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训，1930年5月出生，1982年后，担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1994年后，任八届全国政协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等职。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中共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九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

抗日儿童团长

我的老家是江苏盐城阜宁。盐城是革命老区，那里建立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9月，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的停翅港村。停翅港村是我舅舅家所在的村庄，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五年级。这时为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救亡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也在周恩来等关心指示下来到苏北。在刘少奇、陈毅的支持下，新安旅的大哥大姐们教我们唱歌、跳舞，给我们讲抗日的道理，并把我们一批学生组织成儿童团。儿童团组织起来后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新四军战士和民兵在村庄及其附近交通要道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查路条。站岗时，通常三人一组，每人手持一根比我们人还高一点的木棍，上面绑一根红布条。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和另外两个儿童团团员在村旁路口站岗，恰巧刘少奇从不远处向我们走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刘少奇，只知道他是新四军的一位干部，一位笑容可掬的慈祥长者。他到我们中间，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儿童团是在放哨？”我们回答说：“是！”他高兴地说：“很好，儿童团也可以干大事。”这时，另外一位小朋友指着我对刘少奇说：“他是我们儿童团的团长。”刘少奇抚摸着我的头，笑呵呵地说：“噢，你是

猴子王！”

化工厂的劳模

1942年夏，我小学六年级毕业，回到自己家阜宁前汪朱村，帮家人做一些割草放牛的农活。在已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朱诚的帮助与带领下，同年秋我考入根据地的第一所抗日民主中学—盐阜区联立中学，先后就读该校的初中部、高中部。学校从建校开始就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时根据地缺少肥皂，军民生活不方便，化学老师徐以达带领一批同学进行制皂试验，经过几百次的试验，取得了成功。于是学校建立起来一座小型化工厂生产肥皂，供给根据地军民使用。1945年，学校改组为苏北工业专科学校，后来又划归华中建设大学领导，改为华中建大附中，学校办的化工厂也改称华中建大附中化工厂。当时，高年级的学生以工作为主，以学习为辅。我从高中开始学习化工知识和制造肥皂的技能，毕业以后就留在化工厂。开始是学校的化工厂，后来变成新四军的化工厂。到解放战争时期，学校被迫解散，我和几个党员同学按组织决定，在徐以达老师率领下，坚持留在苏北敌后保护工厂仪器设备。期间，由于我侦查到敌情，报告给厂领导，使工厂及时转移免遭破坏，还立了一等功。淮阴解放后，我们工厂从农村搬到了淮阴城内，并改名为淮阴光华化学厂。

1950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生，从工农兵和优秀青年学生中挑选具备相应文化程度者，经考试和考核后择优录取。当时我在化工厂工作已有四年，担任技师、车间长、党支部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务，是工厂的劳动模范，又具有高中文化，正好符合这几条要求，于是党组织就推荐我去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在华东设立了招生处，地点在南京，组织给我开了介绍信。考试有笔试，有口试，考了两天，这是1950年2月的事情。我到北京以后，就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到，在工厂管理系冶金班学习。当时系主任是张琳，她是成仿吾校长的夫人。

临时通知转学地质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推荐学生到苏联留学，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先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一边学习一边考核，考核合格就留下来，不合格就退回去。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学习和综合考核，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苏联学

经济。

1952年7月的一天，我们被通知到中南海听领导作报告。对于我们年轻学生来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能到这样神圣的地方，大家都激动不已。当时谁给我们作报告，事前没有说，我们200多个人都去了。大家鸦雀无声，静静等待，突然一阵掌声，刘少奇同志走来h8b33lFUhB3cJISafUEuRw==了，他的夫人王光美跟在他身后。当时组织指派我和苏zP6TSvT1Bd98xaMpBx5ozw==红两个人作记录，我们坐在主席台一角的桌子旁。刘少奇同志给我们讲了有两个小时，讲形势和道理。他强调，送我们去苏联学习是一种投资，建设工业需要投资，首先投资在干部的培养上，要去学习，首先要定下一个决心：为人民学习，为国家学习，学得了以后为人民工作，为国家工作。他要求我们去了以后一定要刻苦用心学习，他说我们一个人的学习费用差不多要将近二三十户农民的一年收入。大家听了后都非常吃惊，感到担子很重，国家是花了大本钱来培养我们。我们到苏联学习，中央领导人为我们送行，这番重要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对于大家到苏联后发奋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1952年9月，我们上了火车。从北京经过满洲里到莫斯科，路上总共走了12天，单是从北京到满洲里就要两三天，然后在满洲里换火车，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森林。我们一路唱着歌曲《莫斯科—北京》，一直唱到莫斯科。下了火车，同学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从车厢出来，一方面以新奇的眼光领略苏联首都的风光，另一方面非常迅速地将行李物品搬下车，听从我驻苏联大使馆接待人员安排，前往临时住处。

