，他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怒斥汪精卫背信弃义的卑劣行为和反共灭共政策，他说：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是一条自杀的死路，我贺龙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路，坚决走到底！
23日，贺龙率部以“东征讨蒋”名义抵达九江。谭平山向他通报了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希望他率领第二十军参加。贺龙当即表示：“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27日，贺龙率第二十军全部集结南昌。28日，南昌起义前委书记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军部，研究南昌起义计划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于是周恩来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这一任命，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的极大信任。
根据前委的指示，贺龙与起义军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一起拟定了起义计划。31日，贺龙列席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当天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团以上军官会，宣布起义决定。他说：“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不料第二十军的一名副营长叛变，泄露了起义计划。贺龙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发出“起义开始”的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敌人发起猛攻。贺龙亲自指挥消灭了第五方面军留守处的朱培德警卫团。至6时，战斗基本结束，歼敌3000余人，缴获5000余支枪和大量弹药装备。南昌起义胜利了。
8月2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对起义部队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起义军下辖3个军5个师共2万余人。其中，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兵力接近整个起义军的一半。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9月初，在江西瑞金锦江中学的一个教室里，由周恩来主持，举行了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公开向官兵宣布：“我过去没有参加共产党时，我带的军队是我的。今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我的脑壳都是党的，党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军队也属于党的，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命令。”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从此，贺龙的人生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历史紧紧连在了一起。
统率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艰苦征战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贺龙于1927年11月初经香港转赴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和刘伯承、林伯渠等赴苏联学习。但贺龙对南昌起义的失败很不服气，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从我个人来说，还是想回到湘西去发动群众，重建革命武装，同蒋介石、汪精卫继续干！”不久，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了希望回湘西重建武装的想法。他说：“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192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请求，并指示由贺龙、周逸群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前往湘西北组建中国工农
革命军。
事实很快证明，贺龙在湘西地区的个人威望是创建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的一个特殊的有利因素。1928年3月，贺龙回到老家桑植后，收拢第二十军旧部贺锦斋、王炳南等人，很快组织起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建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湘鄂边界升起了第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军反扑，作战失利，队伍大部星散。贺龙认识到单靠故旧不行，决心创建新型武装。
7月，贺龙任中共湘西（后改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并任重新组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全军约1500余人。不久因叛徒出卖，部队遭到严重损失。贺龙和前委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采取“你来我溜，你歇我扰”的战法，坚持武装斗争，在艰难的环境中，保存了红色革命火种。
1929年1月，贺龙率部袭占鹤峰县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了湘鄂边苏区。3月，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他根据信中传达的中共六大精神，结合实际对部队进行整顿，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游击战略和战术。不久，指挥红四军挫败敌湘鄂民团联防的多路进攻，击毙其总指挥王文轩，并乘胜袭占桑植县城。7月，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痛歼来犯的国民党军向子云旅，打出了红四军的威风，部队扩大到4000余人。随后率部向大庸、慈利推进，多次击败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团防，巩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贺龙回湘西一年半时间，经过两次挫折，初步打开了局面。
1930年2月，贺龙根据中共鄂西特委的指示，率部转战至洪湖同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会合。7月，两军会师后，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中旬，根据中共中央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时作出的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成军团的决定，红二军和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合编后的红二军团共万余人，5000支枪，成为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下旬，贺龙率红二军团肃清了洪湖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将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鼎盛时覆盖58个县市，正规红军2万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1930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邓中夏为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他上任后传达中共中央要红二军团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贺龙、周逸群对这种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做法是不赞成的，但对中央指示只好执行。结果两次出击均被迫撤围，部队士气低落，减员严重。1931年3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派夏曦到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他不懂军事，却处处干涉贺龙的作战指挥，强迫打正规战和阵地战，同敌人死打硬拼。在政治上大搞宗派主义，排斥异己，特别是不顾贺龙的坚决反对，进行错误的肃反，包括段德昌、柳直荀等根据地创始人在内的大批优秀干部惨遭杀害，结果把湘鄂西根据地丢掉了。夏曦甚至想对贺龙下手，政委关向应劝夏曦：“你若把贺龙搞掉，即使中央不杀我们，国民党也要杀了我们。”因为军事上没有贺龙不行，夏曦只得收手。
