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的长河中,文物是沉默的见证者,而那些让它们重获新生的人,则是历史的解读者。
他们用匠心作舟,以技艺为楫,在历史的激流中打捞文明的碎片。当兵马俑的陶土重现光泽,当泛黄的书页重获新生,当古钟的齿轮再次咬合……在他们的故事里,冰冷的历史被赋予温度,沉睡的文明得以延续,而我们,也因此得以触摸到时间长河中那些永不褪色的纹路。


“有一天拍着拍着,我一抬头就看见一尊俑的脸上有指纹,那可是2200 多年前制作兵马俑的工匠留下来的指纹啊!当看到那种景象的时候,时间已经消失了,就在同一个位置,他刚刚离开,而我就踩在他的脚印上,那就是活生生的,那个人来过这个世界的印记……”赵震说,当时他很想触摸那个指纹,但是他不能。
赵震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物摄影师。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每一尊兵马俑,都有自己的文物档案,这些文物档案的总和叫做“文物总账”,就像是兵马俑大家族的户口本一样。档案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一尊俑的保存现状、是否经过修复、是否参加外展、是否有新俑出土等,对于一些年代久远、像素不高的老图片,也需要定期进行信息更新。
赵震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将近8000 尊兵马俑拍摄“证件照”,并且要把所有能够拍摄到的角度和部位,全方位地都给记录下来,工作量巨大。
和大部分摄影师不一样,赵震的拍摄对象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所以需要万分小心。
这些文物既不能摸,也不能碰,赵震每天都在俑坑里不停地蹲下、跪下、站起,八个小时下来整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并且,俑坑里的温差特别大,夏天时热到能把人闷瘦十几斤,到了冬天又非常冷,而为了防止碰到秦俑,赵震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下到俑坑里去工作。
除此之外,由于秦俑坑是不能打灯的,所有的照片光线都只能来自自然光效,而日光不一样,所看到的景象也是不一样的,于是就只能等着老天爷赏饭吃。赵震有时候为了一张照片的光线角度,甚至要等上一年的时间。
在每年的冬至,大概就是12 月中旬的时候。太阳光会在下午两点到日落时分,以低角度射进俑坑,洒在兵马俑的脸上。在阳光的映照之下,陶俑们栩栩如生、流光溢彩。那短暂的几个小时,被赵震称之为“复活”时刻,是一年中最珍贵的时间:“因为在那一刻,所有的兵马俑都活了!”
或许,在大部分游客眼里,这些兵马俑都已褪成了千篇一律的铅灰色,带着一丝破败的苍老气息。但在赵震的心中,铅灰色绝不是冷冰冰的颜色,每一尊兵马俑都是有温度、有生命的。
给兵马俑拍照,就是在拍摄“人像”。赵震觉得,“他们就是一支沉默的军队,在太阳的余晖下,那就是那个帝国的影子……”
展现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用镜头记录兵马俑,也是对兵马俑的再雕刻、再创造。正如赵震所言,“给兵马俑拍照,是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一次合作,更是后代与先人的一次对话”。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江苏省非遗传承人邱晓刚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一眼望去,一张巨大的桌案算是最占据视觉重心的布置,身后是一幅写着“ 厚德载物”的书法,其中“厚”和“物”二字的笔力格外遒劲。
文以载道,卷帙浩繁的古籍是绵延千年以飨后人的悠久记忆和文明脉络。
时间流逝,历经岁月风刀霜剑的磨洗,书籍、纸张也会衰老、生病。于是,古籍修复师选择负起千钧重担,把尘封了漫漫岁月的古籍,一本本修缮完备,在毫厘之间让历史重现于世人眼前。
古籍修复是一项技术活儿,“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是古籍中书写和流传下来的对于修复师的标签和要求。有时候,修复一部古籍便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光景。
书要一页一页地修复,普通线装书的缝线可以用剪刀,古籍善本则要手工拆。虫蠹的书叶千疮百孔,被水浸透的古籍抽去积水后犹如一块块“ 书砖”——霉变严重的书可能是粘连在一起的一坨,拆分书叶之前要包上毛巾,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蒸笼里蒸,再揭开、晾干,才能把整册书籍分解成单张的书叶。
还有更多的艰辛不为人知:古书拆装过程中会遇到大量的陈年霉菌、灰尘、微生物虫卵等,却不能戴手套,很多老师傅赤手接触多了,鼻炎、过敏都成了职业病,胳膊上甚至会一层层蜕皮;有些古籍用朱砂墨写就,挥发后进入呼吸道,便会积久成疾;因为需要长期保持伏案的姿势不变,几乎所有的修复师都有颈椎和腰椎疾病。
邱晓刚也不例外,年轻时体质好不觉得,而今各种疼痛都找了上来。但邱晓刚是个执着的人,他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切书切掉了一个“半”字,从上午8点找到下午,在垃圾堆里面翻,找到后再把它拼接成原样。
邱晓刚有个工作习惯——“ 回头看”。修复完的书,他会在三五年后再调出来“复诊”:之前的修复是否还有效?有没有新的虫蛀、霉变现象出现?
细究发现,那些新的虫蛀都集中在了用到糨糊的地方,且非小概率事件。这不禁让邱晓刚对之前的修复方法产生了怀疑,也开始反思:如果行业内普遍适用的方法被证明有缺陷,那每隔三五年,修复过的古籍都要面临再次修复,这样无休止的无用功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带着疑惑,邱晓刚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纸浆修复”。事实上,纸浆修复就是通过模拟传统手工古籍的纸张,在破损处重新制一张纸填补,原理并不复杂,但需要大量的实验、时间的验证和资源的支持。其中的难点之一在于需要分析原书纸张的成分。
在缺乏科技仪器和分析手段的当时,邱晓刚只能凭经验,通过肉眼识别、手摸的办法来判断纸张的纤维成分。
从1983 年到1992 年,邱晓刚坚持研究了九年,终于将纸浆修复技艺落地实践。采用纸浆修复法在20 世纪90 年代修完的一部古籍至今已有三十余年,邱晓刚仍然在不断地“回头看”,以时间的轮转验证着方法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地向前看。他没有停滞不前,没有寻求捷径,而是希望不断地超越自我,纵向升级。
对于邱晓刚而言,在故纸堆里,他围着那块四四方方的桌案打转,凝神静气,修旧起废,缀连古今,在指尖的毫厘之间守望文明,对话千年。

