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王朝，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也很深远，文化和经济都曾经傲然于世。宋代的文化名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舜钦等，哪一个都是到现代还能耳熟能详的人物，这些人物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宝藏。经济上的辉煌在宋代更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匹敌，在现代非洲和阿拉伯地区还能出土宋代的铜钱和瓷器，宋代的经济影响力可见一斑。

但很矛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大国，在对外战争上却屡屡受挫。一开始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与北宋对峙，宋军就屡屡战败，最终只能用签订“澶渊之盟”的方式花钱买和平。连西夏这样的小国，宋军在军事上都屡屡失利，最后还是以给钱的方式才让西夏称臣。到了南宋时就更不用提了，起初就被金军打得差点灭国，后来遇到了蒙古人，偏安一隅的南宋早就彻底丧失了反击的能力，一直被动挨打，最终被灭国。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傲人的辉煌成就，却充斥着软弱和绥靖的风气？为什么明明有几十万大军，有先进的军工技术，却总是取得令人“意难平”的战果？为什么在南宋之后，中华民族就失去了“世界性”？

一、两府和三司

《绍宋》这本小说讲述在“靖康之耻”后，北宋实际已经灭亡的情况下，主角励精图治，改变历史，最终战胜金国，收复当时的宋朝失地和燕云十六州的故事。两宋的战争史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现代的历史幻想类小说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在真正的历史上宋代人战败了，但如果一些关键战役战胜了呢？对整个宋代有多大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民族又会有什么影响？这些设想都是历史幻想类小说很好的创作素材。

当今主流的历史幻想类小说，基本上都是用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制度来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并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对手。《绍宋》却跟主流的风格大不一样，主角几乎没有用到新技术和新制度，基本上是以宋代的技术和制度为基础，完成了战略上的翻转。这个过程对宋代的制度、民生和经济状况，作了非常细致地展现，同时在小说中洗刷了民族耻辱，让人读完后很有一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正是因为主角在一个烂摊子上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从反面展现了宋代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也让现代的我们重温了一遍历史的教训。故事一开始，赵构称帝后一路南行，在亳州卫真县的明道宫（皇家道观）不慎落井，一个现代人的意识占据了赵构的躯体。因为主角刚到古代很不适应，做出了许多在当时看起来不合理的举动，比如说要吃雪糕，总之，赵构身边的近臣都意识到皇帝变得很不对劲。

于是一个叫康履的大太监自作主张，隔绝了赵玖（即赵构，为了方便区分，真正历史上的宋高宗称赵构，《绍宋》中的主角也就是小说中的宋高宗被称为赵玖）与大臣们的联系，并跟当时东西二府的宰执黄潜善和汪伯彦合谋，有架空皇帝的嫌疑。这眼看就是一个宦官弄权、皇权被架空的危险局面，不过在主角接受了皇帝的身份后，却用一个御史张浚很轻易就挽回了危局，重新回到了权力的最顶端。

通过对这段情节的描写，作者趁机阐述了宋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读者才知道为什么在唐代和明代都有尾大不掉的宦官弄权，在宋代宦官弄权却是个笑话。须知，宋代是在一个军阀混战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在掌握政权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怎么完善自唐代以来的制度漏洞。

唐代固然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巅峰，可是这个庞大的王朝却亡于自身的问题，在军事上的问题是军阀割据，在中央政府的问题是宦官和宰相很容易专权。可以说，唐代的那套政府体系在一个明君的手中会正常运作，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但是在一个昏君手里，皇权很容易旁落。

于是赵匡胤作出了许多改革，首先是分权，把唐代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二，宋代的宰相有决策权和执政权，但却没有财权。国家的财务工作归新设置的“三司”管理，三司的最高长官叫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制度改革，宰相虽然有决策权和执政权，但是不管要建什么东西也好，推行什么政令也罢，总是要用钱的，于是政令在执行的时候就必须要经过皇帝才能获得拨款。程序虽然繁琐了一点儿，但是可以保证皇权对国家政令的有效控制。

分权后，皇帝对宰相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加强了御史台的权力，就算是普通御史也可以弹劾宰相，而且宰相在被弹劾期间要交出相权，等御史的弹劾内容查清楚确认宰相无罪之后，宰相才能恢复工作。在这样的权力构架下，相权再也不是皇权的威胁，就算是在现在看来，赵匡胤发明的这套中央官僚体系，在保障皇权方面也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在《绍宋》的故事情节中，赵玖轻易就夺回了皇权，顺利到他自己都不大敢相信。之前有专权心思的大太监康履，在宋代这套中央官僚机构的运作下，更是毫无反抗之力，直接被当场诛杀。

宋代的军政权则由枢密院掌控，最高长官叫枢密使，也叫枢相，跟宰相的政治地位相当。宰相和枢相的官署分别是政府和枢府，这便是“二府”了。而三司使有个别称“计相”，虽然政治地位比宰相和枢相略低，不过权力却不小，这就是宋代中央政府的职能单位“二府三司”。还有御史台的长官，有个别称“半相”，这四个部门组成了宋代的最高权力结构。

皇权虽然稳定了，但是也埋下了隐患。宋代在加强御史职能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百日内必须有弹劾官员的奏章，如果没有奏章就会被撤职，还得罚款。这等于逼着御史们在找官员的麻烦，这正是皇帝愿意看到的情形，官员和言官吵得不可开交，皇帝则可以从容地居中调停。可是当这种官员之间的斗争成为风气之后就很麻烦了，很多时候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政务而专心吵架，同时也势必会催生“政治正确”的后果，只要是政敌，他的一切政治举措就都是错误的。就如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亦敌亦友的宰相，他们在私下里是朋友，在政治上却是政敌，司马光上台后，把王安石的一切新政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

同时宋代皇帝设计的官制还非常复杂，一个官员一般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官，一个是差。官就是官阶，是用来确定该官员的级别，以及可以享受的政治待遇和工资待遇；差则是差遣，是实职，有了差遣才等于有了实权。有的官员还有第三个头衔：“职”，这相当于荣誉称呼，比如我们熟悉的包拯，就有“龙图阁直学士”的职位，所以他也被称呼为“包龙图”。

“职”是很容易分辨的，毕竟这就是一个荣誉封号，可是“官”和“差”却很容易搅在一起，难以区分。很多同属一个部门的官员有官无差，所以他在工作单位没有任何实质性工作，唯一可做的可能就是按时领工资。而有的官员可能官阶低但是有差遣，所以他反而会是这个工作单位的实际领导。这造成的弊端就是：一大堆官员没事做，一大堆事又没人愿意做，结果使政府机能变得效率极低。

赵匡胤设计出这样的制度，同样也是为了保障皇权。“宋代的官制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为了皇帝能牢牢掌握用人之权。比如某人并不称职，或者皇帝不喜欢他，又要体现对士大夫的优待，那就只升他的官而不给他差遣。相反，如果皇帝要重用某人，又不能破坏论资排辈的规矩，那就给他实权，不升他的官阶。”[1]

以上的表述是《大宋革新》中对该问题的看法，可谓一语中的，对赵匡胤而言，自唐末以来，皇权旁落的教训简直比比皆是。宋代想走得更远，赵匡胤想让自己的后代子孙多做几代皇帝，就必须要解决皇权旁落这个问题。在整个宋代，皇帝把财权和用人权牢牢抓在手里，果然没有发生臣下架空皇帝的事件，但是宋代却遇到了来自外部的问题。

二、宋代的军制

继续回到《绍宋》的故事中，赵玖重新掌握了皇权，他宣布，刚刚成立的小朝廷不再南行了，同时召回了主战派李纲主持朝政，摆出一番要跟金人对抗一二的架势。当时的情况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了，在金军的攻势下，淮河以北的大部分领土都已经成为敌占区。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还在苦苦支撑，作为北宋的腹地和政治中心的河南地区大部分已经陷入无政府的状态。

在之前的战争中，宋朝的野战力量基本上都已经被金军消灭：“从大宋军队试图夺回燕云十六州开始，基本上就没有过任何军事胜利，而军队也是一再被葬送。宋金合力伐辽，童贯在燕京葬送了二十万最精锐的野战部队！金军第一次南侵，开启了‘靖康耻’的前半截，粱师成先在河北葬送了十几万部队，接着在太原城下和汴梁城下，大宋中枢的贤达和西军的名将们，当然最主要的是所谓徽宗、钦宗这两位圣上了，又联手葬送了二十万部队。等到好不容易靠着各地勤王部队和城内主战派的努力熬过了这一波，结果这两位圣上又自毁长城，自己解散了部队，以至于金军忽然第二次南侵时，东京城下其实已经没有可战之兵。”（摘自《绍宋》第一卷第三章）

当赵玖想要抗金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手上根本没有多少兵，他曾经请教吕好问（书中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中原还有可战之兵吗？吕好问的回答倒是可以体现当时的窘迫：“河北士民受金人荼毒，多有战心，但无器械甲胄，所以多只能靠山野为战；中原遍地乱军，人数多、甲胄也有，却多是从金人阵前溃下的禁军，根本不敢与金人为战，反而只能为祸地方。”（摘自《绍宋》第一卷第七章）

所谓的“禁军”就是当时的中央军，而“西军”是隶属于禁军的西北战区部队，因为常年与辽和西夏作战，所以禁军中西军的战斗力最强。禁军制度是从五代十国演化过来的，一开始是皇帝或者最高领袖的亲军，在消灭敌对势力之后，往往会把对方的败军整编到禁军里，后来变成威慑地方军阀的中央军。

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军阀割据的情况，大幅度削弱了地方上厢军和乡兵的战斗力，使其职能几乎变成杂兵。所以，在宋代只有作为中央军的禁军有战斗力。可是赵玖在接手政权的时候，禁军几乎损失殆尽，剩下的成建制的部队只有宗泽部、韩世忠部、张俊部、刘光世部，这四部的统帅都或是西军的军官，或是跟西军有渊源。其中宗泽部要留守东京走不开，张俊部要守淮南，刘光世部要守京西，只有韩世忠部在剿匪可供调遣，于是就调韩世忠部来勤王。