这时，我忽见一位工作人员手中拿着一张电报之类的纸，口中叫道：“哪一位是朱训？”我说：“我是朱训。”那位工作人员立即对我说，他接到国内通知，要我改学地质，不学经济了。地质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学地质？那人也没说。我当时的信念就是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服从国家的需要，听从党的分配。后来我回想起来，刘少奇给我们送行的时候讲过一段话。他说，国家建设要有钢铁，要冶炼钢铁还需有煤矿。铁矿、煤矿从哪里来呢？需要搞地质的人员去找。他还举例说，有一个地方当时正在建一个重型机械厂，还未完全建好，厂房的一角就塌了。为什么塌了？因为事前没有做好地质工作，没有把地下的基础搞

清楚。

到莫斯科后没两天，同学们就到一座楼里面接受苏联高教部的分配。同学们按照某种顺序依次进入房间，领取获准进入某个大学学习的通知书。未进入的人就在过道里议论，揣测将会被分配到哪座城市和哪所大学。尽管同学们都有服从分配的思想，到哪里都行，但对于个人的去向，同学们互相之间还都是很关心的。当时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城市首先就是莫斯科，其次就属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因为十月革命就在列宁格勒首先发动并取得成功，斯大林格勒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我被唤入房间接受分配，苏联官员简单询问了我几句后，就给我一张分配到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通知书。我拿到后比较高兴，随口用俄语说了一句“列宁格勒很漂亮，还有北极光和雾”。实事求是地说，我只是听到前面同学的议论，随口一说。可是苏联官员立即把我叫回，收回分配我去列宁格勒的通知书，又给我开了一张分配到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业大学（今南俄理工大学）的通知书。当时我也不感到突然，也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感觉，因为我已经知道前面有两位同学被分配到诺城的同一个学校，所以也就愉快地走出了房间，和原先被分配到诺城的两个同学紧紧地拥抱在

一起。

诺沃切尔卡斯克城位于苏联南部，距顿河不远，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就涉及这一带的生活。以著名苏联元帅布琼尼的名字命名的布琼尼机车厂就在这座城市。诺城还是苏联著名的大学城，城市不大，但很精致，小巧玲珑，人口不多，仅有几万人，大学生占一半，有多所大学。诺城工业大学是其中最大的一所，不仅建筑宏伟壮观，而且学生也多，20世纪50年代就有1万多人。我在诺城工大地质勘探系金属与非金属矿专业学习。当时这个学校学地质的中国留学生仅有我一个人，另外有学农机的三人。在水利学院也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我在诺城学习了三年。

三年间我作为诺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中共党支部书记，1953年到1954年间先后迎来了一批批百余名中国留学生。1954年9月，又是一个美好的金秋季节，又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诺城，其中包括女学生尹惠宇，后来我们彼此相恋并结成终身伴侣。1955年，据说因为苏联南部闹饥荒，诺城的中国留学生被转移到莫斯科、哈尔科夫和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等城市去学习。我和尹惠宇等学地质的同学被转移到第聂伯尔彼得5EZaD/0pW9paX8QtNd8C6A==罗夫斯克矿业学院地质系继续学习。

苏联教育重实践

留学苏联是幸福的，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到苏联学习。留苏生活是紧张的，在异国他乡学习，要适应新的环境，加上学习任务重，每天从清早到深夜，除三餐之外，几乎都在学习。初到苏联，感到苏联在城乡建设、人民生活、交通、教育、医疗还有休假制度等方面比新中国要完善。那时我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把我们国家也建成这样子。当时我认为能建到他们这样就不错了，但现在我们大大超过

