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底的一天，23岁的余珩如愿来到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结婚。早上8点左右，那里已有20对新人在排队了。

“可以说，在赛里木湖领证非常火爆。”余珩听闻，前一天的号更是全被取完了。

景区里的小火热之外，宏观数据更加证明了2025年的“结婚热”。2025年11月4日，民政部官网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515.2万对，较2024年同期的474.7万对增长40.5万对，增幅达8.5%。在经历了多年的连续下降后，结婚登记人数在2025年出现了反弹。

事实上，这股“暖流”并非偶然。在止跌回升的曲线背后，是个人对幸福的奔赴，正与国家鼓励婚育的政策、优化服务的趋势同频共振。

从“催婚”到“助婚”

当天凌晨4点，因为担心排不上号，余珩和丈夫决定摸黑出发，前往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

8点多钟，天渐亮，却赶上大雾，景区雾蒙蒙的。两人都有点泄气，觉得看不上美景挺可惜的。没想到中午办完证进景区时，雾气慢慢散了，赛里木湖的美完全展现在眼前。

这条“领证路”走得不算轻松。余珩和丈夫都是河北保定人。两人从家乡出发，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新疆乌鲁木齐，再转8小时火车到博乐市。比起在家乡领证，他俩算是费时费力。

“在山川湖海见证下、游客祝福中、法律绑定下，我们正式结为夫妻。”在余珩看来，这种跨越千山万水的仪式感，赋予了这张证书更特别的意义。

而这一切，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松绑”。2025年5月，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根据新规，结婚不再受限于户籍，甚至旅游途中即可“就地结婚”。

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城市、景区打造了特色婚姻登记场所。在海边、在雪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奔赴婚姻。各地结婚登记中心排起的长队，正是此次结婚人数反弹的一个缩影。

“这是典型的政策效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於嘉分析，新《条例》正式实施后，解决了很多因为登记不便而积压的结婚需求。在她看来，这是制度红利的集中释放。

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首席研究员黄文政认为，宣传氛围和政府态度上的改变，会对年轻人的婚育决策起正面作用。放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理解，这次“反弹”也有其客观规律。

黄文政长期关注我国人口问题。他表示：“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出生人口数量开始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目前，这批年轻人正好进入了25岁左右的适婚年龄。“也就是说，婚龄人口的基数本身就有一个小反弹。”黄文政分析，这自然地推高了适婚人口的总量，构成了此次数据回升的基本盘。

婚姻由“我”做主

此次登记人数的反弹，除了外部因素，也体现了年轻一代在选择婚姻时更强的主动性。

这届年轻人走进婚姻的姿态，已经与上一辈截然不同。年轻人不再将婚姻视为必须完成的“人生节点”，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基于个人意愿的“选择”和“体验”。

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婚礼仪式的变动上。传统的中国婚礼，往往是一场由父母主导、亲戚围观的大型社交场合。繁琐的接亲、堵门、改口等环节，让很多年轻人感到疲惫和尴尬。

如今，这种模式正在被打破。余珩说：“我办婚礼时，砍掉了所有不想保留的环节。仪式上，没有新人入场，没有切蛋糕，只交换了戒指，让双方家长和媒人讲了几句话，就直接开饭。”

在余珩看来，结婚并不是一件需要如临大敌、痛哭流涕的事情，而是为了“更好、更方便地谈恋爱”。

这本质上是社会更加开放、个体思考更加成熟的表现。於嘉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反思和自主规划，不再盲目遵循‘到年龄就结婚’的传统观念。”

当然，这种理性也带来了“迟疑”。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不结婚有风险，如晚年孤独；但结婚也有风险，如婚姻破裂、个人自由受限。当风险评估不确定时，他们会选择观望。

而在传统观念及现实生活中，婚姻依旧与生育紧密捆绑。於嘉指出，很多年轻人不结婚，实际上是在用不结婚去抵抗催育。

“相较于婚姻，生育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成本，女性还可能因为生育退出劳动力市场，失去经济收入。”於嘉表示，这种职场上的结构性阻碍，是阻挡生育意愿回升的一道坎。

硬币的另一面

对于更多新人而言，浪漫的赛里木湖终究是远方。回到各自的城市，婚姻仍是一个需要反复计算成本、评估风险的重大决定。

“现在大家都希望赚足够的钱，有一个好的工作，稳定下来再去结婚，再生孩子。”黄文政说，就业市场的压力和过长的劳动时间，挤压了年轻人发展亲密关系的空间。

“立业”的标准在内卷中不断被拔高，与婚姻捆绑的买房，便是一种体现。於嘉曾研究发现，无论是提供3年还是5年的廉租房，对结婚意愿的刺激作用都有限。她说，大家依然对自有住房有强烈渴求，尤其是在考虑到抚育下一代时。

稳定，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视为踏入婚姻，乃至生育的前提。婚姻，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源整合”后的理性选择。

由此一来，收入低、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结婚这件事上面临更大困难。“尤其在一些性别比失衡、经济不发达，或婚姻观念传统的地区，彩礼要求很高，这部分群体需要举全家之力，花费更长时间才能积攒到足够的婚姻资源，所以推迟的幅度更大。”於嘉说。

“初婚年龄推迟、不婚率上升，是全球性趋势。”於嘉认为，这一趋势在未来10年、20年仍将持续。

一系列旨在降低婚育成本、构建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正在密集出台。但从政策出台到个体感知，仍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知道政策的用心，但这不足以激励我们‘把一生赌上’。”不少年轻人表示。

黄文政提出了大胆的设想——

“在当前情况下，发钱补贴家庭能刺激消费，让社会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黄文政建议，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人”的生产上，缓解家庭养育压力，从长远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还提出了“以房促生”的设想。他建议将房产作为激励手段，比如，对多孩家庭给予大幅购房折扣，或者减免土地出让金，让愿意生孩子的人能住上好房子。

制度保障同样关键。於嘉认为，可以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推行强制性的、父母同等时长育儿假。“当男性和女性都要休长假带娃时，性别就不再是筛选员工的标准了。”於嘉说。

未来的路或许仍有挑战，但数据的反弹亦告诉我们，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许多人依然渴望连接，渴望在彼此的承诺中寻找确定的温暖。

（摘自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