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新诗中，地域性呈现的形态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大部分研究与表述中，地域性却几乎被描述为一个统一化的概念，这无疑存在着某种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中国新诗中出现的地域性进行一定程度的辨析，阐明地域性内部的不同存在形态，并对其历史化的演变过程作简要梳理，发现其当下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向，不仅有助于廓清诗歌中地域性研究存在的认识迷雾，而且也有助于以此为新的基点，重审当下诗歌中地域性书写的特质与趋向。
关键词：中国新诗；地域性；存在形态；民间化倾向；返归意识
一、乡土地域性：启蒙话语、阶级革命、精神原乡与生命强力
（一）空间的时间化处理：从启蒙到革命的不断改造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地域性首先便表现出一种与乡土结合的乡土地域性形态。由于白话新诗是以一种“断裂”的姿态出现的，因而新诗的诗学观念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思维。传统诗歌中地域性所依附的是“自然”，以自然为尺度，以自然为旨归，追寻的是一种恬静优美、自然舒展的精神表达，即使寄托乡愁，那也几乎是一种淡淡的哀愁，是一种中和冲淡的美学，并且最终同样是以乡土地域性为精神归依的。因而不难看出，在传统的诗歌表达中，乡土地域性呈现的是一种源自自然而最终归于自然的环形结构。这当然与传统社会中对时间的“循环”理解分不开关系。在传统的时间观中，时间的流动呈现为一种情感的“曲线叙事”，在经过这样一个“曲线叙事”后最终是要重新回到起点的。只不过这个起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华，但在本质上，依然没有跳出“自然”的管辖。这种循环的时间观，使诗人在面对自然、面对乡土时并不容易产生时间的焦虑，加之“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即便面对生死，面对历史的巨大变幻，面对人世的沧桑，诗人也能从自然和乡土中获得力量，达到一种时间紧张感的化解。甚至可以说，在面对巨大的时间变幻时，诗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与时间、自然、乡土的对抗，而是顺从，并与之融为一体，即便可能要经历一个不大情愿的过程。
现代新诗一开始就受到“进化论”线性时间观的宰制，传统诗歌中的循环时间观在新诗的地域书写中为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所替换。在这样一种线性时间话语中，中国新诗中的乡土地域便呈现出一种“落后”的性质，甚至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阻碍，由此“成为一种需要被改造和启蒙的对象”[1]。比如刘半农借用江阴小调创作的《瓦釜集》，看似是对传统民间诗歌的回归，实则只取其基本样式，而更多的是改造，且在形式和思想两方面都有所触及，尤其是时间观的改造。这种民间形式的改造，一方面是为了新诗自身的发展与建设，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于当时的启蒙话语，因而这种乡土地域性，自然也就被纳入启蒙的话语之中。改造，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扬弃，在对民间形式的征用中，像刘半农一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仁，更多的工作是对IL8fT0Ow3c3LZtetxXLgOQ==旧形式的批判；而Ym5b5nG1d82JTQpkKQLZQg==乡土地域性的被肯定，正是基于其平民化立场，看中的正是其能为启蒙话语服务这一点，而并非对乡土地域性本身的推崇。
“对于文化地理的发现，恰恰使中国人认同了时间的价值逻辑，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凌与催逼之下才‘睁了眼睛看’，具有了启蒙和现代意识。”[2]在与西方的地域比较中，产生了一种地域上的不自信和向西方靠拢的现代化追求，因而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的乡土地域性是处于被批判的位置上的，是以充满劣根性、封建宗法制的产生土壤、保守落后的形象出现的，作家们“往往单纯地描绘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3]，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视为封建、愚昧、落后的代表。在一个线性发展的时间神话中，工业化的文明社会才是他们所孜孜追求的。而作为前现代的乡土地域性在时间话语面前自然就面临着被改造或淘汰的局面。在诗歌叙述中，乡土地域性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来源，而必须与启蒙话语结合在一起才具有一种完整性，也就是说，地域性只是一个通道和中介，它的终点是启蒙。