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欧美各国忙于战事，于1914年11月攻占了德国强占的胶州湾（位于山东省山东半岛南岸，湾口东岸为青岛港），不仅要求中国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甚至妄图将中国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曾作为八国联军的日本代表之一，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和约》）打破外交惯例，通过秘密外交晋见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当面递交书面要求，共五号二十一款，并要求袁世凯绝对保密，史称对华“二十一条”。

从“有限披露”到举世皆知

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

第一号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一号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二号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号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第一款，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

第四号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主要内容为，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中国政府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显而易见，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考虑到事态严重，在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后，袁世凯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拖延谈判时间，袁世凯再度起用外交经验丰富的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负责与日本周旋。

从1915年2月2日起，袁世凯委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就“二十一条”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北洋政府一方面针对“二十一条”提出修正案，如说服日本暂缓对华“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相关条款的要求；一方面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通过外738062818e16a80699fb6b2974bf3072f72f3086c8a18b992564dc5490967d6c交渠道向美英等国“有限披露”了有关“二十一条”的信息，以争取美英等国的干预。美英等国意识到日本试图通过秘密外交强迫中国接受苛刻条件，担心日本会损害其在华的既得利益。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美英等国隐瞒了对华“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相关条款。

为了进一步对外披露“二十一条”，1915年2月5日，袁世凯接见了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此前，莫理循曾建议北洋政府将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完整文件拍成照片并公之于世。在这次谈话后，曾做过《泰晤士报》记者的莫理循凭借记忆整理了一份备忘录，具体记录了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他秘密地把这份备忘录透露给同为澳大利亚人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威廉·亨利·端纳。2月12日，《泰晤士报》刊登了这份备忘录的大部分内容，“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相关条款除外。在袁d804ce80ae91377c7b290dc6e5931f010999a3a02cb4e9dccd0882ec200e0ede世凯的英文翻译兼秘书蔡廷干的协助下，莫理循将备忘录的英译本交给《芝加哥日报》驻华记者纪乐士，之后《芝加哥日报》全文报道了莫理循的备忘录。至此，美英等国才意识到日本一直在刻意隐瞒对华“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以美国为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美国主张在华“机会均等”，反对某一列强独占在华利益，而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触及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红线。因此，美国公开宣称不承认日本对华“二十一条”。

1894年，莫理循曾沿着西南丝绸之路旅行至缅甸。后来，他将此次长途旅行中的见闻写成了一部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其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1902年，他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购置了一处房产，并迁居至此。此后，他在家中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1910年，他沿着西北丝绸之路旅行至中亚地区。1916年，袁世凯去世。1917年，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亚。回国前，他的图书馆已收集了2.4万册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外文书籍、文献、小册子以及百余种报刊、千余种画册和图片资料。莫理循原本希望将自己的图书馆藏留在中国，但因当时无人能够承接，便退而求其次，将自己的图书馆藏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的第三代总裁岩崎久弥。莫理循的图书馆藏被运到日本之后，岩崎久弥以此为基础建造了新的书库，并于1924年11月对外开放，命名为“东洋文库”。1948年至今，它隶属于日本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汇集了越来越多的中文珍籍与外文资料，成为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

当时，北洋政府并未接受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相关条款，《泰晤士报》和《芝加哥日报》的披露有助于美国等国的干预。中日两国的谈判一直进行到1915年5月7日。当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北洋政府在48小时内给出答复。此时，美英等国并未给予北洋政府实质性的支持。5月9日，北洋政府被迫表示，除“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相关条款（如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等）需要日后进行协商之外，其余条款全部接受。5月25日，北洋政府代表陆征祥与日本政府代表日置益在北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该条约脱胎于“二十一条”，暴露了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遭到中国各界的强烈抗议。之后，北洋政府发表声明，强调《中日民四条约》是日本单方面强加于中国的。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曾与其关系密切的莫理循等人持不同立场，先后离他而去。

1928年，披露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端纳担任了张学良的私人顾问。1933年，端纳陪同张学良赴欧洲考察。1934年，在宋美龄的邀请下，端纳被聘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西安事变”发生后，与蒋介石和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端纳应邀前往西安斡旋，并成功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42年1月，端纳从新西兰返回中国，途经菲律宾马尼拉时遭日军逮捕。所幸，日军并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1945年2月，盟军突袭了关押端纳的日军集中营，救出了端纳。1946年4月，在宋美龄的安排下，罹患肺癌的端纳进入上海宏恩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接受治疗。1946年11月，端纳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

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后续影响

中日签订《中日民四条约》之后，日本进一步攫取了在华的特殊利益，为后续的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关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历届中国政府均未予承认，视其为无效。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英、法、美、意等2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了此次会议，由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和广州军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提出取消日本对华“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作为技术顾问，莫理循也参加了“巴黎和会”，负责为代表团修改相关的英文文件。但是，此次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条规定，竟然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作为中国代表团总代表的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_{TqflPdkVMdGkSphLRsfPOQ==}签字，莫理循等人也谴责了日本的图谋。

不久，中国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其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取消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北洋政府被迫将陆宗舆和曹汝霖免职。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国的九国代表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中，美国要求日本在华遵循“门户开放”原则。中国代表要求日本放弃对华“二十一条”，并取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等要求。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放弃对华“二十一条”中的一部分要求，中国于同年12月收回胶州湾；但是，日本依然保留了许多在华攫取的权益，如当时日本依然控制南满铁路。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故伎重演，强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1933年）与《何梅协定》（1935年），并在侵华战争中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其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已超出了对华“二十一条”。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并宣布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遗毒才被彻底清除。

1922年6月，曾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中日民四条约》的陆征祥改任驻瑞士公使。此后，他多次拒绝了北洋政府的任命，并于1926年正式接受天主教的洗礼，由外交转向宗教事业。1931年，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曾邀请陆征祥就任“外交总长”，也遭到他的拒绝。1949年，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布鲁日。他留下的那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浮出水面的110年之后，依然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