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叶继承了中国的市井文学传统，写出了郑州这一城市凡俗人生的审美趣味，公交车、街道、街边小吃店、城中村等平民生存空间频频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反映出乔叶强烈的平民情怀及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市民生存境遇的关注。乔叶有的小说描写相对封闭的中原内陆城市的中年女性的深度心理困境及单调平淡的日常生活对其精神的腐蚀与消耗。乔叶通过对郑州饮食文化的书写，感悟郑州城市市民朴素的生活哲学及对中原文化的中和追求。

关键词：乔叶；市井传统；都市空间；城市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的迅速推进，城市文化也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城市不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只承担生产功能，而且还向人们提供文化娱乐和各种消费。丰富的城市生活不仅为作家的文学想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且城市本身逐渐被作家当作一个丰富的“形象”去呈现。作家和城市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作家和某一个城市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比如当我们提到上海，就会想到张爱玲、王安忆，提到沈阳，就会想到双雪涛、班宇。事实上，城市小说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底蕴，而且是作家对生活过的城市的重新想象。

乔叶2001年进入郑州，2021年离开郑州到北京任职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郑州二十多年的都市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尽管河南地处中原，经济发展较东部、南部相对落后，但郑州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已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愈来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流动性强的大都会。乔叶的写作，无疑与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她小说中强烈的都市感也来源于这座城市。甚至可以说，乔叶的创作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郑州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同时，她作品中的“文学郑州”又丰富了郑州这一中原城市的文化底蕴。

本文以乔叶的“文学郑州”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乔叶的文学创作与郑州这一中原城市的关系，将其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市井文学传统中，剖析乔叶文学创作的中原特色及其文学中所呈现的郑州形象。同时，意欲通过对乔叶的郑州书写的研究，探讨乔叶的都市意识及其作品中的都市形象，发掘出其都市书写背后的复杂文化密码及作家本人对当下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复杂心态。

一、乔叶写作的市井传统与平民精神

乔叶的写作具有浓厚的市井传统与平民精神。什么是平民精神？赵园指出：“平民精神在创作中，主要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情感态度，具体化为笔墨间的亲切、体贴，作为底子的，是作者的人生态度。那是一种与世俗人生认同的态度。”[1]乔叶与前辈女性作家张爱玲、苏青有几分相似，散发出强烈的世俗气质，继承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市井文学传统。与上海的张爱玲、苏青，苏州的陆文夫，天津的冯骥才，北京的陈建功等作家相比，乔叶的写作则呈现出浓厚的郑州味道，郑州既不像北京大气从容，也不似上海前卫时尚，不如苏州的小巧灵秀，而是体现了中原文化特征的淳朴、包容与仁厚，如乔叶曾在小说中详细阐述了郑州市民“老师儿”的称呼，这一称呼散发着温情、包容的中原文化气息：“这个老师儿一定是要带儿化音的，以区别学校里的老师。……既不高看，也不低看，既不卑也不亢，最是有礼有节的一个称呼。”[2]张爱玲、苏青的成名得益于上海这座都市，而乔叶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都市的热爱及对自己能够靠写作谋生的自豪，“我就是不喜欢大自然，我就是喜欢钢筋水泥的城市，怎么了？”[3]“今天这雨让我格外想和陌生人在一起吃一顿热腾腾的饭，于是就来到了一个大盘鸡店，要了一份大盘鸡，三十块钱，再送一份烩面。地沟油很油，辣椒很辣，鸡很可能也有问题，但是就是吃着香。……这是我很多日子中最平凡的一天，是最最普普通通最最平凡最最乏善可陈的一天，实在不应该说这么多，说这么多实在是有骗取稿费的嫌疑……”[4]

现当代书写都市平民生活的作家尊重市井里巷生活的凡庸性质，更能与凡庸小民的人生态度、价值感情认同。老舍曾说自己爱交“老粗儿”朋友，“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5]邓友梅说他有不少在陶然亭遛弯儿的三教九流的朋友，刘心武的小说较为关注被同时期文学忽略的胡同里的下层居民。乔叶延续了前辈作家的精神，写出了郑州这一城市凡俗人生的审美趣味。《最后的爆米花》中的情节并不重要，这篇小说的主题就是郑州这个城市。小说的主人公不是这个城市中的精英阶层，而是小巷子里的普通人。乔叶有意将这凡俗人生审美化、诗意化：