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乡土地域性中的启蒙话语中加入革命话语，甚至为革命话语所取代，而从启蒙到革命，其遵循的同样也是时间的“进化论”逻辑，革命成为启蒙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先进的存在。诗歌的整体风格也由阴郁转向乐观。革命话语是对启蒙话语的进一步发展，不过，革命的主体与位置发生了分化与置换。知识分子从乡土的批判者成为需要改造以融入和提升乡土品质的“新人”。从这一维度上讲，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新人形象。农民形象也得到提升而成为一种具有新素质的新人形象。与革命结合的乡土地域性在启蒙中逐渐褪去愚昧、封建、落后的面貌，逐渐成为具有新气象、新面貌的乡土地域性，其中贯穿着一条成长的逻辑线条。乡土地域性也从被排斥的他者转而成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存在，但其依然是在时间逻辑的支配下为新的革命话语而服务的，乡土地域性自身依然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来源。
不论是启蒙还是革命，这种乡土地域性都经过了一种空间的时间化处理，地域性的空间性与空间价值被强大的进化论逻辑转化为一种时间价值了。求新求变，追求无限的现代性由此成为其真正的价值，而乡土地域性自身的丰富价值时时处于一种遮蔽状态，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
（二）永恒的故乡与人性：精神原乡与生命强力
1.永恒的故乡：大变局中的精神避难所
作为地域性的乡土在诗人的眼里，不仅有其落后、保守而需要被启蒙和革命话语改造的一面，也有其梦幻、恬静与自然的一面。尤其是在时代大变局中，地域性的乡土往往转化为一种精神性的故乡话语，成为中国人可以退居的精神避难所。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当其进城闯荡失败时，他还可以退回故乡，故乡不管怎样不好，却总能有他的容身之处。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故乡就是这样，默默承载着中国人，成为他们最后的防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乡土——故乡，虽然外在呈现不同，但内在却是一致的。故乡是永恒的，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这并不是说故乡的风物不会改变，而是说，故乡作为一个精神载体，它是永恒不变的。中国现代以来的乡土诗，其饱含地域性的故乡便是如此，故乡是作为大变局中的精神避难所和栖息地而存在的，是混乱、变动中看似唯一不变的存在，也是其中唯一的依靠。此时，刚从各种糟糕的精神状态中获得解救的人期望值有所降低，作为归来者的游子曾经在故乡存在的矛盾明显有所消解，退居心理斗争二线，故乡的一切似乎都美好起来。另一种状态是，远离故土的诗人们因为长久失去与出生地的联系而产生一种时间的焦虑，加之时运不济，或遭受挫折，故乡便经过记忆的筛选机制而呈现出其单纯、美好的一面。并不是说这种美好或单纯是虚假的，而是说这种美好或单纯同其落后、保守一样，都具有某种片面性，但并不影响其深刻及其意义所在。地域性乡土的善、美的开掘与赞颂同其丑与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意义。在对故乡“精神性原乡”特质的开掘中，故乡的风物、地域性特点显示出活力，成为一种美好人性的象征与衬托。而这种美好并不是现代以来才产生的事物，从中国古代的乡土诗、田园诗、山水诗我们都能看到地域性乡土作为精神原乡的影子，只不过到了现代，其具有了新的精神意涵，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其中不变的是，那种把故乡永恒化的努力，那种精神性的凝练与升华，那种与自然重新连接的企盼。
也许对于人类而言，故乡是一个本体论命题。首先，故乡是一个母体，正如心理学所展示的那样，当出生的婴儿与母体分离之后，婴儿渐渐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足人格的个体，而母体却仿佛永远停滞在原地，二者间形成越来越大的裂缝与张力。个体的独立付出的代价是孤独。由此，个体越独立便越想要与母体重新连接，恢复曾经的连接，但事实已然不可能，所以张力便在此形成。故乡的本体，逐渐与老子的“道”有了联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故乡便成为与此类似的事物，成为诗人构造的世界中万物的起源。再进一步，故乡也与自然有了联系，故乡的自然风物也就由此凸显出来。而返归的故乡主题也与返归自然的主题有了联系。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故乡似乎都是指向乡土，而不是指向城市，似乎只有那片安静的旧土才能安放无数诗人的心，而城市仿佛只能将诗人本就受伤的心搅得更加烦乱。这在废名和朱英诞的诗歌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与返归主题相联系的，便是城乡二元对立地域模式的凸显。无疑，在这样一种模式中，乡土便是优美健康的代表，而城市则是污秽堕落的代表，城市与乡村同时被象征化、寓言化了，并成为一个象征的体系。在这种象征体系中，一种道德批评显露出来，其中的好坏优劣与评价倾向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乡村是道德高尚、人性纯洁的代表，而城市却恰好相反。而当这种模式与解放区的城乡模式结合在一起之后，一种城乡二元的等级制便更加明显了。但诡异的是，在现实中，这种观点与人们的内心评价和真实行动却恰恰相反。乡村的人们都想往城市迁徙，他们都对城市有一种现代性的渴望，而文学的表达却恰好相反。
