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元年间，一场雪飘飘洒洒，落在旗亭酒肆，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正在这里喝酒。这三位诗人一边围炉取暖，一边欣赏伶人的演唱。而伶人不知他们所演唱的，恰巧是这三位诗人的诗。于是，三人暗暗比较：看谁的诗被演唱得多。

这时，有人歌声婉转地唱起“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正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不一会儿，有人唱“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这是高适的诗；又有人唱“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这又是王昌龄的绝句。

王之涣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指着酒肆里最有名的伶人说：“如果此人唱的下一曲还不是我的诗，那我再也不与你们争高下了！”话音刚落，歌者高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众人听罢，纷纷赞服。

这个故事，被唐代文人薛用弱记录在《集异记》中。我们今天借此一窥唐人气象。

朝气与活力是大唐气象的本质

唐朝疆域空前辽阔，极盛时东起朝鲜半岛、南至越南、西抵中亚咸海、北逾贝加尔湖，是中国自秦朝以来第一个未修拒胡长城的大一统王朝。

国内河山一统、天下太平，海外交通四海、推陈出新，形成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一时间万国来朝。

学界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发展的时期。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来看，唐王朝是当时世界各国中最为兴盛强大的，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类文明的一大中心。

域内各民族的融汇，域外诸国的交流，对唐人精神产生了积极影响，培养了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造就了其开阔的胸襟和自由无拘的心态，这种精神的力量又反过来推动了国家物质文明的繁荣发展。

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大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与世界的交流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长安城里，一众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诗人为一位朋友送行。诗人王维举起酒杯，高声畅吟：“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送行的对象是一位50多岁的日本朋友，他在中国生活了36年，看着朋友们热切的目光，他端起酒杯在万千思绪中吟诗一首：“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这位日本朋友就是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他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之一，因“慕中国之风”而不肯离去，于是改名晁衡，长留大唐。

晁衡进入国子监太学，攻读《礼记》《诗经》《左传》等经典，从太学毕业后参加科试，竟然一举考中进士。他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深度交往。

这场送行宴结束，晁衡便踏上归国的航船。

海上风浪难测，有人传言他在海上遇难，李白痛惜万分，提笔写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看到李白的诗，一时间百感交集，写下著名诗篇《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当时，晁衡的船确实遇到了大风浪，漂到了安南（今越南）一带，他又辗转回到长安，继续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任职。最后，他老逝长安，埋骨大唐。

唐诗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

学界普遍认为，盛唐艺术在唐诗这里奏出了最强音。哲学家李泽厚评价：“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脱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里有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拟的节奏音调。”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描摹出将军之骁勇；“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表明了战士的决心；“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种洒脱的英雄之气跃然纸上；“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明将士们即便思乡也没有半点颓丧消极的情绪。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就是大唐气象，也是大唐时代的性格。

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使得那些诗篇永远生机勃勃，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

这种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它浸润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大，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小。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

鲁迅先生曾经说：“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与极精严的抉择。”

诚哉斯言，一个民族共同体需要共同的文化记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毋庸置疑，大唐气象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