1932年10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由于夏曦不听贺龙的意见，坚持四面出击，红三军接连失利，被迫退出洪湖，无目的地四处游动，全军只剩下3000余人，缺吃、缺穿、缺药、缺弹，还要肃反。1933年多次准备在湘鄂边重建根据地，但都未能成功。1934年5月间，贺龙率红三军进入黔东，贺龙决绝地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下决心创建了黔东根据地。10月，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红二、六军团由贺、任统一指挥。10月底，为策应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贺龙率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在永顺龙家寨歼灭素有“湘西土皇帝”之称的军阀陈渠珍3个旅大部，乘胜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几座县城，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2月，国民党军集中11万人分六路进行“围剿”。贺龙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红二、六军团应主要在湘西、鄂西进行内线作战的指示精神，采取“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战法，指挥红二、六军团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1935年9月起，蒋介石又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围剿”红二、六军团。贺龙与任弼时等决定率部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初，贺龙指挥所部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包围中，采取忽南忽北、时东时西地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转战千里。3月下旬，贺龙率部跳出包围圈，进占贵州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月底，收到红军总司令部关于要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军主力会合的电报，遂率部西进。7月初，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由红二、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下旬，率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北上途中，贺龙、任弼时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机智巧妙的斗争。贺龙曾当面告诫张国焘：“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知道贺龙的为人，从内心里对他有些畏惧，果然不敢讲不利团结的话。朱德后来讲起此事时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度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创建和领导晋西北、晋绥抗日根据地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的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下辖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及炮兵、辎重、工兵、特务营，全师共1.4万人。
9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东渡黄河，进抵晋西北抗日前线。这时，日军正长驱直入，矛头直指太原，阎锡山集中8万兵力，在忻口地区与日军会战。贺龙奉命率第一二〇师在日军的侧翼袭击和钳制敌人，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各部队在雁门关、阳明堡地区频繁伏击、袭击敌人，作战数十次，歼敌12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敌人从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会战。随后，贺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指挥部队分赴岢岚、五寨、偏关等敌后14个县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为配合友军作战，摧毁敌占交通线，贺龙率第一二〇师主力对同蒲路阳曲至忻县段开展破袭战，经十天奋战，歼敌800余人，攻占平社、田庄等车站7处，炸毁日军军列3列，拆毁铁路10余公里，破坏桥梁8座，切断了日军在同蒲路北段的交通。3月，日军万余人分五路向第一二〇师进攻，先后占领宁武、神池、偏关、保德等7座县城，直接威胁陕北。贺龙抓住日军远离据点、战线较长、补给困难、兵力分散等弱点，集中主力近10个团的兵力，采取围城打援、袭击战、伏击战等战法，连续作战40余天，歼敌15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一举收复了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粉碎日军进攻后，贺龙等根据毛泽东“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电报指示，组成了由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以该旅第七一五团为主力的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同时，派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开赴浑源、广灵地区，配合晋察冀边区创建恒山抗日根据地；派宋时轮支队开赴冀察边区，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并相机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这样，第一二〇师开辟了晋西北、绥远和晋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贺龙、关向应奉命率领一部主力东进冀中，贺龙兼任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八路军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冀中地区部队作战，1939年4月，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又名吉田大队）进犯河间东北的齐会村。贺龙决心抓住敌人对八路军情况不明、孤军深入、支援兵力不足的弱点，集中7个团的优势兵力，将来犯之敌歼灭。战斗打响后，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中了日军施放的毒气后，仍坚守指挥岗位。经过三昼夜激战，歼灭日军700余人。齐会战斗是第一二〇师在平原上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成功的战斗。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河间一役，我贺师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震奋，不但给了敌人‘扫荡’计划以有力回击，增加在敌后活动的其他游击队胜利的信心，并以事实揭破了部分别有用心的顽固派分子对八路军的造谣中伤、恶意宣传的鬼计。”社论强调：“我贺师长更于河间战斗中，亲率全体官兵，英勇出入敌阵地，冒烈火毒焰，击溃顽敌，虽不幸中毒负伤，但这是光荣伟大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证明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奋斗意志，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是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中共中央书记处亦致电贺龙：“电讯传来，惊悉在此次河间战斗中，你亲临炮火，冲锋杀敌，致中毒负伤，其他指战员同志亦多中毒者，我们无任系念，尚望安心治疗，为革命保重。同时，请代中央向一切受伤指战员同志致亲切慰问之意。”蒋介石也发来慰勉电：
