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锋，1950年生。国家一级演员、一级导演，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1978年调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2012年退休。现任中国话剧协会副主席，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

光荣加入乌兰牧骑

我叫宋国锋，内蒙古赤峰人，中共党员，1950年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1966年加入赤峰市乌兰牧骑。加入赤峰市乌兰牧骑也是机缘巧合。赤峰市乌兰牧骑组建的时候，我还在赤峰三中读初中。初二下半学期时，我在学校排演的小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里饰演一个“父亲”的角色，表现还不错，这大概就是我艺术生涯的开端吧。当时是1965年底，就是我们演这个小话剧的时候，赤峰市为组建乌兰牧骑正在选拔人员，市里有关部门来了很多人到学校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看了之后应该是挺认可我们的演出。1966年3月1日开学后，学校找我谈话，要给我安排工作，说赤峰市要组建乌兰牧骑，让我去参加。那时候我年龄尚小，才16岁，中学还没读完，我也不知道乌兰牧骑是干什么的。学校老师解释说，乌兰牧骑就算是文工团吧，就这么个性质。然后我就去参加赤峰市乌兰牧骑了，由此开始了我的演艺生涯。

我是1966年3月去报到的，当时乌兰牧骑还是筹备阶段。1966年5月1日，赤峰市乌兰牧骑正式成立。当天，在体育场，我们穿着蒙古袍，打着红旗，红旗上写着“赤峰市乌兰牧骑”，每人背着一个小行李箱，飒爽英姿，很招人羡慕。一支年轻的队伍，在所有的游行队伍之前，打着红旗，跳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段舞蹈走过主席台。当时特别轰动，因为乌兰牧骑是新生事物。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有文件，要求每个符合条件的旗县市都要成立乌兰牧骑。队伍有一定要求，要短小精悍、一专多能，人员配置最多15人。当时我们组建的乌兰牧骑就是13个人。

在赤峰市乌兰牧骑的日子

在赤峰市乌兰牧骑的日子丰富多彩、令人难忘。我们乌兰牧骑成立之后不久，1966年5月7日，我们就到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去学习，因为它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最早的乌兰牧骑之一，和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几乎同时成立，后者先挂的牌子。后来，在1965年乌兰牧骑的全国巡回演出中，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好些老前辈、老队员们都是参加了的。他们也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因此，我们一直把翁牛特乌兰牧骑当榜样。所以赤峰市乌兰牧骑建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全体到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学习。

我们去学习的时候，他们的几个功勋队员都在。跳顶碗舞的宋正玉，还有陶娅、小姜、乌国政、吴甫汕，他们都是最老的队员。当时我们JA/SmG83NyNZwmZGoU464z0zg10kdKBSx1uNoZgXAzQ=就跟他们学习，学什么呢？主要是基本功，每天把上、把下。还有舞蹈，包括压腿、踢腿，还有小翻、小蹦等一些武功，以及民族舞蹈、骑马步等各种内容，学的东西很多。当时我们就是一张白纸，天天跟他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后来就学习节目，除了人家练的舞蹈，以及一些蒙古族舞蹈之外，还有一些表演性的节目，像好来宝、表演唱、蒙古语说书等。那段时间的生活特别丰富，学习内容也丰富，而且收获极大。我们学习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基本功开始，一直学到掌握了一台完整的节目。回来之后，我们就满怀激情地开始下乡演出。

我们从民间艺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蒙古族的艺术，像说书、好来宝。原来赤峰市文化馆的刘瑞钧老师，西河大鼓说得好，乌兰牧骑好几位队员就跟着他学。还有评书、相声，我们都拜老艺人为师，向他们学习。

我刚加入乌兰牧骑时，年纪算比较小的。队员中有赤峰二中的毕业生、赤峰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还有来自原来文化馆、社会上的几位同志。演出的时候，因为队伍小，上山下乡都比较方便。我们可以说一挂马车拉起就走，到时候行李卷儿打上，往车上一放，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每次到演出的地方，我们自己动手搭舞台或者修土台子。当时赤峰农村比较落后，很多演出的地方没有电，于是我们就在台口的地方拉一根铁丝，然后用几根一米长左右的8号铁线，一头弯上钩，一头缠一个大大棉球，棉球蘸柴油点燃挂在铁丝上，这就是照明设备。所以那时候演出结束下了舞台之后，我们都满脸漆黑，鼻孔里全是油烟。再后来，情况就逐渐好一些了，农村也有电了，舞台上弄两个碘钨灯，就可以照亮了。