“巷子口是喇叭形的，左口敞得更宽些。老常家这栋楼的左侧就是巷子，退休了之后没事做，他就在左边那间小卧室的左墙上打了个窗户，装了个塑钢推拉玻璃窗，开了一个小卖部。也没有什么大货物，无非是油盐酱醋，香烟糖果，再装一部公用电话。原想着风不吹雨不湿又省了房租，无论挣多挣少，只要能用这个来打发打发日子，也让日子打发打发自己，也就是了。没想到算下账来，从黎明到黄昏，一日里居然能宽宽松松赚个二三十块。”[6]

以这个小卖部来打发日子的老常，自然也不会有多么奸诈和好利，既有小生意人的精明和算计，也有着老派市民的厚道和仁义。因此，当卖爆米花的老头出现在巷口开始做爆米花生意，老常和老人的情感逐渐拉近，老人和他的爆米花摊位渐渐也成了老常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乔叶用了大量篇幅描写老人的爆米花技术，颇有民国时期的市民小说对五行八作的详细描画之风。因为老人的爆米花，在附近居住的人们仿佛情感也被拉近了，平时冷漠的城市带上了温度，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孩子和孩子们玩在了一起，大人和大人们拉起了家常，这些原本不认识的居民，因着这小小的火，就聚起来了，就认识了，“于是都惊讶着，都惊喜着，很快融出了一些情谊。这情谊虽如微雨，湿一层地面就了无痕迹，但在城市这干燥焦枯的尘嚣里，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能有微雨降落已经是小小的奇迹了”。

乔叶善于写郑州市中下层从事各类职业的普通市民的生活，除了开小卖部的、卖爆米花的，还有开米线店的、装防盗窗的、在洗浴中心搓澡的。他们所操的在别人眼中或为“贱业”，他们却不自轻自贱，自有一番自信与自尊的风度，而乔叶与前辈“京味”作家如老舍相似，在写道这些市井小民时，笔端总是带着庄严的情感。《防盗窗》中来郑州开小吃店的农村夫妻，他们在郑州做过各式营生，妻子灵芝在银基服装城卖过衣服，在陈寨花卉市场帮人打理过鲜花，在速冻食品厂包过饺子，丈夫老杠在科技市场搬过电脑，在饭店后厨拽过烩面，给装修队当过小工，最后才在都市村庄里开了小吃店：“俩人在皇家庵这里扎了下来。皇家庵是市中心有名的都市村庄，附近有七八所高中和大学，生意好做。他们瞅准了，决定卖土豆粉。……最初的门面只是半间，是在两栋楼之间的空隙搭起来的，渐渐地有了资本，他们就租了一整间，现在已经成了两间。老客户越来越多，菜式也越来越齐整，日子就慢慢好过起来。” [7]夫妻俩后来在郑州付了首付买了一套三室的房子，安定下来。在讲述小说主人公艰辛生活的同时，小说也在不经意间叙述了防盗窗安装工人这一职业的辛苦，在搬沉重的防盗窗时，“阳光下，小溪一般的汗水从土豆的脸上汩汩而下，他不去擦。”不仅如此，他们因为高空作业随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安装工土豆讲述了他曾经目睹的那一幕惨剧，在陇海路与布厂街交叉口的陇兴花园，安装工在六楼装防盗窗时，突然系着防盗窗的绳子断了，窗户从六楼往下砸去，“我就在六楼窗户里眼睁睁地看着，眼睁睁看见窗户落地的时候，铁窗上的钢筋弯了一下，一个人一头栽到水泥地面上，那血流得跟自来水似的。另一个人被弹了丈把高才落在了地上，滚了两滚，也不动了。后来他成了植物人。钢筋缓冲了一下，救了他的命。”《良宵》中的女工离婚后，下了岗，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为了生活，她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去挣：儿子一天三顿饭不能少，这三顿饭也把她的时间切成了三截。于是她只能上午去做钟点工，下午去超市卖菜，晚上到洗浴中心搓澡。到郑州的高档洗浴中心当了一名搓澡工，她从中找到了尊严和生活的乐趣。她由最初的不合群到融入这里的生活，起先，她是不爱说话的，后来渐渐地说开了。不说话就只能搓平常的澡——“普搓”，只能抽三块钱。后来，她日渐老练，学会了观察判断客人的身份，“她还推销出了她们能力之内最贵的美容保健套装，提了三十块钱”。她渐渐地从这份简单、在别人看来甚至有些低贱（她曾被客人骂作“臭搓澡的”）的工作找到了乐趣。“她越来越喜欢这里了。听着客人们的闲言碎语，和这些个搓澡工说说笑笑，一晚一晚就打发过去了。等到客人散尽的时候，她们冲个澡，互相搓搓，孩子般地打打闹闹一番，回到家，倒在床上就睡到天亮。如此这般，夜复一夜，虽然累，却因为有趣，因为挣钱，居然也眨眨眼就过去了。”[8]因为愉快，她甚至觉得在洗浴中心的每一晚都是“良宵”。小说的神来之笔是对女搓澡工娴熟手法的描绘，正因为她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她在给别人搓澡时甚至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体会到了人的尊严，“手到之处，泥垢滚滚而下，白花花的肉体前，她居高临下，是技法超群的医生，是手艺出众的厨师，是胸有成竹的导演，是指点江山的统帅，是不可一世的君王。”可以说，乔叶发现并写出了一个普通女搓澡工艰辛的日常生活中的“诗”。