其实这也道出了故乡的宿命或者说真实作用。故乡作为最后的归宿、作为暂时的精神避难所、作为一种关怀性存在，只有在最后或者遭遇挫折之后才能显示出它的存在，也就是说，返归是一条退路，当进取的时候，故乡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匿的。而作为一种精神原乡，故乡则是精神源地，是支持人类前进、开拓、成长的精神源地，作为一种母体，它不断输出，不断耗竭自身的能量。可当有一天它不再具有这种性质，正面形象的精神源地便会呈现出一种保守和落后的面貌。其实，故乡就是这样，它不是激进的，而往往作为一种保护性的存在，难免为时代所遗弃。那些聚居于故乡的人，大多一生不曾走出故乡，缺乏一种参考而总觉得故乡便是最好的，由此便产生一种维持当前现状的强烈欲望，从而成为地方的保守者。向往现代者，则必然走向城市，而再次回到故乡，则不免感到城乡在现代性维度上的差异，难免会对故乡的乡土生出一种保守落后的印象。但这种印象中又饱含对故乡的热爱，对无法回去的感伤与无奈。因此，无论批判，抑或赞美，作为故乡的乡土地域性，一直都被诗人所热爱着。
2.受难的沦陷与顽强的生命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乡土地域还与特定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年代的政治乡土地域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当属抗战时期。由于现实的政治分割，中国在整体上被强制性地切分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与“孤岛”，而文学风貌的呈现也与此大体一致，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地域性。在这四大政治区域中，乡土性最为明显的是解放区与沦陷区。解放区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比如阮竞章的《漳河水》，单从诗歌的题名就能感受到其题材的地域特征。从内容上来看，《漳河水》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其描写陕北农村的人、事、物，无一不具有陕北的气息，写出了陕北农民日常的悲喜，写出了陕北农村日常的人性，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爱憎情仇。在形式上，这种地域特性也同样鲜明，阮竞章借鉴了陕北“信天游”的民歌形式，创造出一种新民歌的诗歌体式，尽管从现在看来这种形式未必成功，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诗歌体式，其自有一番美学价值。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漳河水》这一具有典型性的文本不难看出解放区诗歌政治乡土地域性的特点：在形式上化用民间形式，在思想追求上力求与政治主题保持一致，在美学风格上追求一种朴素、健康、向上的美学品质。其实，如果抛开一些审美意识形态的桎梏，那么便不难发现解放区诗歌中所蕴含的顽强生命意识。那种看似简单的解放主题与民间形式中其实饱含着充盈的生命意识。“解放”自不必说，由个人的解放到政治的解放，本身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政治的解放是对个人解放的进一步发展，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进一步投射和扩展。从目的上看，解放最终要实现的是自由，而自由本身也是生命意识的一种体现。民间形式在特殊时期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具有一种特殊的生命意识——反抗性。而当其被主流意识形态征用之后，虽然这种异质性的反抗属性消解了，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命意识诞生。它展现了陕北农民自我完善和进步的主体意识，也表现了农民千百年来忍辱负重所锻造的坚韧和顽强。这种顽强不是对抗式的，而是深受老庄哲学所影响的“水”一般的柔韧与顽强。
与解放区生命意识的彰显不同，沦陷区及那些从沦陷区逃往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诗人则显示出不同的追求。对于那些在沦陷区生活的诗人，如朱英诞，他们最后的民族伦理底线大概就是沉默。关于沉默，自然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声的反抗，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默许的“投降”，但对于生活在沦陷区的大部分诗人而言，前一种理解要更为合适。生活在沦陷区的诗人，比如朱英诞，写作了数目可观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朱英诞普遍采用一种隐喻式的写作方式和悲悼的语气，把诗歌中的乡土与祖国联系在一起，通过隐喻的多层编码与转换隐晦地传达心中的悲恋，“就表层意义结构而言，悼亡成为一种实指性内涵，具有某种确定性——直接指向物理客体；而深层意义结构的生成，则依赖于诗人整体性的隐喻思维，它不直接指向客体，而是暗示了客体之下更为广博、深沉的象征世界，显示了一个国家和人民在灾难中的心灵历程”[5]。这样一种书写其实暗含了诗人的受难意识，在地方的风物中，在花草虫鱼中，他们重新“格物”，并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安放自身、缓释焦虑的方法和路径。在格物中，他们不但通过文化传统的唤醒赋予其国族意识，还在格物中发现了“物”的新生命，而这对困居于沦陷区的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自我暗示。这样一种静默的反抗，表现出的是一种节制而平稳的生命意识，虽然并不强烈，但也足够坚韧和顽强。