他们了。

苏联人对我们也特别关照，无论大人小孩，都很亲切、很友好。刘少奇在给我们送行时强调，要跟苏联同学搞好团结，不要同人家吵架、打架、争论，他讲过“有理无理三扁担”。因此到了苏联，很少有中国同学跟苏联同学吵架的现象，打架更是没有的。一开始还规定不能回国探亲，也不能同苏联同学谈恋爱，谈恋爱就要开除。但过了几年就放宽了，中间可以回国一次，可惜我没赶上。后来也有同学和苏联同学结婚，但很少。

当年我们去苏联留学，开始时学习俄文感到很困难，我在国内只学了四个月的俄文，所以第一年上课“坐飞机”，就是听不懂。怎么办呢？下课以后找苏联同学抄笔记，这就是和苏联同学住一个宿舍的好处。苏联没有固定教材，老师又讲得很快，你笔记做不下来，就不知道课上老师讲的是什么。所以每天要花很大的功夫抄笔记，抄到很晚，甚至周末也在补。我们一年级时，根本没有休息时间，二年级也很少，到了三年级才比较自由，上课听起来也比较顺了，活动也比较多，周末有舞会就参加。当时我是留学生支部的支部书记，学校的一个领导就问我，你们党组织为什么不允许你们和我们苏联姑娘结婚，难道我们苏联姑娘不漂亮吗？我不好直接评价苏联姑娘漂亮与否，我说我们国家还很穷，国家建设需要我们集中精力学习，回去报效祖国。

我在苏联以优秀生的成绩完成了五年的全部学业，取得了工程师的称号，事后学校又补授予硕士学位并发了硕士学位证书。苏联的教育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它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理论联系实际。每个学期、每个学年结束后都有实习，包括生产实习、教育实习等等，通过实习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此外，学校平时还组织一些科研小组研究一些问题。我每一学年都参加一个科研小组，培养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和发现问题能力。

在苏联学习五年，收获很多。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条是在苏联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些感兴趣，在解放区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唯物辩证法，到苏联后继续学。这对后来工作中辩证地发现问题，历史地看待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陈云同志说过“学好哲学终身受用”，的确是这样的。

第二个收获就是通过学习，在地质方面对矿产成矿规律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我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搞了大半辈子的地质工作，从地质队到地质局再到地质部，在苏联学到的知识对指导我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说一个故事，大学四年级以后，我们进入生产实习阶段。我曾到苏联的阿尔泰地区。那个地区现在主要属于哈萨克斯坦，那边有很多大矿，包括大的铜矿、铅锌矿和金矿。当年看地质图，苏联的成矿带延展到我国新疆边境，当时我已认识到矿产成矿主要受地质条件的限制，与国界没关系。既然苏联的矿带能够延到新疆边境，苏联这边有很多大矿，那么在中国这边有没有大矿呢？我在毕业论文里面写有可能在中国新疆毗邻苏联地区找到大矿。1985年，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找到一个很大的铜矿，印证了我当年的一些分析。

我的找矿情怀

1957年7月，我和一批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车站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到了北京，地质部人事部门按预分配方案接待了我，并把我引到地质部南方局路兆洽总工程师的办公室。路总通知我，我已被分配到江西省地质局赣东北地质大队做技术工作。自此，我的找矿生涯开始了。

赣东北地质大队当时以方志敏的家乡弋阳为基地，没有固定的地方，队部设在一个名为“和兴旅馆”的小旅馆里，全队120人分散住在农民家里，当时仅有一辆跃进牌汽车，后来增加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工作地都在群山之中，交通不便，条件相当艰苦。我在赣东北队工作了六年，从地质技术员干起，后来担任大队长兼上饶地区行政公署地质处处长。1963年，我奉调到江西省地质局。“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当了四年农民。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我与其他被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陆续恢复了工作。1982年3月，我又奉调到地质部，不久全国人大决定将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

那时国内建设发展很快，资源消耗很多。从1949年到1982年，30多年间，在中国东部地区地表浅的地方，能够看到的矿都看到了，比较好找的矿也找到了，找矿的难度越来越大，成功率也越来越低，发现的矿越来越少。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一方面国家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找矿的难度加大。资源供需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我到地矿部后，组织专家作了一个分析，根据20世纪80年代所探明的资源家底，到90年代、到21世纪还能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当时做了对2020年国家建设资源保障程度的分析。我们对45种主要矿产分析了一下，从80年代的情况来看，到2020年只有7种矿产能够满足需要，有38种矿产不能满足需要。这么多资源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买矿不像买豆腐，掏钱一买就能买回来了，当中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做了一张图—资源宝藏存储图，向中央汇报的时候，江泽民同志说：大家看一看，到2020年只有7种矿产能够保证，其他矿产都不能满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探宝