可是韩世忠部的先头部队却因为谣言杀了赵玖派去的御史，发动了兵变，赵玖的小朝廷大惊失色，纷纷劝赵玖逃命。我们当然知道，作为“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是不可能发动兵变的，但在当时全朝的文官却没有一个人能信任韩世忠。这当然有兵荒马乱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韩世忠是武将，从宋代开始武将普遍被歧视，文官们都认为他们是粗鄙之人，什么见利忘义的事都做得出来。

这是赵匡胤终结军阀叛变的办法：营造重文轻武的舆论和价值观。这一点宋代做得非常成功，像枢密院的长官都是由文人担当，只有中下层指挥官才是真正的武将。狄青是宋代唯一一个以武将的身份做了枢相的人，可是即便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狄青也没能在这个位置坐稳。

在狄青担任枢相的第三年，开封迎来了一场暴雨，这场暴雨冲毁了不少民宅，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狄青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竟然要为这场暴雨负责，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臣集团纷纷上书，认为这场水灾是让狄青担任枢相的天谴。皇帝知道这是胡扯，但是他也只能向文臣集团作出妥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贬出了中央，最终郁郁而终。

可见在狄青的年代，中央的“二府三司”已经全部被文臣把控，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有政见上的不和谐，但是当有其他势力要进入宋代中央机关的时候，一定会遭到文臣们的联手抵制。就狄青的事件而言，赵匡胤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一半，宋代的中央军全部受文臣的指挥。

文臣哪里有什么领兵的经验，基本上就是瞎指挥；中下层的武将虽然无法反抗，但上下级的矛盾很深；文臣们都觉得武将和士兵们粗俗不堪；武将们觉得文臣连基本的战斗素养都没有，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不服气的。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就算文臣要造反，中下层的武将们也不会支持，更不会再来一次“黄袍加身”。

不过在赵匡胤看来这还不够，还要提防有了军权的文臣，所以枢密院只有募兵、练兵、打造军械这些职责，以及负责对战争的策划工作，但是枢府的文臣们却没有领兵的权限。也就是说，他们把成建制的军队练好了之后，只能交到防区武将的手里，只有防区的武将才有直接的指挥权。另外，宋军还有换防的制度，一般是三年一换，防区的武将还没来得及熟悉自己的属下，就被调走了。

这些制度开始实施后，五代十国以来的军阀割据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可是新的问题来了，宋军的战斗力下滑得厉害，跟辽国、西夏的战争从来都是败多胜少，到了跟金国作战时更是一败千里，北宋甚至因此亡国。

《绍宋》中的赵玖知道，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就是“文恬武嬉”，除了范仲淹等少数有军事素养的文官，绝大部分文官根本不是带兵打仗的料，而武将则因为上升空间有限，把心思都用到了其他方面，比如赚钱。在宋代好像没有武将不爱钱，这其实是制度造成的不良现象，就算是作战再勇猛，立的军功再多，仕途上的前景也很有限，那还不如想点儿门路做生意赚钱。

而武将的手里最不缺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于是士兵不再进行操练，他们的长官开始让他们去建房子、种地、酿酒，什么赚钱干什么。这样的士兵哪里还有战斗力？更何况宋代的军队跟辽国、西夏、金国作战时，本来就处于劣势。

这个劣势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皇帝石敬瑭，他是在契丹人扶持下登上皇位的，后来石敬瑭不仅在契丹皇帝面前自称“儿皇帝”，还把燕云十六州送给了辽国，致使中原王朝从那以后的几百年的时间里丧失了北方的屏障，以及大片肥沃的土地。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才彻底收复了燕云地区，中原王朝的防守成本也因此大幅度降低。

北宋时期，燕云十六州还在辽国手里，从这里到开封几乎是一马平川，拥有成建制骑兵部队的契丹人，在这种地形上作战有非常大的优势。而北宋则因为没有优良的牧场，导致整个宋代马匹都非常稀缺，这一点在《清明上河图》中有所体现，这幅描绘了宋代繁荣的市井景象的巨作中，大部分人骑的都是毛驴。

由于没有战马，所以宋代军队很难正面跟辽军或者金军交锋，一般作战的时候，宋代军队只能躲在城市里被动防御。在北宋之初，宋军还有跟辽军一战的战斗力，可是当赵匡胤大刀阔斧进行了军事改革后，宋军的战斗力逐渐下降。又加上跟辽军、金军的战斗一败再败，宋军彻底没了士气，往往上百名金军能追得上千名宋军逃窜。

军队是一个国家的胆气和骨气，有这样的宋军也难怪整个北宋和南宋文化璀璨，经济繁荣，从皇帝到中央政府官员在遇到外交事件时却都那么喜欢绥靖政策。这是引发“靖康耻”以及北宋灭国的主要原因。可悲的是，到了南宋时期这些军制均没有太大的变化，于是造成了另一个悲剧。

好在还有历史幻想这类的文学创作，能稍微弥补一下我们对历史的遗憾。《绍宋》中的赵玖，在韩世忠的先头部队杀了御史之后，他也有些慌了手脚。可是随即他才想到，作为一个“未来人”，自己知道韩世忠是不可能叛变的，于是赵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只带着少许的随行人员和卫兵就进入韩世忠本部的驻地。这让韩世忠大为惊讶，也佩服这位“赵官家”的勇气。

三、一口气

有了韩世忠的保护，赵玖暂时安全了，不过他很快发现了一件很可笑的事，中央官员对于当下战争的讨论，竟然不去争取前线武将的意见，而是聚在一起纸上谈兵。像韩世忠这样的大将，只能站在帐外听着文官们的iOSLpjbE791EqF28ZZtGJA==讨论，却没有发言权。在赵玖看来，这种制度非常滑稽，特别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文臣们显然依旧没有打算听取武将的意见。

于是，赵玖干脆跳过了御前会议，直接去军营找韩世忠商量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他已经下定决心抵抗金军，可是这种事光有决心还不行，还要以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来表明皇帝的决心。接下来要寻找一支战斗力不是太强的金军部队打一仗，这一仗还必须要赢。

这才是赵玖跟其他宋代皇帝的不同之处，他知道“靖康耻”这个国耻在几百年以后都能让国人备感羞愧，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雪耻。雪耻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抗金的决心，虽然北宋亡了，但是实力还在，只不过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没有人打起抗金的旗号。而历史上的赵构，作为南宋的皇帝却一路南逃，皇帝都跑了，士民们哪里还有抵抗的心思？

这就更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全国上下的士气了。可是赵玖跟韩世忠深谈后才发现，此时的宋军甚至没办法取得一场小规模的胜利，原因很简单，宋军打的败仗太多了，已经没有勇气直面金军。这其实不光是宋军丢了勇气，还是整个民族的勇气都丢了，遇到金军掉头就跑不要抵抗，已经变成当时的一个常识。

这时候需要有人唤醒宋军的勇气、士民的勇气，有的时候一个人凭借“一口气”可以做到普通人难以做到的坚守，做到普通人难以达到的努力。同样，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也需要一口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气”。

让赵玖头疼的是，他接手的宋朝恰恰缺少这口“气”，韩世忠建议不要主动出击，而是打一场防御战，只要阻挡住了金军的南侵势头，对此时的宋朝来说就算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于是赵玖调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所部，准备在淮河北岸的下蔡城打一场防御战。

可是，让赵玖没有想到作为“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竟然是一名只会逃跑的将军。赵玖给刘光世的任务是吸引一部分金军来到淮北，然后汇聚还有战力的宋军，依靠坚城将两三万人的金军拒敌于淮河北岸。刘光世却因为胡乱揣测上意而谎报军情，说他身后跟来了一支10万人的金军，这是当时的宋军根本抵挡不住的一股敌军，无奈之下，赵玖只好准备继续撤退。

赵玖还没来得及走，金军所带来的威慑就已经到了，他在下蔡城墙上看到：“两支无甲的乡勇正在公开械斗，其中甚至有伤者被划开肚子，肠子流了一地，却又被冰凉的地面冻住，俨然不能得活，周围更颇有百姓被惊吓阻挡。”（摘自《绍宋》第一卷第二十七章）

这两队乡勇械斗的原因是争夺码头的使用时间，掩护本村人前往淮河南岸。金军还没有来，自己人为了逃命已打得头破血流。在赵玖来到淮河南岸的八公山安营扎寨后，刘光世的败军也到了，同时金军的先头部队也紧跟而来。一万多宋军，竟然被几百名金军追得屁滚尿流，甚至有士兵宁愿跳到冰冷的河水里，也不愿意回过头去抵抗金军。

这就是赵玖此时手里的“精锐”，正如韩世忠所说，根本无力与金军一战。不仅武将没了士气，文臣也早就没了心气，每次金军打过来都会有大量的文臣投降。大约在“靖康耻”之后，每一个金军的高级指挥官身边，总会有许多宋朝降臣的身影。

这越发让金国人瞧不起宋人，这一点看史书是看不出来的，小说这样的载体才更容易表现出这些历史上的细节。回到《绍宋》书中，赵玖与金军在淮河两岸对峙，一个降臣解释皇帝的金吾纛旓的时候，稍不留神就触怒了兀术（完颜宗弼，即金兀术），被金军割喉。

“兀术也不去看马下还在乱动的躯体，而是连连摇头：‘这些宋人就知道拽酸……还什么稍有常识之人就该认得，俺不认得，又如何？落到亡国降人之地步，还要摆谱，真真可笑！’言罢，其人兀自转身归营，只留一个死都不知道为何而死的降人尸体冻僵于河畔。”（摘自《绍宋》第一卷第三十四章）

此时正是金军最强势的时候，兀术才敢以大概两万人的兵力，与三四万宋军对峙，并屡屡主动发动攻势。不过也正是他如此藐视宋人，才让韩世忠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在南岸的八公山，赵玖得知刘光世谎报军情后，一怒之下亲手杀了这个只会逃跑的将军，并收编了他的部队。此时赵玖才意识到，现在最重要的是向宋朝的所有人表明自己抗金的决心，于是赵玖在淮河南岸的八公山向四方发出檄文：