赤峰市乌兰牧骑刚成立时没有办公室，就在赤峰市文化馆办公。从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学习回来后，上级分给我们红山区第一小学的一个小跨院。小跨院有几间房，我们用来集体住宿、练功。当时也没有正儿八经的练功房、排练室。到1970年左右，我们搬到赤峰市总工会，那里有临建的平房，我们在那儿排练。再后来，我们到清真南寺待过几年。后来到头道街老赤峰剧场，在那儿也待了两年。最后搬到了文化大厦，在红旗剧场的对面。当时我们有四层楼，有办公室，我担任队长，有队长办公室。有两三个排练厅，还给了个“辽老大”卡车，一步步好起来，“鸟枪换炮”了。

那时乌兰牧骑讲究一人、一马、一枪。因为不光要演出，还要办“马背小学”、办展览、演幻灯，到基层给老百姓做一些服务的事情。比如翁牛特旗乌兰牧骑，自己就有一挂大车，还有马。我们的交通工具差一些，毕竟是城市乌兰牧骑，就没养马，没拴车。比如，我们去红庙子，第一站西水地，他们村子派大车来了，把我们的行李、乐器、大件儿拉上，大车绑上架杆。小件儿我们自己背着，跟着车。女生走不动的坐上车，小伙子们就跟着走。头一家到了，支上设备，在那儿演出，住在那儿。第二天一早，下一个村赶车过来接我们，把车装好，又到下一个。这一圈连着走，从红庙子到元宝山、到平庄，再到乃林、五家，大概一两个月。有时走到喀喇沁，还有宁城。我在乌兰牧骑的12年，大概演了2000场左右，脚经常走得磨破皮、起泡。

牧区我们也去过，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只有7个蒙古包，还有去军马场慰问的时候路过一些小嘎查。可以说，原来昭乌达盟所辖范围内，基本上都走过了，像北部旗县的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那时我们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旗，一路都是搓板路，不像现在又是高速又是柏油路，那时候就是沙石路，我们要走两天，中间要住在大板镇。像克什克腾旗的达里湖就更远了。

下乡演出的时候，吃饭派饭，住就分到老乡家去。大部分老乡家的条件也就是维持基本生活。有的老乡家条件比较好，乌兰牧骑去了，他们就把鸡蛋这些舍不得吃的，拿出来给我们吃，或者是拿出黄米面给我们烙粘饼。那个时候的臭虫让人受不了，简直能把人吃了。我们一开灯“哗”的一片，好像潮水一样。现在想想都觉得害怕，晚上睡不了觉，白天还得工作。我们那时候下乡演出，衣服上、头上都有虱子，每天在农村那么滚，洗个澡的地方也没有，能不招虱子嘛，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大家几个人跑到供销社买些干巴饼干，像过年似的，几个人坐在大沟沿儿上抢着吃。

乌兰牧骑一队多用，我们经常开展志愿服务。我的志愿服务项目是剃头，就是理发。1967年，我第一次给老乡剃头。那是在赤峰郊区南山曲家沟，也是个交通不便的“死山村”。我第一次剃头，推子也不会用，一下子就夹住了老乡头发，疼得他直喊。我说“不行就换个人给你剃头吧”，农民大哥说就你吧。老乡还挺支持我。人家挺长头发，我这边推短了推那边，怎么也剃不齐。人家最后说，得了，你给我剃个秃子吧。老乡们也很可爱。

通过这些志愿服务，我们和老乡打成一片。给剃完头发，很快就成了兄弟。下次再去，烀红薯、烀玉米，就兜着给我们送来了。我们不吃都不行，走了的话，给我们放车上。有一次，我们一个队员一下坐在烀红薯上，烫得嗷嗷叫，把烀红薯坐成了红薯饼。

再比如，帮群众挑水、扫地也是必须的。我们进了老乡家门，先看看水缸有没有水。没水就拎上扁担、水桶挑水去，有的地方挺远，可不像现在，家家有自来水。曲家沟全村就一口井，打水就得上井上拿着大辘轳一圈圈地摇，摇一筒子水倒在桶里。得倒三四次才能凑一桶，两桶凑满后挑着给人送去倒在缸里。放下桶，就扫院子。我们养成了习惯，这些活儿我们都抢着干。女生看着人家妇女正在烧柴火做饭，跑过去帮着烧火，都是这样。