计划”。

探宝最突出的成绩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全国总动员找金矿。黄金不仅是饰品，而且是国家储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年产4吨黄金，1985年年产40吨。从4吨到40吨看起来是有很大的发展，但已探明的黄金资源都用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我在国务院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个问题，国务院接纳了地矿部的意见，同意成立全国黄金地质工作领导小组，并由我担任组长，冶金、黄金等部门相关领导担任副组长。当时国务院制定了一个目标，即到“九五”（1996—2000年）期间，地质工作要为黄金工业年产100吨提供资源保障。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结果通过大家努力，到1995年就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达到年产115.5Rtk883gAF90OEhKOHR5xK2AqDFyOm2VdKQ/f1Saxww4=吨。

第二件事就是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取得重大突破。除了大庆油田外，还有没有更多的地方贮藏着石油？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在新疆就搞过勘探。新中国成立后，地质部门、石油部等也都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小的进展，但始终没有重大突破。1984年年底，地矿部西北石油局在塔里木盆地北部沙参二井打出高产油气流。这个钻孔实现了三个突破：一个是深度达5000多米；一个是海相地层找油，过去大庆那边是陆相地层；再一个就是说明在这个盆地其他地方也可能找到更多的油。这时地矿部就决定在塔里木盆地开展石油会战，后来石油部也组织石油会战。经过两家的共同努力和20多年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在塔北地区发现了整装大气田、大油田。后来搞的西气东输工程与这个钻探的发现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当年这个重大突破，没有地矿部和石油部两家的石油会战，就不可能有西气东输。

第三件事就是海洋石油地质勘查。当时地矿部提出一个方针叫“四新”（新地区、新领域、新类型、新深度），既要在陆地找油，又要到海洋找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们在东海打出了油。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专门发来贺信，地矿部和上海市政府还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探宝计划”还有很多成果，除了石油、黄金以外，在其他矿产、非油气矿产方面也有不少发现。通过十年的努力，先后发现3300多处有价值的、可以开发利用的矿产。这样一来，资源供应短缺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除“探宝计划”外，当年我在地矿部，还推动了“减灾计划”“科教兴地计划”……中国是一个具有多种类型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多发的国家。除地震以外，泥石流、滑坡、崩塌、地面沉降、地裂缝等自然灾害平均每年都会造成上百亿经济损失。当时有20多个省的省会地面塌降，有30多个城市地面下降，有200多个城市有地裂缝，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提出了减灾计划，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我向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要把节约资源当成基本国策，二是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但这两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大家重视。一直到21世纪初，节约资源、环境保护才明确成为基本国策。

这些年的工作中我们遇到过很多问题，很突出的就是环境问题。勘探必然对地面环境产生某些破坏，怎么处理好资源勘探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探矿的基本过程，就是要打个钻，把地下的东西取出来，看下面是不是有矿。要打钻就要上钻机，为了安装钻井平台，就要对地面进行基础清理，这就影响到地面的环境了。其次的问题就是当时地质工作“九龙治水”，地质、煤炭、冶金、防洪、建材、石油、核工业、中科院等九家单位都要找矿，找不到就没有成绩。所以围绕找到矿，大家都抢着到最好的地方去，你去我也去，容易引起部门之间的矛盾。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年资金有限，国家财力有限，方方面面都要花钱，不能只给地质一家。后来我们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开辟地质市场，吸收社会资金，吸收企业家入股，以解决一部分的资金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地质队通过搞其他工程赚的钱来做勘探。

1993年起，我在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当了三届会长。留苏分会算是比较活跃、做工作比较多的分会之一。分会定期组织一些活动，开展学术交流、假日联谊、返校访友、节日联欢等，组织会员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为地方建设做些工作。（责任编辑 崔立仁）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熊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理事刘纲、章海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黄金平、黄坚参与采访）

整理者：刘玉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