“其一，明定宋金为敌为战之事！而既然开战，自当号召天下各处勤王、抗战！所谓人无分老幼，地无论南北，凡自认宋人者，遇金人之时，皆当据土为战！其二，以靖康之变、两河沦丧为据，可知金人野蛮狡猾，故当以昭告到达之日为期，限令自朕以下，天下文武百官，非复两河兼迎回二圣，或金人主动求和，任何人不得论与金人议和之事！否则一并罢黜！……”（摘自《绍宋》第一卷第四十四、四十五章）

檄文一共有五条，赵玖既是在表达自己抗战的决心，也是他的一份政治宣言。后面的三条檄文有两条是具体的操作方案，还有一条是赵玖的政治遗言，他宁愿战死在八公山，也不愿意再退一步，其中有句话说得很好：“宋可亡，天下不可亡！但有豪杰能复河山而救万民者，自当取河山自用。”（摘自《绍宋》第一卷第四十五章）

《绍宋》的作者对这一桥段的描写非常振奋人心，读过之后就像是吐出一口浊气。这本书之所以很快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虽然是在描写宋金之间的战争，却把民族的那口“气”写了出来，提了起来，这口“气”既是骨气也是豪气。有了这口“气”，一个民族就会自信、豪迈；没有这口“气”，这个民族就会像逃跑的宋军一样，被只有宋军的十分之一的敌人追得满世界跑。

赵玖的政治宣言很快就起到了作用。随着战争的发展，金军开始搭设浮桥准备渡河，宋军利用水上舰船的优势渡河拦截。宋军有船，占尽了优势，可是当战事稍稍有点儿不顺利的时候，占尽了优势的宋军立即发生了溃败。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宋军的低层指挥官张永珍带人发起了反冲锋，他利用水上行船的便利，烧毁了被金军俘获的三艘大船，以及金军的浮桥。

可是张永珍和他的部下也因此身负重伤，张永珍在弥留之际对赵玖说道：“俺知道官家是收买人心（指那些政治宣言），俺一开始就、就知道！俺今天在河上发了疯，根本不是为了官家你，不是啥忠心，也不是为了啥赏赐恩典……俺、俺就是想回家，想回家……想、想疯了！对、对不住……”（摘自《绍宋》第一卷第五十一章）

张永珍虽然说知道赵玖那是在收买人心，但是他依旧被赵玖的决心所感染，只不过他的目的跟赵玖不一样。赵玖是想一雪前耻，张永珍则是想回到已经沦为敌占区的家，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前提都是要打败金军。张永珍把宋军丧失的那口“气”找了回来，宋军从此开始一步步恢复了勇气。

淮河对峙最终在韩世忠的策划下，趁着金军分为三波发起新的攻势时，集合了宋军所有的精锐，击败了七千余金军，毁了金军的大营，取得了堪称宋代对外战争以来的巨大胜利。从此，赵玖守住了淮河一线，宋金之间的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赵玖在淮河取得了一场防御反击战的胜利后，开始带着他的小朝廷前往陪都南阳。宋代的南阳大概就是现在的南阳市，在淮河北岸，河南省的西南部。虽然这里不是宋金战场的最前线，但总比小朝廷去苏州、杭州要好。

正如赵玖所说，谁都知道行在（指皇帝所居住的地方）一旦去了长江流域，那就是个偏安的局面。那时候南方的开发力度还远远比不上今天，岭南地区也只有广州这一个像样的城市，人口和财富更是比现在差远了。正如南北朝时期，“南朝”虽然在很多时候都想反攻，但总是力不从心。

在去往南阳的路上，以及到达南阳的初期，赵玖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剿匪。此时金军已经撤退，整个淮北地区和河南地区如一团乱麻，到处是匪兵，官军根本剿不过来。赵玖多次进行御前会议，又召集了许多有见识的文臣，他发现出现匪兵的根本原因是“主客问题”。

所谓的“主客问题”，是当地的地主跟从前线逃来的流民之间的矛盾。由于战争因素，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了河南南部，甚至淮河南岸。此时流民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想要填饱肚子就只能联合起来去抢。而这里本来就有大小不一的地主和自耕农，他们为了防止被流民抢夺粮食或财物，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抗流民。

这属于战争遗留问题，流民是被金军赶过来的，而当地的官吏则因为战争或死或降或逃，所以很多地方都是无政府状态。没有官吏的调解，流民与当地人的械斗规模会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一股几百人或者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在中央政府眼里，不管是流民还是当地人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都是匪兵。他们的战斗力虽然很弱，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会出现剿了这一拨匪兵，紧接着又会出现一拨新的匪兵的状况。

在古代的历史上，几乎每次大规模战乱后，都会有一个匪兵四起的阶段，解决的方案也有现成的案例可以依据，那就是“土断”：让流民在当地落户，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有填饱肚子的办法，当地人的武装力量在没有用武之地后也会解散，或者去投靠官军，或者到南阳勤王。

在《绍宋》这本书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还是很有水平的，没有一味地使用武力去剿灭匪军，而是尝试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原因，大部分匪兵的问题就能解决，不过，赵玖治下的宋朝有三股匪军是例外。这三股难以解决的叛军都极具代表性，他们分别是范琼所部、钟相起义军、五岭叛军。先说范琼所部，范琼本来是朝廷派出去领兵的文臣，可是打了败仗怕受到赵玖的处分，便带着残部占据了襄阳逐渐拥兵自重。

赵匡胤当年发起的军改，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范琼的属下们都不愿意跟着他造反。所以赵玖带领禁军发起对襄阳的讨伐时，范琼的属下献城的献城，逃走的逃走，朝廷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范琼所部叛军。

赵玖进城见到范琼后，范琼说：“臣……臣须是文臣，请官家以祖宗家法计量，不要以刘光世之流相论，愿求张邦昌那般结果，便足感官家恩德。”年逾五旬的范琼惶恐之下居然失去文臣体统，直接免冠下跪，引得周围肃立的文武大臣一时哗然。（摘自《绍宋》第二卷第十一章）

在宋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皇帝不杀文臣。据说这是赵匡胤定下的规矩，就是范琼所说的“祖宗家法”，有史料说赵匡胤当时立下一块石碑，每个皇帝登基后，都要熟读石碑上的碑文，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杀文臣。

但因为这块石碑可能已经毁于战火，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就算赵匡胤没有立碑，也应该立下过类似的家法。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佐证，比如宋神宗要杀一个文臣，宰相劝阻神宗的时候就说：“祖宗家法不杀士人。”

那么宋代为什么要给文人这么高的优待呢？其实这还是为了保护皇权，前文说过，为了让军队不再成为威胁皇权的因素，赵匡胤决定营造重文轻武的舆论环境。既然要“重文”，那就要先给优待，在古代有罪不杀当然就是最大的优待。

“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9o6u3Lt/2gEV85kULL8jQQ==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说得直白一点儿，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2]

科举虽然最早出现在隋代，但真正可以让士人甚至平民参与的科举考试是从宋代开始的。首先宋代改变了科举考试的模式，剔除了一些贵族修养之类如只有名门大族子弟才有机会接触到的考试内容，只要认真读书就能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并且朝廷在科举结束后会很大方地赐予考生们官职，至于给不给差遣这得需要考生自己去争取。只要有了官职，就能领取朝廷发放的“基本工资”，以及享受官职所带来的政治待遇，就算是没有差遣，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考生也能步入宋代的上流社会。

另一个让宋代的读书人变得多起来的原因，是活字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可以批量印刷书籍。书多了，读书人自然就多了，再加上朝廷培植出的“重文”风气，只要有条件的人都会努力读书。

因为大量的普通人考取了功名，出任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这彻底毁掉了门阀、地方大族的政治根基。虽然还是会有大家族出现，但是整个宋代都没有出现哪个家族在中央政府只手遮天的情况。特别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官员，没有足够的人脉关系，也没有建立军事力量的财力和实力，他们只能依靠皇权。皇权因此得到了最佳的保护，再也不会出现实力强劲的外戚、军事力量足以威胁到中央的藩镇。

宋代这个维护皇权的举动，无意中激起了士大夫阶级对做官和治国的热情。在宋代之前，士大夫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外戚手里，在有军权的将军手里，在世家大族手里，只有到了宋代，决策权才到士大夫阶级手里，这让士大夫们有了一种“国家主人翁”的心态。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妥协，后唐和五代十国的历史近在眼前，外戚和藩镇都不是皇权可以依靠的力量，没有军事根基的士大夫阶级是皇权可以依靠的首选，于是赵匡胤决定邀请士大夫阶级共治天下。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次很成功的权力下放，即便是后来明清两代士大夫的地位，也完全没办法跟宋代相提并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振聋发聩的名言，都是宋代士大夫的心声。正是以这种开明的政治态度，宋代才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在这个朝代，中原政权的国土面积不大，但是经济和人口却超过了之前的汉唐。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不是每个文人都有高素质、高涵养，在“不杀士人”这类硬性规定下，许多文人逃过了责难和惩罚，于是文人中的很多人做起事来就愈发漫不经心了，毕竟就算是出现了失误，他们也是可以免责的。回到《绍宋》中，赵玖正是知道“不杀士人”的规矩，让士大夫阶级变得有恃无恐，所以他才狠狠地处置了范琼，打破了“不杀士人”的家法。

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个开端，其实历史上在“靖康耻”之后，很多士大夫都在反思北宋灭亡的教训。只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不光是皇帝要为国家的灭亡负责，士大夫阶级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真的要追责，真的要吸取教训的话，势必会伤害到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于是士大夫们并没有吸取教训的想法，而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还需要士大夫阶级帮他维持皇权，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南宋皇室不光继承了北宋皇室的血脉，还继承了北宋的制度以及弊端。

