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1897—1942），湖北黄冈人，又名林毓英、林仲丹，曾化名李福生、张浩等。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是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1924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3年至1935年10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11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区工作部部长，援西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委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1937年10月起改为政治委员）等职，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1942年3月6日，在延安病逝。林育英病逝后，毛泽东亲自抬棺、执绋并献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坚持学习，追求真理

1897年2月25日，林育英出生在湖北黄州林家染铺湾（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镇）一个贫苦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在八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在同辈叔伯兄弟十人中排行第八，被称为“八哥”。

林育英1904年入学，在林家染铺湾读私塾。他刻苦学习，成为私塾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1907年，林育英转入李卓侯（地质学家李四光之父）创办的回龙山新庙公立小学（后改称东乡小学）就读。正是在李卓侯的教育引导下，少年林育英的心里播下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种子。1912年秋，林育英与堂弟林育南一起考入黄州东路模范小学。1915年，因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林育英不得不辍学回家，转而又随父亲学习染布织布，不久之后就成了家里的劳动能手。从1904年到1915年这11年间，是林育英系统学习最长的时SdNFWoQHPhgEGdbQ/4dBSQ==期，为他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夯实了基础。其间，林育英经常与林育南通信往来，加强学习，交换心得，了解外界有关情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武汉学界在恽代英和林育南、李书渠（李伯刚）等领导下率先响应，在武汉地区掀起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高潮。林育南从武汉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介绍了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武汉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林育英深受启发，带领乡亲们效法北京、武汉的爱国青年，组织开展了一些爱国运动。

1924年秋，中共安源地委决定派遣林育英、李求实等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林育英去苏联学习时的介绍信，系由时任共青团安源地委秘书（书记）贺昌所写。当林育南得知他要去苏联学习的消息后，立即回信鼓励：“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在莫斯科，林育英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SdNFWoQHPhgEGdbQ/4dBSQ==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聆听了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讲演。林育英各门功课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并能熟练地用俄语读、写、译。1925年8月，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后，自觉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新的革命实践之中，在其后负责领导上海、湖南、安源等地相关区域的工人或工农运动中屡建功勋。

不幸被捕，坚贞不屈

林育英曾多次被捕，身体受到了敌人的严重摧残，但他对党忠心耿耿，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生命，在长期的苦难岁月中，始终如一，奋斗不懈。

林育英第一次受重伤，是从苏联学习结业回国后不久。1925年12月6日，时任中共上海地委杨树浦部委书记、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林育英，带领杨树浦工人参加“倒段反奉”大会和示威游行时，被反动军警打成重伤，“头盖骨处受刺刀伤宽一寸七八分，深七分，左手息脉处现青肿色。约八分见方，胸部亦受伤”。游行结束后，林育英因脑部受伤较重且昏迷不醒，被送到宝生路济生医院治疗。鉴于当时上海环境恶劣，加之林育英是通缉首犯，无法在上海长期住院治疗，只能转回家乡养伤。养病期间，林育英并没有真正停歇下来，不仅动员妻子涂俊明参加革命工作，还说服四弟林育农、内弟涂延林等四人一起参加革命。这四人先后在上海地下斗争和长征途中英勇牺牲。

1929年5月30日，是五卅运动四周年纪念日。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各级组织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的指示，林育英与沪西区委决定在当日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5月30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的林育英在沪西区组织电气、电车、估衣等行业工人，举行纪念五卅惨案四周年集会游行时，为救两个女工脱险，当场被打伤，并被捕关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林育英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四个月后，经过党组织的不懈努力，林育英被营救出狱。出狱后，又转移到杭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治疗。1929年10月，林育英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返回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林育英第三次受重伤，是在担任中共地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后。1930年11月，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林育英受省委委派，到抚顺领导开展工人运动。12月下旬，因叛徒出卖，林育英在抚顺被捕，关进了日本人管辖的抚顺警察署监狱，之后又被转到抚顺监狱、沈阳监狱。1932年1月，经过党组织的全力营救，林育英得以出狱。在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中，他经受住了各种残酷刑罚的严峻考验，身上累累伤痕。

1932年2月，林育英与夫人、女儿一起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上海。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在上海北四川路租了一栋房子，让他一家人在此休养。同时，他的住所也成为了党和全总接头、开会的地方。当时，尽管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他仍然积极向党组织请求工作。不久，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就担任全总常委、中华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其间，林育英积极参加了营救太平洋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夫妇的斗争，出席了一系列会议，围绕青工代表、失业运动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意见。

加入共产国际，带回重要资料

林育英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从事工人运动占据了近一大半的时间。1933年1月，为推动各国工人运动向前发展，赤色职工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一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出席大会，同时担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考虑到林育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懂俄文，又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过学，决定派他与会，并担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代表团成员。2月下旬，林育英乘船抵达德国汉堡，随后，在王炳南陪同下前往柏林。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林育英化名李福生，转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成员和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林育英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不仅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也参与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酝酿、讨论和修改工作。为尽快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向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选派人员回国。共产国际认为，选派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应付复杂情况的丰富经验，并需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威望，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慎重考虑，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指派林育英回国。“随着国内同志不断到来，代表团也积极考虑派遣重要干部回国，向已经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于是，张浩承担了这一重任”，文中的张浩即是林育英。季米特洛夫就此事征求林育英的个人意见，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我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困难，保证完成共产国际交给我的这一特殊任务。”