那些从沦陷区逃出的诗人们，普遍具有一种流亡者心态。比如穆木天，他笔下的东北乡土在被赋予一种原乡性质的同时，也承载了诗人自身的受难体验。早期的穆木天沉浸在“甜蜜的家乡”中，比如他的《北山坡上》一诗：
我们乘着银灰色的淡淡的薄冥的天光，要静静地看月出到青青的北山的麓上，我们蜿蜿地爬上了幽险的山径，展望，铜邦铁底的松花江头已圆圆地滚出了橙黄的玉般的月亮。远远的连山轻衬着烟纱笼着的浮动的村庄，天际上还如残存着浅浅的夕阳的余映，若隐若现的野犬吠声与风飘相交唱，时时吹送到三五声定昏的喇叭的返响。木排上的灯火渐渐地表现出他们的纤纤的轻光，大概是木客们啊正在把酒高歌，话起了甜蜜的家乡。沙汀里对涉着几个跣足的荡舟的儿郎，静止的白帆越发灰淡微迷着斜依着苍茫。山凹的夹道上走过了一个担水桶的乡人，断续地激送来山泉中的一声一声的打水的动响，山寺的晚钟徐徐地滑渡在绿茵的梢上，徘徊的严犬对着我们欲吠却不停张狂。看不见有飘动的游人的阴影来往，听不见有感伤的爱的心搏微微振漾。只有我们两个并仰卧在茸茸的青草地上，瞅着流荡出一根一根的月亮的光芒。满城的居人都在嗒嗒地睡着了，怎会有半缕的炊烟从他们屋上出来了。天主堂的塔尖冷冷地遥望着对岸的兵工厂的废墟的凋零，闪闪的月亮的银锋抚弄着水面的微睡的含笑，所有都是睡了山也睡了水也睡了。什么都是睡了，人也睡了，狗也睡了，只有我卧仰着抚按着你的心波，莞尔地笑着。啊，好如告诉我们什么似的消息，山泉的潺潺越发地清楚了。啊，怎又来了一声晚行人的归歌调。啊，不会念经的和尚怎又把钟撞响了。啊，时如浮纱似的走了，如盂兰盆似的走了，但不要忘了这草茵，月影，那音波，色浪——啊，心欲的家乡[6]。
“一个地方的灵魂深藏在它的景观之中”[7]，因而从诗人笔下描绘的景观，读者得以一窥这个地方在读者灵魂深处的位置与诗人真实的内在感受。从月色写到乡村，尽是一派和谐、宁静、安详的乡土景观，诗人也陶醉于这唯美的乡土之中，享受乡土的宁静带来的审美愉悦，但这样的好景不长，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东北相继沦陷，诗人也失却了这唯美的家乡，这宁静、和谐、安详的乡土不再完整，转而成为一副破碎的模样，此时的东北“到处是民众的苦痛，到处是民众的凄惨……我们的民众带的锁链……我们的民众背的负担……到处的土绅土匪……到处的吗啡鸦片……南满沿线的公学堂……各地方的满洲银行，……垄断舆论的华字外报……私贩军火的外国药房……那些化装的调查团……那些木材的买办”[8]，诗人曾经对乡土的歌颂和赞美，如今变成对侵略者破坏自己家乡的控诉和抗议，而诗人自己也因背井离乡成为无家可归的“外乡人”和“受难者”。但穆木天的受难体验又与身在沦陷区的朱英诞等人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讲，朱英诞等人的受难是实在性的个人体验，而穆木天对沦陷区的受难体验更多的仍徘徊于此前的个人经体验及其延伸性的想象。由此引发出两种不同的受难表达与生命意识，对于朱英诞来说，其诗歌中的受难是隐忍的、默默承受的，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是节制的，而穆木天诗歌中的受难则是一种英雄式的、集体式的爆发性呈现，表现出的生命意识也是迸张的；但不论是哪一种表达，都与各自的地域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地域形态。
3.原始蛮荒与野性生命强力
“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9]在20世纪80年xdQWDHRiq1l6x4P+w9gUwfK4pJ+N/XpQlIP1erGdYgU=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中国诗歌界在寻根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文化诗、整体主义等诗歌流派。同寻根思潮的追求一致，这些诗歌流派同样希望能从中国古代和地方的异端传统中汲取有效的诗歌资源化为己用，以推陈出新。由此，中国新诗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特征，不仅是相对于中国内部而言的，同样也是相对于中国的外部世界而言的。在挖掘地方与传统异端的特色时，许多诗人都绕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乡土作家和诗人曾经走过的弯路，将地方性特色的展示与特异生命形式的建构结合起来，试图以此构建中华文化的新传统，为中华文化传统注入新的生命力，重新赋予久在“规范”与“樊笼”中的人以生命活力与自由。因而，诗人们着重挖掘地方文化中未被“规训”的野性甚至野蛮的生命形式，“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10]，并以此种已在沈从文笔下尝试过的形式重新唤醒人的自由生命力。