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成立于1938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电影团用最简陋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军民从最为艰苦的时刻一路走来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

建立电影机构的初步尝试

1937年，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根据地电影事业的重要条件。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提出：“加强国际宣传（电影、画册、报章、共同宣言、代表团等），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抵货，不卖军火给日本而卖给我们……”为此，中国共产党曾经尝试在根据地建立电影机构。1938年1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告以延安拟发展电影事业，请邓发设法募集全副摄影机和放映机，并配足底片5万尺和苏联新制影片的一些拷贝。

1938年4月1日，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高朗山任主任，赵品三任副主任，艾丁为秘书长兼总务部长，徐肖冰为技术部长。徐肖冰回忆：“由于抗日战争宣传的需要，延安决定成立一个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把在延安的许多热心电影事业的人员都集中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些领导也参加进来，便于协调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原刊载于《新中华报》的《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启事》中可以看出，中共成立电影社的目的有二：一是，用抗战中血的经验来教育全中国的人民，使他们更坚决地走上抗战的道路。二是，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是怎样英勇地在为着正义而抗战着，并以活生生的事实，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启事》中还提到：“我们热烈地与全国电影取好亲密的联系，希望在各方面给我们指导和帮助”，“我们除了拍摄抗战影片外，还摄制前方抗战和边区生活等新闻照片”，“如有指示，请至汉口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商讨，或致函本社，无任欢迎”。在此后的两个月间，《新中华报》又连续发表了两则启事，通报电影社建设进展情况。这进一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欲在延安建立电影事业的愿望。

按照计划，电影社将于1938年5月开始放映影片。当时，电影在中国的普及率还不高，从事电影拍摄、制作、放映的机构和人员大多集中在上海、香港等大都市。相比之下，延安地处偏僻，条件十分艰苦，既缺少专业的摄影人员，也没有拍摄电影所需要的器材。为此，中国共产党再次“派员赴西安、汉口购置机件”，但“无奈自抗战以后，海岸受封锁，运输困难，故该地缺乏，无从采购”。由于客观上存在的困难，电影社未能顺利开展工作。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抗敌电影社，却是人民政权创立新闻电影事业的最早尝试。

二、招纳专业人员与筹备电影摄影设备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电影机构，面临两大关键挑战：专业电影人才的极度匮乏与电影摄影设备的短缺。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这两大问题逐渐得以解决。

（一）专业人员的组织动员

专业的电影人员是党发展电影事业的重要基础。当时的延安专门从事过摄影工作的人很少，而在延安的抗敌电影社中，仅有徐肖冰一人专门从事过电影摄影工作。

为此，周恩来利用领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工作的机会，为中共招纳专业人员。在国共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之下，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周恩来的动员下，郭沫若从长沙前往武汉，担任主管宣传工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4月1日，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光未然等众多知名人士组成了坚强阵容。此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三厅内还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特别支部。周恩来、郭沫若等通过这个机构，在武汉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有不少进步电影工作者也来到武汉。上海沦陷后，各电影公司纷纷停业关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私营电影企业被战争摧毁，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官营电影产业体系成为当时国统区电影的产业基础。中国电影制片厂是由国民党南昌行营电影股扩充而来，直属政治部，接受三厅指导。此时，大批电影工作者组成了13个上海救亡演剧队分别开赴后方与前线，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辗转抵达武汉。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有不少参加过左翼电影拍摄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阳翰笙、田汉、史东山、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郑君里、舒绣文、黎莉莉、赵丹、白杨等电影工作者，参加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利用中国电影制片厂这一国民党的电影制片基地，积极开展抗战电影创作。