可是《绍宋》里的赵玖却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北宋的问题如果继续存在的话，宋人就永远不可能雪耻。所以，他做了许多大胆的行动，杀范琼是为了提醒士大夫阶级，他们已经不再拥有“免罪”的权力了。为了防止士大夫阶级生乱，赵玖把军权亲自抓在手里，努力在朝堂上寻找新的平衡。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士大夫阶级内部也是有矛盾的，而且他们一旦有喘息之机，就会开始以奏折的形式互相攻击。

五、王安石变法

赵玖解决了范琼的问题后，黄河以南大部分区域的控制权都回到了朝廷手中，虽然南方还有野心越来越大的钟相，以及持续了数年的五岭叛乱，但是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赵玖干脆给钟相封赏，拖延他彻底反叛宋朝的时间，至于五岭叛乱，现在已经根本顾不上这些了。

就在赵玖准备集中全国送来的财货，抵御金军的下一轮攻击的时候，朝堂上却出现了互相弹劾的浪潮。这种互相弹劾的根源，来自赵匡胤对中央政府机构的设计，前文中说过，宋代皇帝对御史的要求是：一百天以内必须有弹劾官员的奏折，这造成文官集团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

在和平时代，皇帝还能从容不迫地从中调停，可是在战争时期这样的相互攻击，会极大地影响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使整个中央政府根本没办法全力备战。所以，赵玖便以在河边举行诗会的形式，调停双方的矛盾，主动赦免了“元祐奸党”，并告诫大家“相忍为国”。只不过这次诗会只是暂时缓解了双方的矛盾，根本问题却没有解决，直到后来赵玖带领宋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才用君威化解了文官集团内部的大部分矛盾。

说起“元祐奸党”的由来，得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宋代初期的开明政策，让惨遭五代十国蹂躏的中原大地很快得到了恢复，接着工商业逐渐繁荣了起来。中原王朝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税收主要来自农业，只有在宋代工商税超过了农业税，并占到了总税收的七成！而宋代的税收更是远远高于盛唐，按理说整个宋代应该很富裕才对，可是在宋代建立一百年后，国库里却没钱了。

不是税收出了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税收逐年增加，到宋神宗时代的税收已经是赵匡胤时代的数倍！可是到了宋神宗时代，钱却还是不够用了，其实在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的时候，财政赤字就已经占到税收的三分之一左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宋代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首先是养官，前文中说过，只要科举成绩不错的考生，朝廷都会很大方地赐予官职，以此体现对士大夫阶级的优待。一百年积累下来，官员的俸禄已经是朝廷一笔巨大的开销，关键是官员太多，有差遣的官员却不多，造成了严重的“冗官”现象。

宋代的第二笔大花销是在禁军上，因为没有了燕山山脉等战略要地，宋代防备北部游牧部落的成本是汉唐时期的数倍。宋代的禁军制度更接近职业军人的标准，一名禁军要负担整个家庭的花销，所以朝廷给士兵的军饷就是一笔大开销。另外，军需、营地、训练等都要花钱，如果有作战任务，那花出去的钱更多。虽然在“澶渊之盟”后，宋代跟辽国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可是朝廷依旧要养着大批的禁军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冗兵”“冗费”的现象。

宋代的第三笔大花销，花在了外交上。“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都需要向辽国支付20万匹绢、10万两白银。与西夏人的作战失利，使宋朝不得不以每年支付13万匹绢、5万两白银、茶饼两万斤的条件，换取西夏人的称臣。好在对于工商业发达的宋代来说，这些支出都不算什么，于是宋朝上下就有了花钱“买和平”的想法，在外交上花起钱来越来越大手大脚。

这三笔钱都是必须花的，没办法“节流”。那么朝廷没钱了怎么办？只好通过变法，增加财政收入。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每个古代王朝都是在刚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然后逐渐繁荣，最繁荣的时候也是开始失控的时候，接着就开始走下坡路。整个王朝的繁荣期往往就那么几十年，在中央政府意识到问题很严重的时候，要么主动进行变法，要么会发生内战。

汉代和唐代都是在内战的洗礼下，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重新洗牌，才得到了延续。明代则是利用跟宋代差不多的不太成功的变法，让王朝得到了延续。在对华夏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朝代中，宋代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首先军权都捏在中央政府手中，不可能出现内战。又因为禁军的战斗力太弱，根本不是辽国和西夏的对手，所以也没办法用对外战争的办法缓解内部矛盾。宋代最特殊的一点是：即便朝廷没钱了，可是工商业依旧很发达，普通人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还是比较富裕的，所以，除非因为皇帝太能折腾，不然也不会出现农民起义。那么要走出困境，就只有变法这条路。

提出变法的人是王安石，这正中宋神宗的下怀，于是君臣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新法的核心内容是青苗法和免役法，前者是为朝廷创收，后者是对政府工作程序的简化。青苗法来自“青苗贷”，在每年年初的时候，正是许多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的存粮已经吃完，今年的新粮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收获。这时候家里没粮的农民就会去地主那里借粮，当然不是白借，收获后要偿还三成到五成的利息，因为是用地里的青苗做担保，所以叫“青苗贷”。青苗贷的过程一般都发生在乡间，是地主跟自耕农之间的债务关系，许多地主都因为“青苗贷”逐渐富裕起来。

青苗法就是由朝廷统一发行“青苗贷”，利息只有两成，比地主那里要低。这样农民获得了低息“贷款”，朝廷增加了收入，可谓一举多得。可是在变法之初，青苗法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大部分的宋朝官员都来自商人和中小地主的家庭，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让儿孙心无旁骛地读书，从而在科举考试中更容易取得好成绩。而富户和地主就是乡间发行“青苗贷”的主力，青苗法的出现很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宋朝的官员们对于青苗法自然非常抵触。

好在宋神宗也是有一些手段的，他早就料到变法一定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他大量罢免了反对变法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变法初期的反对浪潮总算被平息，但很快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失控，完全背离了他们的初衷。

失控的原因是他们对人性的考量不足，虽然宋神宗一再下旨，不许地方上的官吏强行摊派“青苗贷”，但还是出现了大量强行摊派的情况。宋神宗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次跟司马光的会谈中，司马光解开了宋神宗的疑惑：因为政绩！

地方官员都收到了宋神宗不得强行摊派的指令，但他们心里清楚，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王安石一定希望新法取得不错的效果。于是他们强行摊派的时候毫不手软，不管需不需要贷款都被要求贷款，后来甚至让不需要“青苗贷”的市民贷款。在地方官员眼里，自己摊派出去的贷款越多，给朝廷创造的收益越大，就越能凸显自己的政绩。一时间青苗法让全国上下鸡飞狗跳，怨声载道，紧接着青苗法使越来越多的人破产，宋神宗不得不终止新法的执行，并把王安石贬到了外地。

从青苗法的实施过程中不难看出，宋神宗跟王安石都没有对新法实施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宋神宗倒是利用皇权，击溃了得利阶级的反对，却对实施新法时所遇到的问题一筹莫展。另外，变法不一定就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或者代表更先进的观念，也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解决宋朝的财政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制度上的调整，并主动减少支出。

首先要想办法重新让禁军恢复战斗力，这样花在禁军上的钱才是值得的。然后是主动发起战争，并利用战争处置一批办事不力的官员，解决一部分“冗官”的问题。当时的辽国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如果禁军战斗力基本上达到赵匡胤时代的战斗力，就足够发起第二次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即便一次战争收复不了燕山山脉，只要不出现大的溃败，宋朝国内的一潭死水也能被战争搅活。

但是这又涉及一个国策问题，必须恢复军人和武将的待遇，起码让他们的待遇跟读书人和文官的待遇相当。只有恢复了军人的荣誉感，战斗力才有提升的可能，这样的国策变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青苗法却等于是在争夺中产阶级的利益，后来颁布的市易法更是露骨，完全是在争夺商人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这样的新法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国家收入，但是会让繁荣的经济遭受打击，引来其他方面的损失。

这样看来，其实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出发点就搞错了，他们一个代表皇权，一个代表士大夫阶级，在变法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损害皇权和士大夫阶级的利益，而是去争夺国家的中产阶级、底层人民和商人、手工业者的利益。

另外，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没有做到客观冷静，不断的反对声让他逐渐变得偏激。比如，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好朋友，因为司马光也是赞成变法的，但是他却不赞成以青苗贷的方式变法。在王安石成为宰相后，两个人逐渐交恶，面对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王安石逐渐丧失了耐心，经常请宋神宗贬黜反对他的人。到后来，王安石甚至跟一直支持他变法的吕公著等人闹翻，最终王安石在朝堂上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这并不是一个变法者该有的心态，因为青苗法在很多地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是新法肯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王安石应该做的，是虚心听取各方面汇聚而来的问题，然后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如此变法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历史没有如果，王安石逐渐开始奉行“政治正确”，只要谁称赞新法，他就提拔谁；只要谁提出新法的问题，他就想办法贬黜谁。

最终宋神宗不得不以贬黜王安石的做法平息众怒，变法运动遇到了巨大的挫折。不过宋神宗在位时，新法一直在全国实施，神宗去世后哲宗即位，原先就反对变法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并垂帘听政。紧接着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开始对变法派进行清算，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了所有的新法。

这又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因为新法中也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比如免役法。这条新法不是说免除劳役，而是在没时间服役或者没办法服役的时候，可以花钱雇人服役。特别是在农村，有时候服役的时间正是农忙的时候，免役法给了人们一些可操作空间。当然，这条新法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农民手里根本没有钱，想要享受免役法的便利就要卖粮，结果这条新法使粮食价格下跌，损害了更多农民的利益。

不过，从总体上来说，这条新法还算是比较实用，比如可以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的服役方式灵活起来，因为新法出现的新问题，可以尝试用新的政策去调整。此时的中原社会已经非常复杂，远不是秦国变法时的社会面貌，具备很高的操作性，在宋代颁布新法有很大的概率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并不全是新法的错，司马光应该做简单的甄别83bf19a62a46954d31a5f569554c87462b50c14b9dba77b07a69ce0b8b409ff4才对。