二、对郑州都市空间的书写与描绘

相对于静态的乡村，都市代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在乔叶的散文、小说中，基于其平民情怀，电影院、咖啡馆、博物馆、广场、地标建筑等现代都市空间甚少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公交车、街道、街边小吃店、理发店、城中村、小村落等平民生存空间则频频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反映出乔叶强烈的平民情怀及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市民生存境遇的关注。在散文《双城记》中，乔叶将目光投向郑州的“公交车”，这里最能见出郑州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在郑州的早晨，为了避免早高峰，我喜欢坐七点之前的公交车。那时节，郑州刚刚醒来，车里尚有一股清新的气味。……我常常坐在最后一排，这是我最中意的地方。一遍又一遍，我看着车里所有人的脑袋：拎着空竹两鬓斑白的老人，背着书包面颊红润的孩子，戴着耳机专注听歌的绿衣女子，目不转睛刷着手机的青春少年……我们都是最最普通最最平凡的人，无论在哪一站下车，我们都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9]这段话代表了乔叶的创作立场。

02sxihkP3B4LGb5sMXQk3Q==乔叶的小说对“都市村庄”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都市空间有特别浓厚的兴趣。都市村庄又叫城中村，由于房租便宜，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郑州主城区及近郊曾有142个都市村庄（2010年5月统计），外来人口大约在200万，可以说来郑州的大部分外来人口都居住在都市村庄，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是每年以2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几十万在都市村庄做生意的外来人，他们大部分靠都市村庄维持生活。郑州比较有名的几个都市村庄，有陈寨、沙门、孙八寨。有这么一句话：南有高寨，北有陈寨。《防盗窗》中对都市村庄的剖析颇有点儿社会学的色彩：“都市村庄就有这点儿好处，只要把房租交齐了，其他卫生费城建费各种各样的费都不用他们操心，自有房东替他们打理。而据房东讲，他们也是什么都不交的。自有村委会出面替他们和大小衙门应酬。——既然是乡村，哪怕是在郑州这样的大城市，也还是有一些乡村的风气和习俗。”[10]乔叶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中国在都市化进程中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在公众视野中，都市村庄是混乱的、无序的、肮脏的，但在从乡村来城市打工的灵芝看来，这里有着切身的亲近感，因为这是她赖以谋生的都市空间：“她倒真不觉得这里有多乱。人员构成杂，却不乱。一切其实都是有规矩的。学生虽多，都不是上一天两天学，因此不乱。店家也不是只想做一天两天生意，因此也不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们看自己的学校是营盘，老板们看自己的店面是营盘，来来往往的居家住户看自己的小区是营盘。”在灵芝眼里，她赖以生存的这一空间是自有其秩序的，都市村庄在她的目光中被打上了深厚的情感印记。2005年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都市村庄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2006年，为加大对城中村改造的协调力度，成立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一组织协调城中村改造工作。城中村的改造和建设使城市变得更为整洁，但房地产的极速发展和扩张又使得城市空间的使用成本增长，大酒店、大型购物中心、连锁咖啡馆的进入，使得租金迅速上涨，而原来能够支付其低廉房租的住客不得不搬离。美国的彼得·莫斯科维茨的《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提到美国城市发展的困境：缙绅化为城市带来了金钱、新的居民、整建后的房地产，但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它抹杀了多样性，城市因此难以孕育独特、大胆的文化，缙绅化净化了一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发展凸显的问题也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不得不承认，在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发展中仍然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讲述的是城市中的一个体制内单位一对男女的情感故事，但小说中也出现了都市村庄，与那些西餐厅、咖啡馆相比，这里的都市村庄象征着城市的烟火气，凡人俗世的生活乐趣，一街两行都是大排档，摆着诱人的小菜：水芹花生米，清拌萝卜皮，油辣小螺蛳，红烧茄子，金针菇拼粉丝，白菜炖豆腐，“在车水马龙中，这些小菜就是尘世中开出的花朵，万紫千红，玲珑悦目。”[11]