而那些乡土中的“山川自然或者作为‘我’的情绪、意志的外化，或作为民族精神和社会变革活力的象征”[11]，并以“一种主体的‘风景’形态”[12]呈现出来。比如昌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峨日朵雪峰之侧》以谦卑的姿态，书写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生命的坚韧和顽强：“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的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呵，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在锈蚀的岩壁，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13]这一坚韧而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逸出了那种传统的儒家主导的生命程式，借助雄鹰、雪豹和蜘蛛，借助大自然的馈赠，创造出一种粗粝、野性而自由的生命形式。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是当代诗人卢山，其诗歌中盛大的生命意识也表现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坚韧，野性但不野蛮，原始自然但不愚昧。卢山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边缘地域的诗人是幸运的，因为身后的天山为我们抵挡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喧嚣和纷繁，保留了盐碱地的绝对纯粹。相对于现代性的急剧扩张，诗歌场域的日常性混乱，塔里木保留了这种‘落后’中纯粹的可能性。这种纯粹且稳定的精神向度，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作家，他们纷纷向我递来诗歌的橄榄枝……”[14]卢山所尊重、敬畏和歌颂的生命与生命情感，不仅仅是因其外在的旺盛、激烈，好动，还更因其“落后”的品质。当然，这里的落后是与现代文明的弊病相对照的，它是指生命的顽强与坚韧，是一种野性但不野蛮，原始自然但不愚昧的“落后”。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原始生命力书写的一些误区。其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原始生命力的书写很多，比如杨振声、沈从文、汪曾祺、莫言等人，在对原始生命力的书写与召唤中，不少人陷入一个陷阱之中，那就是误以为越原始、越古老、越神秘、越偏远的文化越具有生命力，越具有蛮性、越不开化的生命就越具有生命力，从而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人之为人，正在于人的开化，也正是因为忽略了人之为人的文明性，导致部分作品在书写中过分追求原始性，对读者和后来某些写作者造成一定的误导，把已经经过批判的某些糟粕，如“人性中的野蛮、愚昧、粗糙当作生命强力”[15]的象征加以启用并大肆渲染，造成一种误导。卢山恰好有意避开这些误区，他所赞颂的原始的生命力，并不是愚昧、封建、保守、野蛮、不开化、不自觉的生命，而是具有磅礴野性但同时也具有自觉性的生命意识的生命，这也显示出卢山“新疆时期”诗歌创作中的超越性。
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盲目跟风者（这些人至今尚有），“寻根文学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16]“缺少把握农村复杂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眼光，还未能像鲁迅那样深邃，往往单纯地描绘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总体的艺术质量尚属稚拙阶段。”[17]对形成这种特色或落后的地域性的原因缺乏深刻的分析与思考。他们只看到了别样的景观与异文化，却没有看到地方性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未能发现地方性对地方独特的生命形式的构建。在地方性与原始生命的结合上，“自由”“解放”这一维度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他们更多地把地方性理解为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其实就是指‘异域情调’，如勃兰兑斯所说，即‘文学中的地方色彩’，‘所谓地方色彩就是他乡异国、远古时代、生疏风土的一切特征’。”[18]比如具有政治浪漫主义风格的闻捷，“他在1955年出版的《天山牧歌》，因为带有相对浓郁的边地风光与异域情调而受到欢迎。”[19]一些诗人过于关注地方的景观，过于关注地方文化中偏僻、晦涩的一面，以一种猎奇求新的心态审视地方性，从而忽略掉地方性对于传统中心的解放意义、对于传统秩序的解放意义以及对于人的生命自由的追寻，放弃了对于人自身的追求而掉落到“物”的奇异化追寻上，最终也被“物化”了。