王安石的逐渐偏激，司马光的矫枉过正，开启了北宋剧烈政治斗争的先河。到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变法派的中坚力量章惇被皇帝召回到中央政府，跟司马光一样，章惇也进行了政治清算。这还不算完，到宋徽宗时，太后又废除了新法，徽宗亲政时再次恢复了新法，宰相蔡京对司马光等人进行了更疯狂的清算，因为司马光是在元祐元年开始废除新法，所以蔡京立了块叫“元祐党籍碑”的石碑，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大臣变成了“元祐奸党”。

这场政治斗争也被称为“新党”与“旧党”之争，有着政治分歧的文臣们在朝堂上的争斗从未停止过。从宋神宗到宋徽宗这几十年间，新法反复实施和废除，并没有让宋代变得强盛，反而让宋代陷入激烈的内耗。这番激烈的斗争其实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国力的削弱，政局的混乱，恰巧又遇上善于折腾的宋徽宗，不亡国才怪。

也是从宋神宗之后，宋代引以为傲的“文华辉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后，北宋再没有太著名的文人，倒是有不少像蔡京之流的“著名奸臣”。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堂上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社会风气被带歪了。

再回到《绍宋》中，一直到“靖康耻”之后，“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余波依旧让文臣们互相攻击。赵玖的小朝廷在南阳稍作喘息，文臣们的拿手绝技“内斗”就开始了，并影响了赵玖的备战计划。好在赵玖亲征范琼，胜得非常干脆，这让赵玖有足够的威望去调解双方的争执。

首先赵玖用霹雳手段，把闹得最过分的大臣赶出中央，然后赦免了“元祐党人”及其后代，还利用苏轼的后人争取人心。这一番操作下来，总算是让南阳的小朝廷暂时团结起来，这一年入冬后，金兵如期而至。在真实的历史上，赵构被金兀术追得搜山检海，南宋政权险些就此灭亡。而在《绍宋》中，赵玖却打算在南阳进行一次大型防御战，以阻挡敌军的进攻步伐。

六、历史幻想小说的意义

在盛唐时期，唐代的少数民族政策主要是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让他们懂得服从中原的统治。这个策略奠定了后来契丹人的崛起，女真人没有沾盛唐的光，却沾了契丹人崛起的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少数民族也能建立强大到可以跟中原人争夺汉文化正统的帝国。

没错，不管是契丹人还是后来的女真人，还是辽国和金国，他们都争夺过汉文化的正统。在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和宋代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游牧部落也在北方建立过一些政权，但是这些政权的寿命都很短。辽国是第一个游牧部落建国，并对广袤的领土持续了一百多年统治的政权。

金国迅速崛起，并建立了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帝国后，女真人的少壮派大范围接触到了儒文化，并迅速被儒文化同化。历史上，金国在立国后，也展开过轰轰烈烈的汉化运动，不过那个时候金国跟南宋的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而他们部落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显现，为了更好地治理金国，他们只能大规模汉化。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帝国的必经之路，辽代如此，金代如此，元代如此，后来的清代也如此。相对于富庶的中原王朝来说，女真人的活动范围要险恶许多，大部分女真人部落只能靠渔猎为生，这是他们敢战的根本，因为只要胜利了，战利品足够让家里过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已经没有了多少血性的契丹人，当然不是女真人的对手，而蔡京为宰相、童贯为太尉的北宋，就更不是女真人的对手了。相对于北宋和辽国来说，金国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新兴国家，锐气十足！当然，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不过他们的大多数问题都在不停地取得胜利中被掩盖了。所以，在金国刚刚建国的那些年，他们不停地进攻，灭掉了曾经的宗主国辽国，灭掉了北宋。在《绍宋》中，如果不是赵玖在淮河打了一场阻击战，金人的大军一定会渡过淮河，在淮南劫掠一番。

这其实就是历史幻想类小说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如今中华民族正处于上升期的阶段，对曾经历史上耻辱时期的回顾，对于雪耻的幻想，这都是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思考。喜欢读历史幻想类小说的读者，基本上都是文史爱好者，他们大概知道历史的真相，也当然知道历史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们之所以依旧这么喜欢历史幻想类小说，就是对曾经国耻的不甘心，以及洗刷国耻的期望。

往更深入的方向说，这是一种民族情绪和爱国情绪的展现，我们都期望中华民族越来越好，我们都期望能洗刷中华民族的耻辱。可是几百年前，北宋留下的“靖康耻”怎么洗刷？除非学日本人不承认“靖康耻”的存在，那明显是自欺欺人。

那么历史上的耻辱自然就只能在幻想的世界洗刷了，这是历史幻想类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在20世纪，这类小说还写得很保守，总是在主角们经过许多努力后，还是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自从有了网络文学之后，情节越来越大胆，雪耻的过程不禁令人直呼过瘾。

随着网络文学竞争的越发激烈，也随着国人的知识储备增加，像2008年之前那些跟历史严重脱轨的历史幻想类小说，已经渐渐地没有了市场；或者读者都更加冷静了，一些明显很荒诞的情节，已经满足不了读者的阅读需求。现在的历史幻想类小说，对于时代的描述都很细腻，也不会出现明显违背常理的情节。比如，如果在宋代想要造火车或轮船蒸汽机就很困难，因为没有橡胶，蒸汽机的密封性很差，根本驱动不了大型的机械设备。

另外，现在的历史幻想类小说，越来越承认古代人的智慧，不仅仅展现在技术方面的智慧，还展现古代人在制度方面的智慧。比如秦国的法律和法律体系就很科学，可能宋代的法律体系才能跟秦法一较高下。再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宋代中央政府机构的设计也很先进，直到现代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官僚机构都没有宋代的官僚机构实用。

在五花八门的历史幻想类小说中，《绍宋》是非常独特的，首先这本小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改革。现在许多历史幻想类小说最喜欢干的，就是把现在的先进制度移植到古代，然后让官僚机构的效率大大提高。其实这种心理就跟变法时的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样，并没有对现代化制度有一个系统性的考量。从理性上来说，现代的制度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古代，比如现代制度中很多简单的问题，在电脑前操作一下，或者打个电话就能解决，古代处理信息和传播信息能有这么方便吗？

《绍宋》首先承认了宋代的制度在那个交通不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慢的时代很先进。书中甚至讨论过“族产”的改革，在古代制度中，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对基层的控制力度不够，不过这个问题在宋代的时候曾经有人尝试着去解决过。

范仲淹也曾经想要改变北宋越来越孱弱的局面，曾经发起过“庆历新政”，虽cvQKTCbTLsmVMakVlx1JBg==然“新政”wD28teScUFzsQszBqX3Bsg==失败了，不过其中对于基层公共财产的规范却影响深远。“族产”的概念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做了一定的规范化处理，在宋代的基层，可以利用“族产”使族长或者里长建立一定的威望。地方上的基层官员，只要跟这些族长和里长打交道就可以了。

在北宋时代，这已经是很先进的制度了，虽然对基层的控制力度还是很薄弱，但起码已经有了一定的控制。如果去看一看同时期的中亚和欧洲，就知道这项制度有多么先进。在其他的文明区域，对基层采取的是完全放任不管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官僚体系效率太低，根本管不到社会的最底层。

《绍宋》里的赵玖就在稳定了黄河防线后，准备改革“族产”的管理方式，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在现代看来，这个办法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但肯定是比较实用的。

《绍宋》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它没有借用后世先进的技术作为战场上的助力。其实宋代的很多技术，在那个年代完全独步天下，宋代不光有繁荣的经济，它的人口更是超过了1亿！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证明宋代的农业科技已经非常发达，所以才可以在丧失了燕山山脉大量耕地的前提下，却比汉唐人口最多的时候还要高出三四千万。

宋代战场对火药的利用已经非常娴熟，虽然那个时候火药的威力比起现代差远了，不过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助燃剂”，纯粹用火药的燃烧去烧伤对手。在北宋的禁军还有些战斗力的时候，宋辽之间打过许多次局部战争，辽军的骑兵让宋军最头疼，宋军的火药武器和“八牛弩”“神臂弩”，也让辽军很头疼。

就军事科技而言，“八牛弩”和“神臂弩”就像现在最先进的洲际导弹和火箭炮的技术。“八牛弩”也叫“三弓床弩”，是用三张劲弓的力道射出大如标枪的“箭”，这种武器的穿透性非常强，一击就有可能穿透数名敌军，被射中者不是当场死亡，就是彻底丧失战斗力。“神臂弩”是北宋的代表性武器，射程可达两百多步，就是大概150米的样子，现代的许多步枪也就是这个射程。

还有宋军对铁甲的利用也值得一提，在我们的印象里，中世纪的西方骑士都是身着铁桶一样的盔甲，同时他们胯下的战马身上也有一层铁甲，从外观上来看，普通的刀枪根本伤不到他们。这样的铁甲骑士似乎是无敌的，他们手持并不是很锋利的武器，驰骋在战场上无情地收割着生命。

其实在同一时期的宋金之战中，两军也有这种重甲部队，比如金军的“铁浮图”，也叫“铁浮屠”，他们全身的甲胄重达几十斤，甚至带着面甲，作战时只露出一双眼睛，全身上下只有腋下这一处破绽，但腋下是比较难攻击到的地方。宋军也有相当数量的重甲步兵，既然没有马，他们就把铁甲披在了士兵身上，历史上岳飞、韩世忠、张俊的军中就有一定数量的精锐重甲步兵和骑兵，以抵御金军的“铁浮图”。

不过这样的重甲对战，距离现在的我们很遥远了，我们早已经忘记了那一场发生在东方大陆上的重甲对决。宋朝和金国之间的战争，其实是当时世界上的巅峰对决，正如《绍宋》中描述的那样：“公元12世纪初叶，神圣罗马帝国空有其名，拜占庭一蹶不振，西亚北非一盘散沙，十字军东征如火如荼，中亚印度的加兹尼王朝正在分崩离析，而后来稍微有些成就的萨拉丁尚未出世，此时此刻东亚地区的文明依旧独领风骚……那么，在辽国灭亡、耶律大石（西辽的开国皇帝）西走的情况下，自然是大宋在政治、文化、经济上横压着世间的一切，而此时的东亚军事霸主国金国，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无敌手。”