“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
8月，为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中央军委命令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迅速移防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9月下旬，部队西进途中，突遇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三十一大队和伪军1500余人奔袭行唐县陈庄，那里驻有晋察冀军区的后方机关及抗大二分校。贺龙、聂荣臻和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商量后，决心利用敌人孤军深入的弱点，吃掉这股敌人。9月25日至30日，贺龙指挥一二〇师部队和冀中部队6个团，激战六天五夜，一举歼灭日、伪军1380余人，俘虏16人。陈庄战斗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敌后战场模范歼灭战之一，也是贺龙用兵的杰作之一。
贺龙率第一二〇师在冀中转战9个多月，大小战斗120余次，歼敌5000余人，先后挫败了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围攻，帮助了冀中八路军三纵队，巩固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部队由刚到冀中时的6000余人发展到2.1万人，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赋予的任务。
1940年2月，根据中央在晋西北及绥远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的重大部署，贺龙率部返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领导军民挫败了日、伪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8月指挥第一二〇师和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一部参加百团大战，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1月，贺龙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同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指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
1942年，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晋绥分局委员，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打破敌人封锁，度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同年冬天起，贺龙领导军民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摧毁日、伪军大批据点和“维持会”，逐步把敌人挤回到交通线附近，并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1943年10月，贺龙指挥部队在甄家庄全歼日军700余人，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就此战例论述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晋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效发挥了各抗日根据地与中央联系的重要通道和陕甘宁边区坚强屏障的重要作用。1940年下半年，第一二〇师好不容易筹集到三四十万块银元。当时党中央机关经费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打电报向一二〇师求援，贺龙当即决定拿出2/3资金连夜送往延安。下面人急了：“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他把支持党中央，支持延安，视为义不容辞的任务。抗战期间，贺龙从晋绥调往延安的资金难以统计。一二〇师所属三五九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南泥湾开荒种地26.1万亩，使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三年共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上缴公粮1万石。毛泽东给旅长王震题词“有创造性”，给三五九旅题词“生产模范”。贺龙还成立晋西北军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组织两个营的交通大队，在兴县设两个招待所，专门担负护送延安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任务。贺龙说：“兴县是延安的大门，我们要为党中央看好这个大门。一方面要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一方面要把过往同志的生活照顾好。”1942年秋，彭德怀从太行山到延安开会，在兴县中转时说：“我们从太行出来，经过若干道封锁线，东西都扔光了，感谢你们把吃的、穿的、牲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贺总宁肯自己吃黑豆，也要招待好过往的干部，我很钦佩。”
1945年2月中旬，贺龙指挥的春季攻势，历时68天，经过537次战斗，毙伤日、伪军1590人，俘虏和瓦解伪军870人，收复方山、岚县和五寨县城及其他据点54处，扩大解放区面积840平方千米，解放人口9.4万。
抗战期间，著名WgRh/PVcNZS34Mrom2Wvh8hKOm4MZWm0EPe4wE4ekzU=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称赞贺龙：“体国公忠似赵云，坚强活泼更超群，云龙气概难比拟，李牧廉颇两将军。”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贺龙指挥第一二〇师和晋绥军区部队共作战近2万次，歼灭日、伪军10万余人，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参加对侵华日军的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统筹西北解放战争后方
工作和根据地建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津浦、平汉铁路向各解放区进犯，勾结日、伪军夺占城市和交通要道。1945年9月初，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联合绥蒙伪军在夺取包头、归绥、集宁等城后沿平绥路向东推进，先头部队直指张家口。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共同发起绥远战役，歼灭傅作义部主力。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贺龙率部收复被国民党军强占的丰镇、集宁等城镇后，又向卓资山发起进攻，以分割穿插的战术，于25日歼灭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新编二十六师4000余人，取得了自卫反击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12月，贺龙集中两区兵力，数度攻击包头未果，遂下令停止攻城，撤出对包头、归绥的包围。绥远战役历时50余天，虽未实现预定目的，但歼灭了1.2万敌人，解放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控制平绥路的企图。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贺龙和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首先消灭阎锡山部，切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孤立并相机夺取大同”的指示，部署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各一部，首先攻占了朔县、宁武、繁峙等地。随即，组成晋北野战军，统一指挥两军区部队发起晋北战役，歼敌8600余人，控制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地段，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34个旅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陕北的野战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按惯例，陕北部队应由贺龙指挥，但他远在晋绥前线。因此，中央在陕北面临大敌的形势下，作出了这一决定。贺龙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他对老部下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贺龙又将晋绥第二、第三纵队调归彭德怀指挥。这样贺龙的晋绥野战部队主力全部调往陕北。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改称西北野战军。毛泽东亲自与贺龙谈话，让他把陕北和晋绥统管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