林育英用了近半个多月时间，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牢记于心。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帮助下，林育英正式化名张浩，偕同在苏联受训的报务员赵玉珍带着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一本密码，从内蒙古入境。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1月初，林育英、赵玉珍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定边。之后，由定边县赤卫队护送，于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与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接上了头。张闻天安排林育英住在自己隔壁的窑洞中。李维汉回忆：“1935年11月7日，我们中央机关从吴起镇经下寺湾到了瓦窑堡，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节，所以我的印象深。……当时，我和洛甫等同志还在城外，不久从定边打来电报，说来了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叫张浩，要找党中央。中央立即让赤卫队把人送到瓦窑堡来，等见面，才知道张浩就是当年的林仲丹（林育英）”。

林育英首先向在瓦窑堡的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介绍了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详细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所作的《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报告和“八一宣言”内容，并传达了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内容及中共代表团关于实行抗日救国政策的具体步骤。12月8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林育英汇报了会议情况。15日、16日，毛泽东与林育英进行了长谈。17日，林育英列席了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指导思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林育英的报告和由此应得出的结论，使党的领导者们在12月份忙了整整一个月。”由此可见，林育英自共产国际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传达的文件内容，对于中共中央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敢于斗争，维护团结

林育英回国后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张国焘曾回忆：“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1922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在大革命时期，林育英在武汉开展工人运动，张国焘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两家同住在一个院子的前后楼。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攻击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公开打出反党旗帜，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定》，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张国焘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

瓦窑堡会议刚结束，林育英就向党中央提出“我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毛泽东、张闻天找到林育英，要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调解张国焘与党中央的矛盾和分歧，做说服争取张国焘的工作。

面对党中央交给自己的这一艰巨任务，林育英毫不犹豫地支持党中央，源源不断地打电报给红四方面军，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要求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和党中央会合。1936年1月6日，张国焘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电报，竟然诬告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电报的最后这样写道：“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张国焘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成立的“中共中央”既不合法，也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承认。他心存侥幸，幻想得到共产国际支持。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回电：“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张国焘接到电报后，仍然不愿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也没有回电。

为了更好地让林育英做张国焘的争取工作，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要求张国焘停止一切反党活动。为配合中共中央行动，1月24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共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林育英的电报，不仅不承认张国焘另立的“中央”，而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还提出了解决争论的步骤。收到电报几天后，张国焘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态度明显软化，连续给林育英发了多封电报。之后，林育英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或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联名的方式，多次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北上。后来，张国焘在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指出党内团结的步骤。”经过毛泽东、林育英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之红四方面军“南下”接连失利、“西进”处处碰壁，到达甘孜后仅剩4万余人，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力促会师，肃清错误

林育英为促成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和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积极维护全党的统一和团结，继续做说服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时的张国焘，不仅没有改变同中共中央对抗的立场，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路线，但遭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在甘孜，只许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向红二、六军团介绍通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讲党中央一个字；命令将张国焘送来的《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统统放在政治部，不准发下去。张国焘提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用以多数压少数的办法，迫使红二、红六军团就范，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当即提出：谁作报告？发生争论谁作结论？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

为切实推动张国焘率部北上，7月22日，林育英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全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国际电台联络从6月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中央西北局。8月3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再次催促他率部北上。这些电报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9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宁夏战役作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会宁、通渭等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同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9月21日，张国焘致电朱德，突然变卦，“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同日抵达漳县，要求召开西北局会议讨论。张5WY/L6rFWy4pKjzJBrJtBG2rKedXre0yJR0IVJBOZyQ=国焘对北进方针发生动摇，再次违背中共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打算让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到凉州地区。9月22日，张国焘在与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但他在翌日于漳县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又对北进方针发生动摇，提出了西渡黄河的意见。9月26日，张国焘以“朱、徐、陈、张”署名致电林育英等：“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张闻天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我们应当遵照执行。”

经过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林育英的苦心争取劝导，朱德及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较长时间的斗争，加之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于实现，张国焘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才表示尊重党中央的意见，停止西渡转向北进。9月28日，张国焘等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党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向各部队下达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宣告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分别在将台堡、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为进一步实现红四方面军的团结统一，根据党中央安排，林育英又转身投入了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的行动之中。1936年10月，林育英受党中央派遣，到红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11月上旬，林育英到达关桥堡，与朱德等人共同研究了军事工作。其间，林育英与张国焘进行了长谈，做了大量说明工作和解释工作，消除其疑虑。中旬，林育英到达红四方面军驻地宁夏同心城、豫旺堡，在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工作报告，着重宣传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林育英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劝他不要争辩以往是非。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未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三十一军为基础，加上红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并一个骑兵团等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林育英任政治委员。3月，援西军得知西路军失败的消息后，停止西进，屯兵镇远、凉州地区，全力做好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为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林育英组织援西军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整训，深入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下达后，林育英、刘伯承立即组织全军指战员进行了学习。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指战员提高了思想觉悟，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彻底划清了界限，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1937年8月起，林育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委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政治委员。1938年1月，林育英因身体原因，奉调回延安；3月起任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大队长；在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兼工人学校校长。1940年2月，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任主编。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病逝。3月8日，毛泽东亲献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3月9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参加林育英的葬礼，表达了对林育英的尊重和敬意。

林育英为维护全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贡献，并以巨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奉献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