当精致的座钟演示起来,周围响起参观者们此起彼伏的称赞声时,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王津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转动起来的每一个零件。
这一“动”一“静”,道出的是王津“择一事钟一生”的守候。
长方形的槽盆中,淡黄色的煤油散发出略为刺鼻的味道。一双干瘦、粗糙且青筋暴起的手浸泡在煤油中,一边拿着从古钟表内拆卸出来的零件,一边拿着长柄木刷,刷一下、停一下、蘸一下煤油再刷一下,如此反复,直到零件上的锈迹完全被清除。
用煤油去锈是传统修复技法中的一项,宁可伤手,绝kvfwlUUjH3HGn0pHmkRbXA==不伤害文物,这是匠人对文物的礼待之道。为此,王津从不戴手套。满屋子的煤油味陪伴着他,已经40 多年。
40 多年里,王津修复了几百件古钟表。其中,让他记忆犹新的还数铜镀金鸟音魔术人钟。这座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公元1829 年制造,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钟表之一,共有一千多个零件,盘根错节的底盘齿轮犹如迷宫,令人眼花缭乱。
1998 年,王津将它从库房提出,放在工作室的待修复区,却迟迟不敢动手。直到2007 年,荷兰想借这座钟展出,王津才下定决心带徒弟亓昊楠开始漫长的修复之旅。
没有图纸,师徒俩只能小心翼翼地拆卸。“ 很多螺丝锈死了,只要轻轻一拧,螺丝帽就掉了,但螺丝杆还留在里面。”王津说,因此只能用手动工具一点一点地把螺丝打出来。“ 用电动工具肯定会快一些,但容易造成破坏。”把锈死的螺丝打出来后,还要把螺扣里的碎渣一点一点剔出来。“有的螺丝一拆就得两三天,这座钟光是拆卸就拆了一个多月。”

拆卸、清洗、除锈、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当这座钟在磕磕绊绊却有条不紊的修复中即将完成之际,王津又被一个鸡蛋大小的零件难住了。有个小气囊是用羊皮糊的,像蓝色复写纸那么薄。缺乏原材料,修复工作不得不中止。后来,王津到荷兰交流时刚好买到一块合适的皮子,才让这座钟得以组装成功。
但这还不是最终的胜利。“组装完成后,调试才是最难的。”王津感慨道,这座钟共有7 套系统,包括走时的、奏乐的、开门的、鸟叫的、变魔术的……环环相扣,差一丝一毫都不行。“哪怕一个齿轮没咬合上,都可能表演不了。”
忙活了一年,终于修复完成。“ 这应该是我修复时间最长的一件。”王津介绍,开关一拧,钟顶部的小鸟踩着转动的圆球不断张嘴、转身、振翅,下方的三个圆盘不断转动变色,底下大门一开,老人双手一起一落地在桌子上变出小球来。2009 年至2010 年,这座钟如约在荷兰展出。
“修旧如旧”是古钟表的修复原则,也是王津固守的工作准则。像铜镀金鸟音魔术人钟的修复一样,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文物的干预,“不能凭借个人经验和喜好对文物进行补配”。
在王津看来,还原才是最大的尊重,尊重文物就是尊重自己的内心。每当修复完成,听着叮铃的钟表声、看着精妙的表演秀,历史仿佛在这一刻走进现代,时光也变得缱绻浪漫起来。
(综合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人民网、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