乔叶延续着前辈作家师陀的文脉，对现代大都市中公共空间给小人物带来的压迫感进行了开掘与书写。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间处理成腐败的、色情的场所不同，师陀尽管对这些场所也无好感，但显然更为注重这些场所给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结婚》中的胡去恶正是在股票交易所、咖啡馆、舞厅这些上海的都市空间中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蜕变，最终投身于自己不了解的股票，失败后毙命于上海街头。乔叶的小说《轮椅》中的主人公晏琪是一名记者，她所在的报社组织“一米高度看安城”，安城或许在指代安阳，但小说中出现的“百盛”又在暗示这是郑州，晏琪就势坐上轮椅，假扮一名残疾人去体验都市生活，并且请来一名下岗女工当钟点工。当她坐上轮椅，她眼中的世界变得与平时不同，街道上的人们比平时都健壮魁梧，她要仰视才能看到他们的脸，可他们中没人看她，路过她椅边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自然地和她拉开一段明显的距离。这距离让她刺眼。他们怕沾染她。他们在躲避她”[12]。在大型超市，她想让服务员帮忙取货架上的东西，遭到了轻慢和歧视，甚至语言上的侮辱，说她喝掉果汁，上厕所会很不方便，碰到之前的恋人——现在是外贸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慌忙和她撇清关系，证明自己过得比晏琪好得多。最后在新大新品牌折扣店，她遇到了自己热恋中的情人，他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短暂沉思后就果断决定离开她。小说的情节颇具巧思，晏琪在这一天体会的无非是城市中的底层每天所要面对的人生，被轻视和慢待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晏琪只是“体验生活”，而那个前来打工的下岗女工，则是每天都要经历这些晏琪所不能忍受的“歧视”和侮辱。乔叶的这篇小说极具人文主义色彩，对都市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反思和审视。

非虚构作品《拆楼记》中的“我”在省会郑州工作，是标准的中产阶层，有当记者的好闺蜜，有当地的公务员朋友，因行业会议常常出入于高档酒店，借助个人社会资源网络，可以与市里的基层干部坐在一起聚餐。但“我”的背后则是生活在农村的姐姐一家人，他们和村里人因为拆迁需要上访，频频出现在省信访局的大门前，博物馆、咖啡馆、电影院、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等现代都市空间好像和他们并无关系。在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围绕土地、拆迁问题产生了诸多纠纷，国家信访局和各地的信访局成为农民的重要活动空间。省信访局门前聚集着河南各个地区的农民，都是三五成群的，有的站在树下，有的倚着墙根儿，有的就站在当街上，穿着样式落伍的厚外套，黑红的粗糙的脸，“尾音轻些的来自南阳；尾音重些的应该是来自周口；整个腔调都偏山西味儿的，无疑是来自豫北。”[13]正如社会学家所分析的：“在一个政治与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源出一体的社会结构中，法律本身的运作逻辑也得服从于政治权力，既然如此，民众越级上访就显然比法律争讼来得更为便捷和节约成本，而国家也是有意识地鼓励民众通过行使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色的政治权利来进行‘诉苦’，表达诉愿，从而纠正下级机构的行政过错。”[14]“信访局”这一事实上并无实际权力的部门在作品中成为一个象征，揭示出郑州这一内陆城市的行政主导色彩。《拆楼记》中的郑州既是真实的，也渗透着乔叶的主观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内地城市的缩影。