当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袁牧之主动向党组织请缨，前往延安开展拍摄工作。此前，在上海期间，袁牧之曾在“电通”和“明星”两家电影公司担任编导、演员等，参与拍摄《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桃李劫》等影片，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1937年，袁牧之与陈波儿、钱筱璋一起离开上海。在阳翰笙的帮助下一同前往武汉。起初，袁牧之要求到前线去。但是，依据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随军记者及摄影人员暂行规则》，新闻记者及摄影人员欲随军工作，须呈由（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审查合格，并转由军事委员会发给随军证，否则无法前往前线拍摄。当时袁牧之选择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在完成《八百壮士》的拍摄工作之后，袁牧之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该片（《八百壮士》）内容是写国民党的一个营在上海四行仓库内坚持与日寇作战的故事……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都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此时的袁牧之并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已经产生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真实地报道华北敌后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的想法。

但那时的袁牧之赤手空拳，没有拍摄影片所需的经费和器材。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这一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当时，陈波儿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经过她的介绍，党组织接待了袁牧之，了解了他的意图。据钱筱璋回忆，当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十分赞成袁牧之的设想，同意帮助他实现他的愿望，批准袁牧之与陈波儿到延安。由于袁牧之的专长在于表演和编导工作，但在电影摄影技术方面，则难以把握。于是，他邀请了电影摄影师吴印咸来到武汉一同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动员下，吴印咸同意前往延安。

（二）电影摄影设备的艰难筹备

电影摄影设备的获取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电影机构的另一关键因素。在战时封锁、经费拮据和电影摄影设备完全依赖进口等重重困境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统战工作获得国际援助、香港采购等方式，完成了这一艰难的任务。

当时，中国电影从摄影器材、胶卷到放映设备，全赖海外进口。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之后，电影拍摄所需进口的胶片、底片极度短缺，就连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胶片短缺的问题。因此，仅凭袁牧之和吴印咸的个人力量难以获得这些电影摄影设备。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费非常紧张。1938年5月8日，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的报告中也提到：“不久前刚参加八路军的许多新兵没有服装。冬天他们没有棉衣。虽然规定了战士的薪饷（每月一元钱的零花钱），但由于经费困难，我们连这样的零花钱也不能按时发放”。这清楚表明，仅靠蒋介石提供的经费难以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发展。此外，外部援助同样未能有效缓解困境。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答应中国共产党拨款150万美元，但最终只援助了50万美元。

然而，即使在这样严峻的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给予了袁牧之极大的支持。据徐肖冰回忆：“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派赵品三同志和我到汉口去采购电影器材的事，我们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向周副主席请示汇报购买电影器材的事，他对我们说，拍电影的事已经聘请电影名家袁牧之和吴印咸在办理中”。

党组织派遣袁牧之前往香港购买电影设备，这一重要任务，得到了中共香港党组织的支援。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对外称“粤华公司”。办事处由廖承志任主任，潘汉年协助工作，负责抗日宣传、开展统战工作、接收和转运海外捐款捐物、输送专业技术人员和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等方面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里，便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和大批物资，同时为保障转运物资等任务的顺利完成，香港办事处做了艰巨复杂的组织工作。得益于此，1938年夏，袁牧之到达香港，在廖承志的帮助下，购得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等全套16毫米摄影器材及数万尺胶片，圆满完成了采购任务。

还有一部分设备是由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赠送的。这要归功于周恩来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上作出的贡献。1938年3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来华拍摄新闻纪录片的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伊文思在津浦战场拍摄纪录片后，希望到延安去拍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但遭到国民政府的阻挠。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在武汉拍摄了中共代表团活动的镜头。后来，伊文思回忆周恩来时说道：“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在离开汉口前，伊文思认为：“既然不能亲去延安，我完全可以将我的摄影机交给中国同志，让他们带到延安去工作。”当时，中共党组织派遣吴印咸完成了这部电影摄影机的接收任务。