“吸收了大量辽国、宋朝先进文化知识，获取了河北幽燕辽东富庶之地的大金国，此时很可能还是世界第二文化、经济强国，而一年多前差点咽气的大宋也依旧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毋庸置疑的那种。不然呢？此时此刻，在这个星球上，没人可以嘲讽女真人经济文化落后，除了宋人。也没人可以嘲讽宋人的军事无能，除了女真人。”（摘自《绍宋》第二卷第四十六章）

在我们的印象中极其窝囊的“宋金之战”，其实是当时世界少有的多兵种、大兵团作战，只不过宋军在接连的战争中往往一败涂地，所以才给人一种那并不是什么激战的错觉。宋军之所以总是战败，一方面是因为对手太强，宋军缺乏足够的战马；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宋军的军制使禁军丧失了战斗力，特别是宋军的士气太弱，甚至根本无法直面金军。但这也仅仅是宋军在宋金战场上的表现，如果把他们放到其他的战场上，以他们的装备绝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一败涂地。

如今我们是见不到宋代时的那种重甲对决了，不过在《绍宋》中多次描述过重甲兵之间的对战，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描述让我们知道，重甲不是西方中世纪的专利，在当时冶炼技术更先进的宋代，部队的着甲率更高。

重甲部队的另一个标志是：武器都不是利器。这一点在《绍宋》的“南阳防御战”中也有详细的描述，一般锋利的武器砍杀一段时间之后就不那么锋利了。就算再锋利的武器也不可能对重甲部队造成太大的伤害，于是在金军的“铁浮图”攻到城墙下的时候，宋军武将王德率领重甲精锐部队，用战斧迎战，大获全胜。想要破敌人的重甲，一定要用战斧、战锤这样的武器，直接把重甲砸瘪，让敌人的受伤部位粉碎性骨折，才能杀死敌人，或者令其丧失战斗力。

不管是岳飞、韩世忠还是张俊，他们手中都有一支叫“背嵬军”的部队，这个叫法是从西夏那边传过来的，指的是骑兵精锐部队。其中史上最著名的是岳飞训练出来的“背嵬军”，那支部队就是跟“铁浮图”一样的重甲骑兵部队。《绍宋》还分别介绍了重甲步兵的作战方式，重甲兵即便是在金军的铁蹄下都不会受太严重的伤，而他们手中的战斧却能给金军以沉重的打击。还有装备了“神臂弩”的“摧偏军”，“摧偏军”因为发射效率很高，是杀伤力巨大的弩兵部队。

就连当时的小国西夏，也有一支三千人的“铁鹞子”，那是西夏的重甲骑兵，是西夏军精锐中的精锐，这支部队甚至多次让西夏军死中求活。当时中原文明的三个主要国家，都装备了相当数量的重甲军，可见重甲在当时战场上的地位。

《绍宋》中的主角，没有像其他小说中的主角一样，努力去开发火铳、大炮这样的武器，最终以先进的武器获得胜利。这本书的设定非常符合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宋代的炼钢技术，根本没办法造出金属制的枪筒和炮筒，那时候的火药类武器很容易炸膛。于是赵玖就利用自己皇帝的身份，集中全国之力，打造更多的重甲，招募更多的禁军，然后重用名将，小心翼翼地应对每一战。

在这种情况下，宋军获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就是这种胜利，让我们看到宋军的武器普遍比金军先进，战争潜力也比金军更强。这是历史幻想类小说的另一个作用，设想排除一些干扰性因素，古代的人们能做得更好。

那么为什么在历史上宋人一败再败呢？因为宋代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因为禁军体系让士兵没了士气，原因有很多，最终让宋军在面对金军的时候一溃再溃。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一样的环境里，民族英雄岳飞诞生了。

七、永远的英雄

乱世中总是会浮现出一些英雄人物，比如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岳飞，甚至在今天有人为了表示尊敬还会叫一声“岳爷爷！”岳飞之死令人痛心疾首，他的死几乎把宋代的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不管一个武将多么骁勇善战，在皇权和中枢面前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岳飞之死已经基本上明朗，首先他危及皇权，岳飞的部属不再叫禁军或御营士兵而是叫“岳家军”。须知，坐在龙椅上的赵构，可没有忘记一百多年前太祖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对一个皇帝而言，当皇权受到了挑战的时候，什么民族大义什么收复失地都要靠边站。

至于有人说，赵构是怕岳飞真的迎回了“二圣”，他作为皇帝的合法地位受到挑战。这个问题可能会让赵构头疼，却不可能让他畏惧，因为南宋朝廷已经牢牢地攥在赵构手里，就算是“二圣”回来了，也只能是太上皇。宋徽宗和宋钦宗如果还有脑子的话，就一定要表现出对赵构的无害，否则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所以，在那个年代士兵对岳飞的忠诚，以及岳飞一心收复失地的情怀，都注定了他被迫害、被杀的结局。也可以说，正是岳飞的结局，成全了他作为民族英雄令人惋惜的部分。同样也是武将出身的狄青，虽然比岳飞的成就稍逊（毕竟他那个时候不像岳飞还要收拾烂摊子），但也是宋代中原政权抵御少数民族政权的典范人物，就是因为狄青的结局还算不错，结果记住他的人却不多。

一般而言，大英雄一定有令人惋惜的地方，即便在几百年之后，也能有那种让人“意难平”的感觉，这是人们能记住他的关键。优秀的历史幻想类小说，总是会平复国人普遍存在的“意难平”，比如在《绍宋》中赵玖对韩世忠和岳飞的依仗。

赵玖跟韩世忠在淮河与金人对峙的时候，岳飞还默默无闻，当时韩世忠是赵玖唯一能完全信任的武将。赵玖为了笼络人心也为了保护韩世忠，把自己的玉腰带亲手给韩世忠系上，从此韩世忠成为“官家的腰胆”，这给了韩世忠巨大的机遇。历史上的韩世忠因为属下杀了皇帝的御史，有好几年没有得到重用，而《绍宋》中的韩世忠，却在赵玖的支持下招兵买马，在淮河防御战的第二年，就组建了一支两万多人的禁军部队。这让韩世忠在《绍宋》中大放异彩，发挥出了他全部的战术水平。

相信每个知道韩世忠和岳飞的国人，都希望看到他们不被时局限制，全力与金军一战的情景，《绍宋》就满足了大家这个心愿。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南侵，其中一心想要活捉赵玖的金兀术，成为金军东路军的领袖人物。当然在淮河防御战之后，赵玖也没闲着，他在南阳的北部依据坚城组建了一条防线。

可是这条防线并没有阻挡住金军，韩世忠也在增援这条防线的时候，遭遇了金军的主力部队，被围在了长社城。金兀术率领金军主力长驱直入，攻到了南阳城下，南阳城上下立即开始实行军管，举全城之力抵御金军。“南阳防御战”的成败成为整场战争的关键，如果南阳能守得住，在次年天气开始转暖后，不耐热的金军就会撤退，这场防御战就胜利了。如果守不住南阳，不光赵玖生死难料，金军的第四次南侵将会彻底摧毁宋人刚刚建立起来的小朝廷。

好在南阳在赵玖等人的经营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拼杀终于令金军的攻势受阻。同时赵玖改良了当时的远程武器“石砲”，并用新式石砲砸中了敌人指挥官的“观战台”，造成了数名金军指挥官当场阵亡，这严重影响到了金军的士气，使得金军只能围城，而无力攻城。

既然从正面难以战胜南阳守军，金兀术便打算从心理上瓦解守军的士气，他命令士兵只围住南阳三面，放开南阳城的南面，让宋军各处的传令兵可以进入南阳城。此时除了南阳城的防御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其他战区的情况都不是很好。韩世忠依旧被围在长社城，之前组建的北部防线上的坚城已经被攻破了半数；西北方向的情况更糟糕，金军的西路军几乎在西北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个坏消息传来，本来士气高涨的南阳城，逐渐陷入彷徨之中。

如果局面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金兀术能集中更多的兵力来围攻南阳，特别是韩世忠部，很可能会被困死在长社。此时对宋军来说，唯一的机会是出动东京留守司的宋军，在南阳北部重创金军，让金兀术不得不撤军。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东京留守司宗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无人能约束并指挥那数万由义军和溃军组成的兵马。南阳方面立即派杜充去主持东京留守司的工作，哪知道杜充怯战，竟然跟金军围攻长社城的主力对峙起来，却迟迟不主动出击。

南阳防御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再这么拖下去金军的优势会越来越大，赵玖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去长社！_{xeKX4s3mHEKQkhjJny1Y9Fa920xeVEb46LSf2VRTtik=}当然这个想法肯定不能告诉身边的宰执们，甚至连亲信都不能说，他诓骗南阳城的守军，让他们引开金军。金兀术果然在南阳的南面设伏，宋军损失了数千人，才掩护赵玖带着小股部队绕开主战场，前往长社城。

这个举动有多么疯狂呢？在整个宋代，除了皇帝赵匡胤以外，其他的所有皇帝只有宋真宗去过战场的前线。那一年辽国攻宋，一直打到5QQmmXQR7umiK4fbbjUAYk/ik7aBC+hAMviom2lXdNY=了黄河北岸，眼看过了黄河就能打到东京城下，刚刚建立四五十年的宋朝可能就要因此亡国。北宋的名臣寇准建议宋真宗去前线，宋真宗无奈只好北上，结果到了黄河南岸宋真宗又不愿意过河了，寇准几乎是连哄带骗地带着宋真宗来到北岸。一时之间，宋军士气大振，阻挡住了辽军的攻势，并迫使辽国和谈，两国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两国一百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赵玖坚守南阳，直面金军，就已经是宋代皇帝的楷模了，也正是因此南阳上下一心，金兀术连续攻城一个月有余，也看不到破城的希望。可以想象，这时候赵玖的金吾纛旓出现在长社城外，会给宋军多大的振奋！赵玖先是进入岳飞的军营中，利用岳飞所部控制了整个东京留守司各部，杀了杜充，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岳飞，立即去解长社之围。

