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我们心中的‘女神’。”长沙市周南中学一名初中生在《长征故事读后感》一文中这样写道。女红军们穿越时空,成为今天新生代心中的“女神”。

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份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介绍,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32名女红军获准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另外2名因故未能成行。
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30名女红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等,主要担负调查土豪、宣传群众等工作。
这份名单是如何确定的?
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女同志来讲都是一种荣耀,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队长征也是一种安全保障。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组织上决定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
谁去谁留?李坚真费尽心思,终于在规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名单。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出发时,彭儒、黄长娇两名同志因故留在苏区,其余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1934年10月16日,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跋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邓六金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这些姐妹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
甘肃省武威市的红军西路军古浪烈士陵园,巍然耸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西征虽然是红军历史上的一场悲剧,但西路军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却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有人称,吞针自杀的吴富莲,其悲壮程度堪比湘江战役中断肠自尽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后,1935年8月,中央决定组织左、右两路军经草地继续北上抗日,吴富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
1936年7月2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吴富莲被任命为妇女先锋团的政委。妇女先锋团随总指挥部在前线打仗,女战士护理伤员,形势紧张时她们也直接参战。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奉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西北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等部的包围,损失惨重。12月,妇女先锋团在甘肃张掖的倪家营子被敌人四面包围。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部队越打越少。
1937年3月,她们突出重围,且战且走,转移到祁连山梨园堡一带。此时,吴富莲与团长王泉媛指挥相关人员坚守一个山头的制高点,顽强地抗击敌人,敌人遗尸遍野,先锋团战士也一个接一个中弹牺牲,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吴富莲与几名战士突出重围后在深山里坚持了几个月,不幸被搜山的敌人抓住。
吴富莲负伤被俘后,敌人以官位利禄诱惑,她丝毫不为所动。敌人胁迫她投降,吴富莲视死如归,坚定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已意料的事。”敌人无可奈何,将她关押进武威监狱,残酷折磨迫使她屈服。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她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不甘被敌人凌辱吞针而死,时年25岁。

出生于瑞金叶坪乡一个贫困家庭的危秀英,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描述颇多的女性,不仅因为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更重要的是她“在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要把她卖了,是红军解救了她。当时,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危秀英始终记得这段往事:“是红军救了我,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1934年10月,危秀英被编入中央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了一名政治战士,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给伤病员和民工做思想工作。行军时,她同临时雇来抬担架的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还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她还要照顾民工的生活。
一次,危秀英护送刚生完孩子的陈慧清的担架追赶部队,路上遭遇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工跑了三个,剩下的一个也说没力气抬不动了。危秀英见情况危急,连忙将自己的半袋子干粮给了他,并说服了这位民工和她一起抬起陈慧清继续前进。最终,他们翻过两座山,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脱离了险境。
1935年7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战士们误食野蘑菇中毒。危秀英急中生智,将手伸进战士们的喉咙去掏,让其把毒蘑菇汤呕出来。就这样,危秀英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红四方面军一位团长、一位政委和一位参谋长。
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女红军们在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危险的同时,还要照顾战斗部队留给她们的伤员……
在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的坚真公园内,李坚真铜像静静矗立,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坚真公园的花岗石墙上,雕刻着李坚真创作的80余首山歌。山歌中更多透露出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对党有着坚定的信仰,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女红军们才在这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李坚真19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春,时任中共闽西汀东临时县委书记的李坚真,碰巧遇见了正在福建养病的毛泽东。听说她开展群众工作和土地革命很有一套,毛泽东夸赞她:“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啊!”

长征路上李坚真更不简单。中央红军到达土城时,大部分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李坚真任指导员。在青杠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破了红五军团的战线,干部休养连行军队形一下子被冲乱了,驮着物资的牲口和担架上的伤员,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一些民工听到枪炮声越来越近,丢下担架和伤员逃跑了。危急时刻,李坚真等女红军勇敢地冲了上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金沙江水急又深,手牵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无论身处多么艰苦的环境,李坚真都积极开展文艺宣传,以革命的乐观主1f8745a6ecc3d3030f8dde320a467b12义精神鼓舞战士斗志,被誉为长征路上的“百灵鸟”。
在一次与敌人的意外遭遇战中,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了,而负责干部休养连安全的军委警卫营却还没有跟上来,干部休养连被暴露在一片十分开阔的地带上。蜂拥而上的敌人见干部休养连只有几名女红军护送,立刻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形势万分危急。李坚真命令战士们:“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有的战士忍不住,几次想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都被李坚真制止了。她说:“同志们,节省子弹,拖住敌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半小时后,军委警卫营赶到牵制住了敌人,李坚真与战士们才得以护送干部休养连向深沟撤去……
其实,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个个都不简单”。心中只有别人的“永远的大姐”蔡畅、“拼了命也要保护军委领导”的智勇双全的康克清、身患重病坚持长征的邓颖超、拉着马尾巴过雪山的邱一涵、怀着身孕偷偷长征的曾玉、鏖战河西走廊的吴仲廉……她们的名字和血染的风采,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