贺龙一辈子带兵打仗，大战来临之际“改行”管后方，有些人不理解。贺龙说：“共产党员一切都要听党的。”他再次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并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在天灾、地瘠、民贫等困难条件下，一面指挥所属15个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民兵，积极配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保障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同时负责整个西北战场后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
1947年8月中旬，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兼程东渡。在延安的胡宗南果然误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进击，勿失此千载良机”。彭德怀抓住这个战机，指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之一整编第三十六师。此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赶到黄河以东的企图，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刚到河东的山西临县，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石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没几天，中央军委又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食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西北战场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贺龙集中党政军民所有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动员成千上万的运粮大军把粮食运往陕北战场，保障了部队的急需。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回忆西北解放战争时，感慨地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前方打仗需要大量兵员补充。贺龙通过压缩机关、动员失散人员归队、发动青年参军等办法，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以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或直接升级为野战兵团。到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3个纵队2个旅，发展成为按三三制编制的2个兵团、6个军、18个师共22万人的大军。在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陕甘宁和晋绥边区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
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是贺龙带领的晋绥部队。贺龙虽在后方，但十分关注部队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对将领们与彭德怀在磨合中产生的摩擦，他及时协调解决，告诫部下：“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一向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
的卓越领导人
1949年11月，贺龙奉命率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一部入四川作战，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西南局统一部署下，他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和被俘人员共约90万人的整编及改造工作，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85万人，稳定了西南的局势。10月，贺龙和邓小平指挥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打开了进藏门户，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4年11月，贺龙到北京工作。在主持国家体委，参与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外交工作的同时，参与领导了解放军精简整编、义务兵役制、军衔制的研究和制定工作。1959年9月，贺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他郑重表态：“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在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提出了《关于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建议》，即著名的“三五八规划”—“三年开始突破尖端，五年大体形成体系，八年基本上达到独立完整。”同时，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贺龙认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必须早日建成，要奋力攀登军事技术高峰，早日使人民解放军成为具有现代化装备的革命军队。为此，他提出国防工业要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从产品的设计、试制、试验和生产，到原材料供应，都要立足于国内。他提出，国防工业必须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只有经济建设发展了，国防建设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国防工业必须要“军民结合，以军为主”，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努力增加产品数量。贺龙的这些重要观点和主张，使新中国国防工业第一次有了系统、全面、科学的工作准则，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1964年，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要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杀敌本领。在训练中，要“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战斗员要提高已有技术，并掌握新的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各部门工作人员都要以提高自己业务为中心”，进行训练“不要搞形式主义”。1月，他和叶剑英积极向全军介绍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并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等领导全军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他不辞劳苦，深入训练现场，亲自检阅一些兵种和军区组织的军事表演和民兵训练，要求部队要苦练、巧练，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熟练掌握新式武器装备和技术，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1964年“全军大比武”活动，在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他坚贞不屈，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贺龙的英名彪炳史册，他的不朽功勋，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