在《绍宋》中，岳飞其实早就出场了，并且他已经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相信只要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期待岳飞在皇权全力支持下与金军的对战。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让人热血沸腾，特别是那口“靖康耻”和“风波亭”的郁闷之气得到了疏解。

岳飞并没有让人失望，他先是巧妙地用疑兵之计将长社城外的金军主力一分为二，让长社城下短时间之内只有一支一万多人的金军。然后整个东京留守司各部，在赵玖的督促下立即出击，集中数倍于金军的优势兵力，主动攻击长社城外的金军。

这是自“靖康耻”后宋军第一次跟金军野战，在这之前，宋军只能利用坚城抵御金军。在当时的宋金战场上流传着一句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在冷兵器战场上，没有足够战马的宋军，根本抵挡不住上万骑兵的冲锋。所以这样的野战也只有赵玖亲临前线的情况下才敢打，因为他那面金吾纛旓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让他们奋不顾身地前进，即便面对骑兵的大规模冲锋，他们也会积极地寻找机会杀敌。

在长社城内的韩世忠部，看到赵玖的金吾纛旓之后，早已经疲倦不堪的守兵又有了冲锋的力气。就这样，在两面夹击之下，金军的高级指挥官首次丧失了与宋军正面作战的勇气，宋军也在鄢陵首次成建制地击溃金军的有生力量。

这是《绍宋》中最精彩的部分，宋人没有使用突破时代极限的先进力量，只是凭借赵玖的个人魅力以及宋人失而复得的勇气，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赶走了侵略者。另外，小说中对于历史上真实人物的描写也非常精彩，特别是他们有可以全力施为的环境，令人读起来直呼过瘾。比如岳飞这个人物，自从遇到赵玖后，他的命运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皇权没有成为他的掣肘之力，反而成为他的一大助力。鄢陵之战，岳飞一战成名。

作者曾经这样描述岳飞：“这个人能成为上千年来的中国军人的楷模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我经常跟他人辩论说，岳飞有两个特质，一个是朴素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一个是突破时代的朴素的底层视角情怀，他是真把底层老百姓当人的，也就是‘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这两条任何一条都可以让一个人突破时代的桎梏，何况是两条？……实际上，岳飞这个名字，本身在中国文化里已经有了一定的特定情境，类似的，甘地和萨拉丁居然需要两个人共享‘圣雄’这个外号，反而显得不足。一个人伟大到一定程度，只要说出他的名字来，就有了抒情的感觉。”（摘自《绍宋》第二卷总结）

岳飞指挥的鄢陵之战大胜，使金国东路军的后路被切断，让还在南阳作战的金兀术不得不撤军，金军的第四次南侵，以宋军的绝对胜利而告终。从此，宋军在东线战场彻底掌握了河南地区，把金军拒于黄河以北。赵玖更是趁着胜利，“还师旧都”，“行在”重新回到了开封，也就是当时的东京。他的这一行动，让天下人振奋，宋朝的战争潜力逐渐展现出来。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有人想要议和。

八、不妥协

赵玖回到了宋朝曾经的首都东京，这个之前拥有几百万人的古代大都市，如今人口只剩下几十万，特别是在夜里，这里仿佛是一座死城。赵玖回到东京的第一件事，是送了宗泽最后一程。宗泽也是一位抗金的英雄，他虽然没有取得多么惊人的战果，却在“靖康耻”之后，整合了东京周边的义军和溃军，在金军之后的两次南侵中宗泽保住了开封等宋朝腹地，让这些富庶的地方，免遭金军的第二次洗劫。如果历史上真正的宗泽能看到宋朝的皇帝打回东京，他也能了无牵挂地离世了。

不管真正的历史怎么样，反正《绍宋》中的宗泽是安心离世的，这位在大宋最危难的时候，依旧有勇气在黄河南岸抵御金军的英雄，值得让皇帝为他送葬。宗泽死后，最要紧的是整编宗泽留下的东京留守司各部。

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复杂，《绍宋》的作者曾这样描述他们：“东京留守司那些抗金英雄，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常规史观中，因为宗泽对他们的保护以及杜充对他们的镇压，还有一个‘岳飞的同袍’这个光环加持，使得他们进入一种正面叙事状态。当然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宋金战争作为首要矛盾的当时，能抗金的当然是英雄。然后呢？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了，这些人失去约束后有多过分，‘一窝蜂’张遇驱赶老百姓做兵的时候，逼迫他们互相搏杀，这就是东京留守司的典型人物。只看一面，他们是英雄；再看另一面，活该千刀万剐。”（摘自《绍宋》第二卷总结）

在《绍宋》的情节中，作者不是只这么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把张遇“千刀万剐”了。张遇一开始是宋朝义军，后来投降了金军，他在跟宋军作战时会驱赶百姓做他的先锋，只为消耗宋军的羽箭和力气。

当时的金军都这么做，比如在攻城的时候，金军会让一路上抓来的百姓背着一麻袋土去填护城河。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宋军一箭就能让他们丧失行动能力或者当场死亡，侥幸逃回去的可以领到一根木棍，并可以凭借手中的木棍领取食物，这就是所谓“一棍汉”的由来，入侵者的面目从来就是这样狰狞。张遇这个叛将做得更过分，当他的部下出现战损的时候，他会让驱赶来的百姓互相搏杀，胜出者便可享受“战兵”的待遇，同时也要像战兵一样去作战。

在《绍宋》中，张遇也跟随金兀术参加了围攻南阳的战争，因为鄢陵之战的胜利，让金兀术匆匆撤退，张遇所部被金军主力抛弃。胜利的消息传入南阳，南阳的守军士气大振，由武将王德等率军追击，击破了张遇所部，张遇本人被俘。于是赵玖让张遇跟曾经互相搏杀的百姓战斗，赢了的人就可以得到赦免，只不过张遇只有一个人，跟他对战的却有三十多个百姓，张遇最终被他迫害过的人“千刀万剐”。

东京留守司各部的长官，除了张遇这样的典型，还有王善、马皋这样的义军头领，他们中大部分是在“靖康耻”之前带兵勤王的义军，可是朝廷的文官却没有好好利用义军的力量。在“靖康耻”之后，他们没有了后勤保障，只能做匪军，到处以抢掠为生。宗泽在东京开封立起反金大旗后，他们或是主动来投靠，或是被宗泽招揽到东京，他们的身份才又由匪军变成了官军。

他们中比较著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岳飞，宗泽可以说是岳飞的伯乐，岳飞在东京留守司获得了很不错的上升空间；另一个就是“八字军”的王彦，这支义军在脸上刺了“忠心报国、誓杀金贼”这八个字，所以才被称为“八字军”。“八字军”在黄河以北多次跟金人正面交锋，是当时宋军中为数不多敢于跟金军正面对战的部队。

历史上的赵构，躲到长江流域后，就根本没有搭理东京留守司这伙人，所以在宗泽死后，这伙义军彻底失去了约束。本来好好的抗金力量开始滥用武力，把刀枪伸向了自己人，《绍宋》的作者这样评价他们：“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失去了约束的义军、军贼，比官军更堕落。为什么？不是因为官军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一边是无节制的武力滥用，人性之恶在乱世中肆无忌惮；另一边多少有些约束，有朝廷和体制在约束这些人。所以在当时，五毒俱全的韩世忠看不起这些人，动辄就骗过来杀掉是真有理由的，李彦仙从一开始就渴望被朝堂认可为正规军也是有道理的，谁想被当成这种人？”（摘自《绍宋》第二卷总结）

《绍宋》中的赵玖，用霹雳手段将他们整编到禁军的序列中，并加以约束，让同为东京留守司出身的岳飞做他们的长官。王彦因为跟岳飞有私人恩怨，所以王彦所部的“八字军”单独成军，王彦直接受赵玖节制。完成整编后，赵玖手底下的武装力量越发壮大，这个时候又有人起了议和的念头。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宋朝终于打了几场胜仗，应该再接再厉，继续寻找机会打击金军的有生力量才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人主张议和？《绍宋》中有这样的评价：“这不是人的品行问题，也不是记不记得犹如昨日的‘靖康耻’的问题，而是大宋朝廷几百年的祖宗家法制度，士大夫和官僚集团养成一种天然趋于保守的风气。这种保守风气古往今来都不会少，也真不好说人家是对是错，但在大宋这里格外突出，而且格外强力。今日稍微保住了河南地区，就有人想议和，将来随着战争继续下去，金人必然是经不住消耗的那一方，到那时候他们开出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务实和优渥，然后必然还是有人带着同样‘我是为国家好’的心态尝试推翻‘不合时宜’的既定国策。”（摘自《绍宋》第三卷第二章）

从总体上而言，《绍宋》的精彩之处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精彩之处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以及对历史人物的保全和约束；另一个精彩之处是《绍宋》在核心思想方面直击中华民族喜欢妥协的心理。宋代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巨大，不仅给了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底蕴，同时还给我们留下陷入妥协的心理怪圈的印象。在宋代之前，没有哪个中原王朝这么喜欢用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外交关系。

宋代的妥协思想，可能是由于这个王朝没有燕山山脉这片战略要地，与游牧部落的作战中天然地气短，所以才有妥协的想法。还可能是因为北宋的士大夫们发现，可以花钱买来和平，而且花钱买和平的成本要比通过战争得到和平的成本低很多，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妥协，会成为“投降派”。宋代的投降派尤其多，南宋的时候蒙古人都打过长江了，士大夫们竟然还抱有“和谈”的奢望。

现代的我们去重温这段历史，甚至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认知上的差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跟宋人的经历不一样，对宋人而言，有“澶渊之盟”，有跟西夏人的和平协议在先，他们自然会认为用金钱和妥协就能换来和平。而现代的我们却看到了晚清时代没有底线的妥协，清政府是没钱吗？在进行军事建设和工业建设的时候总是没钱，可是在赔款的时候为什么能赔付几亿两白银？甚至到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还对中国人有喜欢“花钱买和平”的印象。