二、城市—工业地域性：多元与流动的地域性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提起地域性，人们似乎首先想到的总是乡村，城市则似乎被统一处理为一种“同质性”。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处于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城市似乎只是农村的延伸发展而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但事实上，随着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加速，城市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城市的地理特征、文化传统和城市发展路径的差异，城市的差异也显现出来，城市的地域性也就由此显现。实际上，这一认识在中国新诗中同样存在。正如张清华所言：“农业时代的诗歌经验在我们这个民族这里，是以音韵的和谐节律、形式的整饬完美，形象的优雅高贵、情感的士大夫式的美丽颓伤等为经典特征的，这些特征一直滋养着汉语，支持并培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固化的美感范畴与观念体系。”[20]而“中国现代诗歌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业文化经验在白话语境中的重新确立为条件、为结果的”[21]。由于一种传统的定势和惯性，城市在中国诗歌（中国文学）中一直处于一种不利的位置。“农业时代的诗歌审美经验是和谐与优雅的，而工业时代的诗歌审美经验则一变而成为畸形、粗鄙、世俗或丑恶的东西。”[22]在一种等级制的二元对立中，城市在中国新诗中的想象不自觉地延续了传统的看法，并被赋予一种负面形象。而中国的城市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但对城市现代化问题的批判却已经开始了。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城市的认识是在一种先见中、预设中完成了，明显缺乏对城市内部的复杂性、多元性的认识，对城市地域性的认识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到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城市与乡村的位置被置换，“城市被视为权力的所在，那里坐落着以教堂为中心的重要政治机构。城市是以权力和地位划分的等级社会，是社会财富的象征，是高贵和永恒的象征”[23]，由此形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乡村再次被打上贫穷、落后的标签，作为城市的对照出现在某些诗人的诗歌中，而城市则成为被讴歌和追寻的对象。
事实上，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新诗中的城市地域性是十分丰富的。比起那些小城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都市化和前现代景观给写作与生存者带来了更加尖锐和丰富的体验与写作资源。这种资源的优势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市场将这些异乡的漂泊者吸引到这里，让他们在这里演出人生的悲欢离合、胜败浮沉，让他们在这里感受希望和痛楚，以参与者和见证人的双重身份，记录下一段难忘的人生历史”[24]，但城市地域性的存在并不是泛泛地存在于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划分。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显著的。对于北京，作为京城，它的城市更多地打上了“中心”的符号印记，“混迹在北京的诗人最注重的往往是对旗帜的标榜，以及各种形式的实验，这是由知识信息的迅捷与庞杂所决定的，因此‘极限性文本’多半出在北京。”[25]上海诗人的城市书写往往“表现出十足的叛逆与紧张意味，对抗与势不两立的特性，在美学上也显得更幽暗和陌生”[26]。与上海相比，广州、深圳等广东城市在精神上更简单、直接，并且在这块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世界工厂”和成千上万底层劳动力的集散地的“热土”上一分为二，变成了在道德上分裂和挣扎着的两极：一个是前面所引的郑小琼那样的诗歌，它们通过苦难的见证和受戕害的劳动者的身体，刻画出时代的典型影像，也唱出悲伤与哭泣的旋律，它们指向人们灵魂与良知的所在，唤醒道义与精神的力量；另一种则是宣称放弃、自戕和对尘埃之低的认同。正如广东诗人郑小琼曾直言：“跟这个国家大多数农民工命运一样，不断地失业，不断地找工作，进过私人的黑作坊，也进过较为正规的外资企业。”[27]她的写作是亲历性的，与那些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并不相同，她以切身的经历诉说着广东的工厂底层、城市底层的悲痛，如《十一点，次品》：“从炉火的次品中来临的十一点，骑着银马，从钟表上走着。它背影与蹄子的声音，是一片切割刀片的锋利。从机台的油污，与嘈杂划过，它们敏感地与每月10号的工资交谈。十一点疲倦的次品碰到我的疼处，十一点的辛劳不够一次寒冷的罚款。一月六百四十块的工资，二十九天班，一天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两块钱……”[28]写实性地记录和书写了自己在工厂中某一刻的真实体验，将一位底层工厂职员的疼痛与无奈缓缓诉说出来。