三、乔叶小说中的富于中原文化特征的都市女性形象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有以女性形象象征一个城市文化内蕴的传统。提到北京，我们会想起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提到上海，我们想起张爱玲、王安忆小说中的白流苏、王琦瑶。20世纪90年代末在上海兴起“美女写作”，产生一批作家如卫慧、棉棉等，她们的小说中的女性生活方式更为前卫，这些女性频频出入于高档的酒店、咖啡馆，流连于中国恋人和外国情人之间，这种书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上海飞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相关。

相对于王安忆、卫慧、棉棉小说中上海女性的精明、生活方式的前卫，乔叶小说中的女性更多呈现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某些特点——保守、仁厚，她们大多经济独立，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但是随着青春的流逝、爱情的褪色，内心渴望新的爱情，但终究又在一番挣扎矛盾后退回到原来的家庭中。这些女性角色的设置与郑州这一中原内陆城市的特点相关。由于郑州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内陆，虽是交通枢纽，但并非沿海地区，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快速建设和发展中，并没有太大的优势，文化上又相对封闭、落后，因此很难吸引大型外资企业或国企及各地的优秀人才，这一状况近年来由于郑州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得以改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乔叶的小说中大量地出现的都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女性。

《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最具典型性，小说主人公云平和张威都EYD9ASmIohcnkmSA/cxhrysGKtDGXA+d9eROxT+3xTw=是省内某系统的工作人员，一起被派到市局参加计算机培训。小说花了大量篇幅探讨在“单位”人们的生存哲学及人际关系技巧：

都是一个单位出来的，离得太远，肯定说不过去；走得太近，也未必都是真心。怎么处得既让外人挑不出什么来也让自己舒服宽松，是个讲究。不过做起来也并不难：多说对方好，决不说对方坏。即便从别人口中听见有关对方的不妥之词也保持缄默，不传不议。但若得知了一些与己无关的私密消息却不妨及时共享和串通一下，对方需要帮助时则必定会量力而行。[15]

由于云平较张威年长，在“单位”的时间更长，因此更显得圆滑和周密，很多时候云平宁可少说，绝不多说，有时候听着张威说得要过界了，会朝他使个眼色或者把话岔开，因为都是一个单位的，难保将来口传口，旅游了一圈就换了个样儿，到时候虽说点火的人是张威，但她也逃不了干系。这些平淡甚至波澜不惊的描写，让我们想起刘震云的“单位”系列，由于“单位”的体制内性质，流动性很少，因此很大可能要相处几十年，所以“单位”中人就尤为留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免给自己造成麻烦。洪子诚曾指出：“刘震云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16]生活于其间的人们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个人命运有着强烈的宿命感，在适应这一环境的过程中经历着人性的扭曲。在某种程度上，乔叶也是对刘震云这一主题的继续开拓。与刘震云不同的是，乔叶喜欢从两性关系角度切入这一主题。小说中云平和张威在酒后失态后回到“单位”，俩人不免尴尬，其后虽频频出入于郑州的西餐厅、星巴克咖啡、街心公园等现代都市空间，已婚的她尽管对这个男孩有丝丝好感，但终因“单位”的约束而止于此，俩人的关系也并未越雷池一步，以张威的新婚而结束了彼此的暧昧关系。乔叶的笔触不及刘震云辛辣，但作为女作家她对“单位”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彼此试探而又彼此戒备，萌生好感但又利益至上，这些对人性幽暗之处的开掘是较为独特的。