由此，加上吴印咸自己购买的两台照相机，及吴印咸曾赠送给徐肖冰的一台照相机，共两台电影摄影机、三台照相机（它们被吴印咸戏称为“两动三呆”），还有16000英尺35毫米底片和一些洗印药品，这就是电影摄影队的全部生产资料。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人员与设备送往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吸引着千百万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和抗日64a3fd8db2a2e23678aeba71ff863f7a志士。他们从沦陷区、国统区，甚至海外各地前往延安，不仅要冒着日军的炮火和空袭，还要冲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和阻挠，可谓历尽千辛万苦。而当时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担负着向延安和抗日前线输送青年和科技、文化人员的任务。据钱之光回忆：“1938年八九月份，武汉形势逐渐紧张，党组织更是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去抗日根据地。这时，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有二三十人、五六十人的，多的时候也有上百人的，成批地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在动身前，都在武汉办事处集中，每人发给军服，并发零用钱，由办事处把他们送到江岸车站，有的坐火车去西安转赴延安，有的直接去抗日前线。”武汉办事处介绍和送去延安的青年有近千人，其中不少是科学技术人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将专业人员和电影摄影设备安全送往延安根据地的重要保障。1938年秋天，袁牧之和吴印咸在武汉办事处的帮助下，“身穿八路军军服，化装成一般八路军战士”，带着一批摄影器材和胶片，从武汉坐火车到西安，最后到达延安。

三、延安电影团在根据地开展的电影摄影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延安电影团克服经费短缺、设备简陋、水电短缺、胶片不足等问题，于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扎根根据地，积极开展纪录片摄制与电影放映工作。

1938年8月18日，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然而，其生存与发展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1939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顽固派共发起三次反共高潮，这直接影响到根据地电影事业的发展。其发展所需经费、器材面临严重不足。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需要同时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提到：“从今年1月至今，蒋介石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财政困难”。但是，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坚定支持根据地电影事业发展。延安电影团从初创时6名成员，到1942年已经发展到40人左右。在缺少水电设备、技术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摄影队转战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前线，陆续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等20多部（种）新闻纪录片或新闻素材，并肩负起为根据地军民放映电影的使命。

延安电影团刚刚成立时，只有一个摄影队，其成员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叶苍林、魏起、王旭等六人，谭政任团长，李肃任指导员。其中，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从事过电影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编导、吴印咸负责技术和摄影、徐肖冰负责摄影。魏起、叶苍林等人分别负责场记和总务。钱筱璋称此时的电影团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影片摄制组”。

电影团成立后，立即着手拍摄第一部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该部纪录片由袁牧之负责编写提纲，吴印咸在担任摄影队长的同时，与徐肖冰共同担任摄影。袁牧之作为编导，首先深入延安的各个方面去体验生活，进行采访、调查研究，并动手编写拍摄提纲。提纲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冲破艰难险阻奔向延安。第二部分为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第三部分为八路军的战斗生活。第四部分为抵延青年的学习及开赴各地工作情景。依据拍摄提纲，在总体上，他将影片的内容划分为延安生活和八路军生活两个部分：首先拍摄延安生活的有关素材，然后到前线和敌后去拍摄有关八路军的素材。与此同时，吴印咸与徐肖冰开始了在延安的素材拍摄工作。

1938年10月1日，经过袁牧之对拍摄提纲反复研究定稿后，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在陕西中部黄帝陵开拍。在延安的拍摄任务完成之后，1939年1月，延安电影团分两路到敌后拍摄，吴印咸前往晋西北和平西（今北京以西）妙峰山一带，袁牧之、徐肖冰去晋东南及晋察冀一带。在八路军的全力配合下，延安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忍受着严寒，“踏遍了八路军整个北部战线”开展拍摄工作。关于这一年的工作，徐肖冰曾回忆道：“（电影团成员）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最多的一次跑了一百四十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和我，幸亏部队（八路军）保护突围出来”。1939年底，袁牧之携带已经拍好的胶片先行回到延安。1940年2月，两个摄制组再次分别出发前往平西和太行山区，开始了更加艰苦的拍摄历程。两个摄制组在不久后返回延安，将拍摄好的素材交给袁牧之。《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成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称赞其内容“非常生动、丰富、现实”。