我们知道，在当今列强环顾的世界，没有底线的妥协，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所以我们特别不理解宋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妥协。另外，最近十几年，妥协的思想又开始在很多地方蔓延，很多人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对手会为我们作出改变。《绍宋》对于这种妥协思想的批判恰逢其时，我们此时正是要意识到“投降派”的危害。敢于斗争的这口气一旦泄下来，就很难再重新凝聚人心了。

赵玖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这让整个宋朝继续维持着与金国的战争状态。在宋金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入冬后金军没有像往年一样大举南下，鄢陵之战虽然给金军只造成了一万多人的损失，但是对他们士气的打击却超出了宋金两国高层的想象。金国的扩张势头被终止，这样的新兴国家一旦停止了扩张，就会爆发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于是在这一年，金国的高层心照不宣，竟然没有南侵的打算。

这是北方游牧部落或者少数民族在取得政权后，普遍会出现的问题，他们往往制度比较简单，简洁的军制在作战的时候有极高的效率。但当他们通过战争得到了许多领土后，会发现自己那一套东西根本无法管理复杂的农业社会。就像金国在取得了河北地区后，把广袤的领土都分封给了军中的“猛安”，猛安是金军一个千人队的军事指挥官。他们是金军和金国的中流砥柱，在战场上是中级指挥官，在政治上是中级官员，真正的军政一把抓。这样的制度有明显的部落管理架构，也是金国内部制度落后的表现，一般的猛安只会打仗，哪里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所以搞得河北民怨四起，起义军此起彼伏。

本来金军如果继续胜利的话，这些矛盾还可以再掩盖几年，可是鄢陵战争的失败，让这些矛盾提前爆发了。既然金军不来，宋军便主动出击，赵玖在巡视黄河防线的时候发现了战机，指示水军张荣所部奇袭黄河北岸，烧掉了金军用作渡河的所有大小船只。宋金战场东线的主动权，终于掌握在了宋军手中。

金军意识到，必须要主动出击了，否则长此以往战争的主动权将易手。宋朝上下也意识到，宋金两国决定国运的决战将要来临，于是“尧山之战”爆发。当时宋军的主力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地区，陕西的军事力量薄弱。占据着军事主动权的金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金国集中全力进攻陕西，只要能攻下长安，宋朝就将再次有灭国之危。

于是赵玖率军支援陕西，因为韩世忠、李彦仙、岳飞、张俊所部都在与金军对峙或交战，赵玖可以依靠的只有王德、王彦、曲端等武将。好在陕西还有一个名将吴玠，赵玖也发现了这个将才，于是把拼凑出来的数万大军交给吴玠指挥，宋金两军经过不断试探，最终在尧山决战。

金军这边的总指挥是宿将完颜娄室，决战时刻他带领数千“铁浮图”一度冲到宋军的中军大帐，逼得督战的赵玖也不得不披挂上阵，挽弓与完颜娄室对射。赵玖的那面金吾纛旓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天子都带领亲卫出击，给了宋军极大的鼓舞。

虽然赵玖在过去的三年里天天练箭，但是他并没有射中完颜娄室，反而是急行军赶来增援的韩世忠射中完颜娄室，有宋军刺中完颜娄室的肩膀，又有宋军砍下了完颜娄室的脑袋。“尧山之战”这才以宋军的险胜告终，从此宋金两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九、千年的遗憾

与女真人交手的失利，是中原王朝的遗憾，不仅是宋金之战，还有明末中原政权与清代政权的交战，这两次交手都使中原王朝更强大，更有战争潜力，可是最后失败的却都是中原王朝。这些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留给我们后人的却只有无尽的遗憾，正是因为这些遗憾普遍存在，《绍宋》这样的小说才会有那么高的人气。

相信人们还有一个遗憾也是普遍存在的，那就是西夏国的存在。西夏一个几百平方公里的小国，却存在了将近两百年，关键是北宋对西夏用兵却屡屡失利，最终不得不花钱买和平。没有灭掉西夏，成为北宋军力孱弱的表现。

历史上的遗憾，自然会成为历史幻想类小说的重要题材，《绍宋》就有灭亡西夏的情节。在赵玖取得了“尧山之战”的胜利后，他励精图治，时刻都在准备起大军北伐，而此时的金国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改革，以求取得更长远更强劲的战争潜力。

就在这时候，灭亡西夏的战机出现了。有一个契丹人来到东京开封，告诉宋朝耶律大石在西北建立了西辽。赵玖当机立断，决定跟耶律大石东西夹击，灭亡西夏。在宋朝的使者出使西北的同时，宋朝就已经开始做动员，调岳飞所部进入关西，作为与西夏作战的主力。韩世忠、吴玠、李彦仙所部分别主动出击或者与金军对峙，阻止金军搅局。

战争的过程就不细说了，经过一番激战，西夏的主力被岳飞和曲端、吴玠击溃，这个西部的小国迎来了末日。岳飞也真正到了贺兰山下，建立了不世之功。灭亡西夏的战争，比所有人想象的战争更简单，在总结这次战争始末的时候，宋朝的大臣们发现，其实这场灭国之战的核心在于“决心”二字。

北宋也有好几次差点灭掉西夏，可是那时候具有战争决定权的，是远在开封的皇帝和相公们，他们对前线的战争并没有最直观的感受，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候作出错误的决策。西夏一旦出现灭国之危的时候，就会立即派遣使臣求和，在赵玖看来这明显是露怯的行径：“只有趁着兵力占优，实力尚在，议和、弃地、避战求来的安稳才有效用……毕竟低头这种事情，强的一方来做才有效，势穷力小者一旦低头，只是徒劳露怯，自取灭亡罢了。李乾顺（西夏皇帝）不该遣使来求和的，而朕（赵玖）也着实奇怪，为何以往西夏一旦力气不支，只要求和，朝廷便要应允呢？”（摘自《绍宋》第四卷第七十八章）

其实赵玖的设问是一个价值观冲突的问题，在宋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特别是儒家思想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学术变化。宋代的思想家们对五代十国的战乱进行过缜密的分析，他们发现儒家思想出了问题，已经没办法为朝廷和士大夫提供“工作指导思想”，于是就出现了“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程朱学派”，这也是大名鼎鼎的“理学”了，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理学的名句。

在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前，宋朝的官员们似乎一味求稳求和，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犯下了许多低级错误。当然，不是说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在外交方面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而是在这之前，宋代官员给人一种价值观有些混乱的感觉。

而理学的兴起，也不好评说它的好坏，它确实给出了在当时具备实用性的新价值观，可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里理学逐渐变得僵硬、腐朽，在亡国灭种的灾难面前都没有产生新的变化。特别是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自我封闭，让包容开放的中华民族逐渐变得偏激闭塞，逐渐跟整个世界脱离，失去了“世界性”，不再代表世界上的一流文明。

赵玖是经过现代教育的穿越者，所以他没有被儒家思想所束缚，他的目的更功利，他的指导思想更偏向实用。赵玖的思想其实在现代青年人中具有代表性，既蕴涵着丰富的东方哲学思想，又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碰撞，要么会让人越来越偏激，要么会让人越来越清醒。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宋代的士大夫们所犯下的低级错误，在当时看来根本就不是错误。就比如西夏求和这件事，宋代的士大夫们用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来处理这件事，可能就觉得人家都求和了，就饶恕他们吧，这样才能显示出大国的风范。而受到现代教育影响的赵玖，侵略心更强，就觉得这是对方露怯了。

这两种价值观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时代不同，人们所需要的价值观不同，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分歧。但是身处现代的我们来看，宋代的价值观确实是有问题的，没有进行及时变通的宋代的价值观，才使得宋代在军事上连连失利，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遗憾。

在《绍宋》中，赵玖利用“原学”与“道学”的结合，作为朝廷的指导思想，而没有给“理学”机会。所谓的“道学”不是道教的学问，也是儒家的一种传统思想，而所谓的“原学”是赵玖根据“科学理论”改良的一门实用之学，是真真正正东西方思想碰撞的产物。如果在宋代的时候，学者能大面积接触西方思想，也应该会出现一门更注重实用的学问，可惜那时候受地理条件所限，两个文明只能各自发展。

回到现代，此时此刻的我们，又站在了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要敢于接受一部分西方思想，找到适用于未来的价值观。同时要放弃对敌人的一切幻想，放弃妥协的想法，因为在西方思想中，只有强者与强者之间的碰撞才能产生妥协，当强者遇到喜欢妥协的一方或者弱者，前者会立即对后两者进行剥削和掠夺。我们要直面这些血腥、黑暗的思想，我们在保全我们的思想核心的同时又要懂得变通，不要像宋代那样，留下那么多千年的遗憾。

结 语

《绍宋》中还有很多精彩的情节和想法，比如宋军与金军在河北的决战，金军大败，残余势力撤回了黄龙府（今天的长春一带），从此金国成为大宋的属国。宋朝终于收复了燕山山脉，从此宋代的历史被改写，“靖康耻”带来的国耻被彻底洗清。这样的结局是意料之中的，毕竟赵玖花了十年工夫，总不能一直跟金军在黄河对峙。

至于精彩的想法，比如赵玖尝试解决青苗贷的问题，其实青苗法这类的改革确实能给农民减负，但是不能让官府去操作。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可以让银行或者大公司办理这类业务，官府进行监管。但是宋代的时候没有银行和大公司怎么办？赵玖便让少林寺这类大地主去放贷，官府监管。这个想法就很精彩，或许真的能解决问题，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也不能重写。

小说中还有对古代人权的保护，迎回“二圣”后，赵玖对“二圣”的态度等，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情节和想法，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最后笔者要重申自己的观点，历史幻想类小说并不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一种另类的解读。

参考文献：

[1][2]易中天.大宋革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9）：63，70.

责任编辑 饶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