《妊娠纹》《黄金时间》刻画了相对封闭的中原内陆城市的中年女性的深度心理困境，以及单调平淡的日常生活对人的精神的腐蚀与消耗。这几篇小说既有张爱玲的辛辣笔触，又有刘震云的几分新写实色彩。在当代文坛，不少小说热衷于讲述少女的都市传奇故事，吸引读者的眼球，但乔叶更关注中原内陆城市中年女性的心理困境及隐秘的心理突围欲望。《妊娠纹》中的“她”在“省会”（郑州）一个单位的财务室工作，生活无忧，但单调乏味的工作常常让她产生无意义之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财务室装着厚重的防盗网，每天当她走进去的时候，“常常不可抑制地觉得这个办公室就是一所监狱，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囚徒。等到打开电脑，填着永远也填不完的酷似一间间监舍的小小表格，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 [17]。在家庭中，她早已厌倦了丈夫的平庸和“死气沉沉”，俩人早已没有了爱情，只是因为责任和习惯而捆绑在一起。工作的乏味，青春的流逝，正在老去的她想做点儿什么，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乔叶以细腻的笔触发掘出女性内心的隐秘破坏欲望：“单位开例会时，将一口饱满的唾沫吐到一把手领导的脸上。他的脸红润浑圆得过分，简直就是一枚活泼泼的肉质公章”，或者“对口银行信贷科的那个小帅哥来办业务，送他出门时，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他结实的腰，然后用脸贴着他的后颈，去嗅他浓重的汗味……”乔叶如一个心理学家，深入女性的心理世界，以蒙太奇的笔法拼贴出中年女性的潜意识地带，颇具现代色彩。这些精彩的心理分析，让人想起海派作家施蛰存的《春阳》，婵阿姨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马路上走，手挽着手。和暖的太阳照在他们相并的肩上，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但一声“太太”让婵阿姨羞愤不已，意识到自己年华的老去。《妊娠纹》中，她碰到苏，一个只比她大三个月的男子，一个她仔细考察后觉得可以当做恋人的对象，身份、地位、相貌都能符合她的要求。身处两地，很长时间里，他们只是语言上的你来我往，这种情感游戏还有着成年人的算计与审慎。对他来说，她“偏年轻的容貌，温和的脾性，稳妥的家庭，省城女人的身份”都是他精心考量过的，但他“甚至不会专门为她跑来一趟”，连送她的包也是用公款消费的。这精心算计的“爱情”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互相猜忌、互相算计的一对男女因一座城的沦陷才成就了他们。但在乔叶的小说中，身处和平时代的男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份爱最终无法成就。乔叶如张爱玲一样，将两性的幽暗心理书写得淋漓尽致。在这场情感游戏中，看似公平，“她和他之间，残余的身体对等残余的身体，残余的爱对等残余的爱”，但女性因性别原因终是弱者，因为“对于女人来说，男人的身体之美，就是健康，只要有了健康，他就能去享受女人，也让女人去因此享受”，但女人的“妊娠纹”是她身为母亲的确凿印迹。从这场互相算计的成人游戏中，她发现不了意义，只是人生的虚空，她终于明白“她已经不会爱，只会算了。她曾经以为的爱，不是爱。只是那么一点点儿没有被磨完的野性，一点点儿没有被完全湮没的棱角，以爱情的名义在婚姻之外生发了出来”。于是，最终她拒绝了苏的求爱。这篇小说也体现出乔叶对女性独立意识的探索。

《黄金时间》凸显了较为封闭的中原内陆城市平淡单调的日常生活对人的精神的腐蚀与消耗。小说中的丈夫与妻子，人到中年，爱情在日子的流逝中已经褪色，甚至几乎荡然无存。生活习惯的差异，中年人的疲惫，让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坐在那里，像是坐在大洋的另一端，他们之间是无垠的海面”。他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习惯，她怎么也改变不了，劝阻不了，“他的头靠在沙发背上，打着呼噜，嘴角流着涎水，一副痴傻的样子”。她无法忍受他的平庸，他的平庸仿佛是灰色生活fNoDMdpo22kcFeEQKj+HTw==的象征。因为儿子出国留学，两个人的意见产生分歧，“他们差点儿动手，他抡起手头的保温杯想要砸过去，抡了两下，到底没出手。可他眼睛里的恨意她历历在目。他不是心疼她，只是怕把她砸伤了还得去医院花钱，被邻居碰到了也丢人。可她知道他已经砸了，在心里砸的。”[18]表面上看似平静、幸福的家庭深藏着危机，他的盲目自大，在家里的专横跋扈，都让她彻底失去了对他仅存的好感，“他从根子里败坏了她对男人的胃口”，“他是早已经死了，在她心里”，甚至“她在心里同他离了婚”。不得不承认，乔叶对人性的透视是犀利的，失去了爱的支撑的家，对他、她而言都成了一个牢笼，他们因爱情走进婚姻，又在日子的流逝中成为刻骨铭心的仇敌。最终，她有意错过了营救心肌梗死的丈夫的最佳救援时机。黄金时间既是指营救丈夫的最佳时间，也是指她人生的黄金时间，她的美好年U+J3qVqFRF5I62HiHov4nA==华都蹉跎在平淡乏味的婚姻中。同时，与《妊娠纹》一样，小说也有对都市文明病的批判，揭示出在都市生活中的人的精神上刻骨的孤独、隔绝，即使彼此是夫妻共处一室，精神上仍是孤独的。小说中的她喜欢看电视的原因仅仅是：“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她无法选择——工作、薪水、结婚、离婚……但这遥控器却可以让她充分选择。虽然她只能看一个台，但她可以选择好多个，而且可以随时调换。这虚拟的权力和微小的自由，真好。”