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情

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的日子也令人难忘。1971年，我们在红庙子那个地方，集中劳动了几个月，那是真苦，最大的苦就是吃不饱。因为老乡家基本上都是玉米面，我们吃的玉米面基本上都是发霉的。还要向贫下中农学习，重活儿都是我们去干，包括和泥、脱大坯、给房子顶上换瓦、叉着泥往房顶上扔这些活儿，当时累得上不去炕。还有耪地也很累。现在什么苦也能吃，什么罪也能受，都是因为当时的磨练。

有个印象很深的事情。1971年还是1972年的时候，在西水地，当时乌兰牧骑买了个“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那个时候半导体收音机太稀有了，很少有人见过。我拿着这个收音机到农村去之后，引起了轰动。我举着收音机在前面走，上百人在后面排着大队跟着我。有人给拍的照片，像游行似的。那个收音机不大，我在手里举着，周围人就纳闷，发出声音的“这小人在哪儿呢？他咋进去的呢？在哪儿说话呢？”人群跟着我，闹哄哄的。后来到了西瓜地、香瓜地，人们都围着，差一点进了人家瓜地。看瓜的人说，“你去吃瓜，随便吃。我们在这里琢磨琢磨这小人儿从哪里进去的”。后来我说，这么着吧，我把半导体挂在瓜地外的树上，大家就在树下听。当时人们围着听收音机的场景特别壮观，大家都有对于新事物好奇、喜爱的感觉。

我们一整轮演出需要几个月时间。第一次演出结束，等到第二次再去，大家就像接待家人亲人一样对待我们了。因为认识了，上一次来过了。或者上一次在谁家吃过饭、在谁家住过，老乡们就会当作一种很荣耀的事情，和乡亲们、乡邻们炫耀说：“那谁在我们家吃过饭”，“那谁在我们家住的”。有的人就说，下回再来，我也拉着你们去我们家吃饭去。逐渐地，乌兰牧骑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群众自己种的火烟下来之后，他们晾完了、烤完了以后，有的还给弄点儿蜂蜜、喷点酒，留好了。等乌兰牧骑来了，就给我们卷挺粗挺长的烟卷儿，让我们抽。我第一次就让这东西给抽醉了，抽得差点儿吐了。这都是乡亲们热情的结果，就是把乌兰牧骑当成贵宾来对待。

我在赤峰市乌兰牧骑工作了12年。这12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常常说，如果没有乌兰牧骑，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回忆起乌兰牧骑的岁月，回忆起当年上山下乡的日子，确实觉得值得留恋，值得回忆。

我觉得重要的是乌兰牧骑精神。这是乌兰牧骑所独有的吃苦精神、敬业精神、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服务大众的精神。群众是天，乌兰牧骑队员可以只为一个人演出，十几个人的一支队伍可以到牧区去为一个蒙古包、为一位在牧场游牧的牧民去演出。乌兰牧骑不计条件，而且那时也没所谓个人利益，什么都能牺牲，女同志刚生完孩子，马上断奶就跟着去演出，

有时背着孩子去演出。这些事情现在很难想象，但确实是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老一辈队员和同事们身上，感受到了什么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还有对艺术严谨认真的态度，在乌兰牧骑老队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乌兰牧骑的艺术训练都是自觉的，宋正玉为了练顶碗舞，从早晨一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

碗始终在头上顶着，我们去他们那里学习时发现，宋正玉头顶上那一圈头发因为训练都磨没了。老赤峰市乌兰牧骑的张景瑞，天

天地练，二胡、京胡、黑管，所有这些带眼儿的、带弦儿的乐器，没有不精通的。乌兰牧骑还有团结拼搏的优良传统。在赤峰市

乌兰牧骑，包括我见过的其他乌兰牧骑，都有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的同志，各族在

一起都显得很和谐。现在的乌兰牧骑领导者

和乌兰牧骑从业人员，要继续传承和弘扬

乌兰牧骑精神，还要迈开腿、走下去，生活在泥土当中，生活在群众当中。这是乌兰牧骑存在的重要法宝。我觉得，不要离开

这片热土，这是最重要的。（责任编辑 袁倩）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口述史视野下的乌兰牧骑精神研究”（21BMZ162）阶段性成果]

整理者：刘晓堂，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静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