“文化的地域属性对诗歌的写作趣味、美感风格乃至语言与修辞方面的差异性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这也是诗歌艺术的良性文化生态的基础与保障。”[29]相对于乡土地域性的稳固，城市地域性要更为流动不居，要更为多元。现代化都市的变化与革新时刻发生着，而城市的包容性也远非乡土社会可比，各色人等在城市安营扎寨，上演不同的人生悲喜剧，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混杂在一个共同空间，结成一个短暂的共同体，其流动和变化是迅速的。而在诗歌中，这种流动和多元同样发生着，并不断丰富着诗歌的地理空间。如果不深入对一座城市进行考究，不在一座城市长期生活，大概是很难摸清一座城市的脾性，其城市的地域性书写自然会显示出一种同质化倾向。如果深入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其中的个性和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发现。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生存经验的巨大转换，催生了丰富的当代性诗歌资源，正是这些纷繁而本没有‘诗意’的经验，在激励和折磨着这里的生存者，促使他们为自己寻找某种‘精神安居’的理由与灵魂栖息的支持。”[30]工业化诞生了一批工业化城市和工业区，而诗歌中对工业区的书写也显示出一种与城市地域性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工业区地域性。概括来讲，这是一种“革命地域性”。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诞生一批如李季“石油诗人”一般的书写工业区的诗人。他们将笔触集中于自己所生活的工业区，歌颂工业对当地环境的重新塑造，洋溢着一种积极的乐观情调。比如阮章竞的《白云鄂博交响诗》：“白云鄂博矿石好，要建钢都南山下。春鸟飞，春鸟叫；春风来，春光到，春光推着钢的时代，推进古老的阴山道。荒野要盖万幢楼，电灯要照亮蒙古包……古代的童话是人向着神，今天的童话是神向着人。社会主义的阴山下，花的原野拱出座白云镇。火车吐雾过山壑，百灵飞舞蓝天心。黄羊出神地远望着，收笛声里来马群。迷人的草原迷人的天哟，晨光飞进门。我们的草原从今后，天天都是好清晨。”[31]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进步叙述的指引下，一幅全新的工业面貌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歌颂和肯定，诗歌中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昂扬情绪。当然，不同工业区所生产的内容不同，整体环境和氛围不同，其书写的内容和方式同样也就不尽相同。李季对玉门油田的地域性书写与同在北疆的阮章竞的白云鄂博工业区书写虽同是颂歌情调，但其书写的内容与方式侧重却并不相同。
同样，不同时期的工业地域性书写也不相同。比如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沿海等地的工业区的地域书写就与底层写作结合起来，关注的对象从对工业现代化成果的仰望、对国家的集体想象下放为个体的疼痛体验，更多地呈现为对现代性后果的承担。当然“‘底层’也不一定就都是写苦难的，就非得写苦难不行的。而今天，这底层是为了彰显生存的痛苦而写作的，这显然表明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32]。实际上，“纯粹的和好的文学中从来都不缺少底层关怀的精神”[33]，但要“简单而深刻”地将其表达出来，就“不仅要对人类苦难和现代社会的困境有深刻认识，有大悲悯和承担心，还要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状态有深刻的洞察——既要对这当中人和他所生存的历史和社会互相生产的一面有深刻认识，又要对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有准确深刻把握，并对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如何调动这些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以重构和改善我们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社会状态有深刻的解悟”[34]。进入新时代，工业地域性也呈现出别样的风景，诗人们更加关注人在工业区域中自我的价值与意识，更加关注“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35]，与此相关的是，不同的工业区域之间的差异却在逐渐消弭，这一趋势也是工业区地域性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余论：综合性的乡土复归、走向民间倾向与消费话语中的地域性