四、乔叶小说中的富于郑州地域文化特色的饮食文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有饮食文学的传统。周作人开启了饮食的美文传统，他将饮食生活与文章趣味融为一体，他的散文中到处散落着谈论饮食生活的文字，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羊肝饼》《南北的点心》等。其时许多作家的小说、游记、散文亦对自己故乡的饮食风俗多有记述，如沈从文小说中关于湘西饮食的描写，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履痕处处》等作品中多有对食趣生活的感怀。至当代，汪曾祺接续这一传统，对江苏各种饮食的详细叙写，将饮食与童年记忆、生活情味联系在一起，勾画出一幅安静、自然的未经现代文明熏染的小镇生活画卷。

河南作家也常常写到中原地区的饮食，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李佩甫、周大新常常在小说或散文中写到童年的食物，他们的书写带有特殊年代的苦难味道。周大新曾写道：“八岁时，饥馑突然到来了。我从来没想到饥馑的面目是那样狰狞可怕。先是家里的红薯吃完了，后是红薯干和萝卜吃完了，再后是萝卜缨和野菜吃完了，跟着是难吃的糠和苞谷棒芯吃完了，接下来是更难吃的红薯秧吃完了，最后是把榆树皮剥下来捣碎熬成稀汤喝，把棉籽炒熟后吃籽仁。”[19]李佩甫在《生命册》中详细描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乡间的吃食“柿糠沙”（“炒星星”），“晒了一冬的柿子皮加豌豆面、薯干面再加上辣椒面等用水和成面团，经发酵后拍成一个个圆面饼在阳光下暴晒，再经手工小拐石磨磨成粉状，最后在烧红的热锅里至少浇半碗猪油爆炒，这就炒成了晶亮亮的、看上去一粒一粒的细沙。吃的时候先甜你一下、再辣你一下，你得一点一点地吃，辣得你伸长脖子，满口生火，一腔红甜”； “泥蛋子红薯麻雀”，“把生红薯掏一孔，麻雀在盐水里泡一泡，尔后塞进红薯里用泥糊了，放在烟炕房里的火道去烤，等泥蛋烤裂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先苦后甜再咸”[20]。这些食物很大程度上成为其时乡村苦难的象征。

相对于李佩甫、周大新，乔叶对美食的叙述少了一份苦难色彩，多了一份对世俗生活的享受及女性视角的生活乐趣。在散文《双城记》中她提到了烩面，洛阳浆水面，新野板面，三门峡大刀面，葛记焖饼，老蔡记蒸饺，黄家包子，灵宝羊肉汤，博望锅盔，北舞渡胡辣汤，许昌热豆腐，郏县饸饹面，驻马店芝麻焦饼，封丘卷尖，濮阳糟鱼，信阳糍粑，滑县道口烧鸡，鲁山揽锅菜，武陟油茶，博爱杂拌，沁阳闹汤驴肉和驴肉丸子，开封的桶子鸡、油馍头、炒凉粉、羊肉炕馍，可谓是河南的一份美食指南。还有日常生活中家门口的小吃店，乔叶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数家珍，张氏牛肉面和张家大盘鸡成了“我”的私人厨房，卢氏凉菜店，菜品丰富，味道可口，“丝瓜尖儿、黑木耳、面筋块儿、莲菜，也不过是这些家常式样，但他有一个画龙点睛的秘诀，就是特制的麻酱，太好吃了。”[21]散文《家常饭》，详叙了郑州的诸多美食，呈现出鲜活的生活经验及生活情趣。譬如“羊杂碎”：“店前支着一口大锅，锅里一半地方堆着切好的杂碎，给人以非常丰盛的感觉，另一半是翻滚的雪白高汤。……放入香菜、红椒末和味精，将汤汤水水的杂碎舀入碗中，顿时，白的汤，粉的杂碎，绿的香菜，红的辣椒。”[22]再者如粥，这粥与北方的大米粥截然不同，白面粥，又叫“面疙瘩”：“不多不少的水进入旗鼓相当的面后，得把面朝一个方向匀速旋打一会儿，才能打出一个成功的面团。面团好了，水也开了，一手持碗，在开水的哈气中将碗慢慢靠近水面，让面团缓缓地流入锅里，另一只手拿着勺子，在锅里搅拌——一定要贴着锅底搅拌，不然就会煳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23]，最后加上打碎的鸡蛋液。在散文《烩面》中，乔叶写道：“烩面”三步一小馆，五步一大馆，成为郑州的“符号”，烩面在乔叶的笔下是如此富于美感，“厚厚薄薄宽宽窄窄的一碗面煮好了，配上大得吓人的海碗，再加上细细的豆腐丝、海带丝和粉条，浇上高汤，最后再撒上一小撮碧生生的香菜，就成了。”[24]