素材虽然拍好了，但如何将其剪辑、显影成一部真正的电影呢？当时的延安技术条件简陋，延安电影团成员无法在延安完成显影和剪辑。为此，194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季米特洛夫、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电报中提到：“经过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些胶卷送往莫斯科显影，以使这些复杂的照片能正确地剪辑成影片”，“为给影片配上中国音乐和解说，并使它变成较好的音乐片，我们决定派摄影师袁牧之和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去莫斯科”。就这样，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拍摄好的胶片前往苏联。遗憾的是，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导致胶片遗失，他们未能完成制片工作。但这部影片是延安电影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深入群众、深入前线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影片不但介绍了当时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还生动地反映了晋察冀、平西、太行山等敌后根据地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军民关系情况，在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就在延安电影团出发拍摄《延安与八路军》期间，1939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电影放映队。1940年6月，放映队与延安电影团合并。此时的延安电影团由吴印咸主持日常工作，下辖两支队伍：一是摄影队，吴印咸担任队长；一是放映队，余丰担任队长。放映队的队员最初只有吴德礼、席珍、唐泽华，后来赵天培、鲁克等人才陆续调入放映队。他们大都是从延安的各个单位抽调而来，不了解如何放映电影。起初，他们以为这项工作是让他们演电影、当演员。此后，经过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他们逐步学习了基本电学、机械学、动力学、摄影技术等，进而逐步掌握了电影放映技术。

放映队的工作条件同样十分艰苦。在设备方面，当时的放映队只有苏联赠送的两台放映机及三台发电机。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炎夏酷暑，只要有放映任务，放映队就把机器和影片用牲口驮起，步行翻山越岭，涉水穿沟，不辞辛苦为群众服务。放映队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甚至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地区。在内容方面，一方面放映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电影，另一方面放映苏联原版片。1942年后，中国共产党又从重庆陆续输送到延安一些表现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由于放映队放映的大都是俄语原版电影，观众听不懂对白，更不可能了解剧情。为此，放映队员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地说清故事的情节、人物关系等内容，帮助观众了解影片内容。放映队员用留声机配乐，放映效果良好。这些影片受到了广大军民观众的热烈欢迎。

1943年，延安电影团还拍摄了以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生产为主题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白求恩大夫》《国际青年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新闻素材，为后世保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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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这部影片，它是延安电影团在根据地制成上映的第一部影片，也是延安电影团摄影队、放映队通力合作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由吴印咸、徐肖冰负责摄影，钱筱璋负责剪辑，周从初负责洗印。他们克服了设备简陋、胶片不足、水电缺乏等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电影的拍摄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影片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解放日报》于1943年1月27日和2月5日分别刊发《〈陕北江南〉摄成影片》《〈南泥湾〉影片连日在各处放映》，详细报道了影片的拍摄和放映过程。报道称，“总政电影团（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为使边区各界了解南泥湾之真实情况与学习三五九旅艰苦卓绝之生产精神，特将该旅开辟南泥湾之经过详情，一一摄成电影。此项工作耗时数月，历尽苦难……”，“该片计长四大本，全部音乐配音……该片将在延（安）普遍放映，以广宣传”。在影片放映时，由于当时的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大家又不甘心放“哑巴”电影，于是席珍等人设法借来手摇马达、扩大器、留声机和交响音乐唱片为电影配乐，如此电影便有了声音。1943年2月，《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首映，获得观众的一致赞扬。此后，放映队用毛驴驮着放映机、手摇发电机和这部电影走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和乡村。人们跑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前来观看“自己的电影”。

1943年后形势愈发严峻。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器材和胶片来源断绝，电影摄制工作被迫停止。据钱筱璋回忆，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正处在严重困难中，中共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紧缩行政机构，精简人员编制。当时像电影团这样的机构，照理是属于裁减之内的，可党考虑到电影的重要作用和今后发展的需要，决定保留这个机构。此后，延安电影团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不但自建了冲洗、晒印、放大等简陋设备，办摄影展览会，建立照相馆，还自建了六间新房，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延安电影团完成了在延安的光荣使命，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东北兴山，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