在《藏珠记》中，乔叶进一步将饮食与郑州市民的生活哲学联系起来。普通市民看重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乐趣，“最起码每天早晚的粥的稀稠冷热都不一样吧，每天每顿的菜的酸甜咸辣都不一样吧，百种千样的它们每天都会妥妥帖帖地进到我的肠胃里交融沉淀，和我的血肉亲密接触，给我欢愉，让我踏实。”[25]乔叶借老一代厨师松爷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食物要顺应天地之道才能长得壮美，处理食物时要理解其性状，烹调时要 “用尽”才是爱惜。吃菜要吃时令菜，时令菜在田里野长，例如白菜萝卜， “味道正，有营养，也价廉物美，叫人人吃得起，人人活得起，这是老天公平的地方，仁厚的地方，这就是自然法则，这就是天道天规。”[26]在做人方面，松爷提出“人心要实火要虚”，“老老实实这四个字是所有手艺人的根本”，因为“这世上聪明人太多，聪明人太容易不老实，所以得老实里再夯上一层老实”[27]，这是郑州市普通市民历经世事后对人生最真实的体悟，中国民间百姓最朴素的生活哲学。在《藏珠记》中，乔叶对豫菜所象征的中原城市文化有着透辟的理解：“豫菜，甘而不浓，酸而不酷，辛而不烈，淡而不薄，香而不腻……咱们的特点就是甘草在中药里的作用，五味调和，知味适中。所以内行常说，吃在广东，味在四川，调和在中原。”[28]

结 语

乔叶对郑州的文学表达，丰富、深化了郑州这座中原城市的文化底蕴，有助于郑州打造出自己的文化名片，树立起郑州这一中原城市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城市形象。同时，乔叶对城市低收入群_{OftWqpZ/he0qqe9spXDR9klOyxe77MnzZp7vS0/945k=}体的人文主义关怀，对郑州市民凡俗人生趣味的描写，既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又使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郑州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使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都能够在这座超大城市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6.

[2][6]乔叶.最后的爆米花[J].山花，2008（2）.

[3]乔叶.玛丽嘉年华[J].江南，2015（5）.

[4][24]乔叶.生活家[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176-177，180.

[5]老舍.习惯[J].人间世，1934（11）.

[7][10]乔叶.防盗窗[J].渑池，2007（10）.

[8]乔叶.良宵[J].人民文学，2008（2）.

[9][21]乔叶.双城记[N].文汇报，2018-7-2.

[11][15]乔叶.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J].收获，2007（4）.

[12]乔叶.轮椅[J].人民文学，2005（9）.

[13]乔叶.拆楼记[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2：177.

[14]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M].北京：三联书店，2018：247.

[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6.

[17]乔叶.妊娠纹[J].北京文学，2010（10）.

[18]乔叶.黄金时间[J].花城，2014（1）.

[19]周大新.长在中原十八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5。

[20]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1-42。

[22][23]乔叶：家常饭[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85，101

[25][26][27][28]乔叶.藏珠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32，121，157，125.

责任编辑 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