近来的乡土地域性书写在保持传统地域书写的同时不断走向综合化。大量诗人除了仍在从事传统诗歌地域主题的创作之外，也开创出新的表现领域。其中，地域性乡土中“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权利争夺就是其中之一，但传统那种等级制的二元对立已被一种新的反向思维所替换，比如宁夏诗人马占祥那句“北京真是太偏僻了，离我们宁夏这么远！”[36]富有诗意的感叹就足以说明。在马占祥这里，诗人在意的也许并非“中心”的权利争夺，更多的是关于“中心”的反思。马泽平不是要再造一个“中心”，而是要建构一个属于个体心灵的“中心”属地。对于诗人而言，那相对于首都北京而言偏僻的宁夏故乡就是诗人的中心，它是诗人生活的中心，是诗人心灵的皈依。由此，中心的等级价值与权利问题被转化为一个个人话题，那种权利的话语争夺被一种新的心灵话语方式所替代。
此外，在科幻诗歌中的地球也因其故乡属性而演化出一种放大的“亚”地域性。如果将地球置于宇宙中，那么地球也就自然而然获得了一种放大的“亚”地域性。可见，地域性的话语其实是可以伸缩的，尤其是随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其话语限度也在不断扩展。在科幻诗中，这种放大的“亚”地域性显示得尤为突出。这种地球故乡的属性与环境保护中的地球母亲并不完全相同，是将地球置于宇宙中获得的一种具有相对性的地域属性。因而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乡土地域性书写。
同为宁夏诗人的曹兵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诗人，他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并以此为业，诗歌则是其农事劳作的成果，他的笔下俯拾即宁夏乡村的自然和人事，“风吹过山坳，村庄，树木，最后是瓦房。山坡上，山桃树的果子已经落尽，树叶就要铺满山岗，风追着叶子跑。更低处，玉米地里，哗啦啦作响，这些苦命的植物，前半生经历大旱，后面是不见天日的雨涝。现在，霜未落，已经先衰，在收割之前，学会死亡，是残忍，也是慈悲。我要关上门了，将风拒之门外，而它们无法拒绝，只能任风吹——此刻，我们不讲公正，万物闭口不语，它们因为学会了敬畏自然，而生生不息。”[37]与曹兵这样在乡土写乡土的诗人相比，更多的诗人则是在城市写乡土，其中就涉及一个体验与语言真实性的问题。数字时代，真假越来越难以辨认，语言背后情感的真实性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真实与虚假的边界正在松动，关于现实，关于真实，关于情感，似乎都有必要重新定义，重新解释。但是，“感动，是阅读的最基本元素，也是诗通向读者内心的惟一通道。离开了感动，阅读只是一种塑料举止。没有阅读，没有感动，写诗的人只剩下了一位自我读者——这就是自慰与自赏的诗歌年代。”[38]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诗歌最终是要与人性的真实、感情的真实相契合的，哪怕是在城市书写乡村，在虚拟中书写乡土依旧如此。
也许正如徐敬亚对当下中国新诗的诊断：“当下的中国诗正躺在一片平缓油腻的山坡上，诗人们那深不可测的潜意识大门正在缓缓闭合，诗从来没有这样贴近世俗，从来没有这样柔软地附着于生存。日常化、叙事化、平面化、消费化，像一面四棱镜，映射出一个精神自救、自赎、自慰的游戏全局。诗界自斟自饮、群芳自赏的自我消费年代已经来临。”[39]“诗歌内在的丰富性、超越性、精神性受到忽略，游戏与消遣的色彩在增加。由于写作时间的加速，一些复杂的修辞手法如隐喻、移情、通感等变得令人讨厌。”[40]
当然，“一个人写诗意微弱的诗，没有毛病。但全天下都写着同质的诗，便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虚空。”[41]我们在看到地方路径，或者说地域性为诗歌注入新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地域性也正在被消费着，它早已成为一种消费话语。地方特产、地域文化资本化后，成为一种消费产品。它正在耗竭，也正在损耗着诗歌的内在生命。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诗歌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是诗歌，所有的文艺作品其实都是一种精神产品，其价值的实现也有赖于消费的达成。因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地域性被消费，真正的问题在于其为了满足这种消费（出于政治目的的消费、经济目的的消费等）而沦为一种模式化的生产和制造，从而造成地方的符号化和生命的空洞化。所以，如何使用语言，重新赋予其新的生命，新的阐释力，新的内涵，是诗人的使命之一。
在当下这样一个技术与资本结合的时代，对人的控制变本加厉，诗歌解放语言世界，更要解放人的世界，重新解放人性，确立新的诗歌伦理，挖掘诗歌的技术性和地域性对人的重新发现的意义和价值。当人的故乡也被消费，人还有什么精神的立足之地？诗歌走向大众或曰大众化本身就是一条有问题的路径。小说或许可以、散文或许可以、戏剧或许可以，但诗歌却难以大众化，除非大众自身语言素质与审美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除了特殊年代，在普及与提高这个问题上，诗歌不能降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大众的趣味，只能通过大众能力的提高去达到审美的要求。文学破圈，如果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出发，自然无可非议，但若仅仅是为了增加关注度，蹭热点则不可取。或许真正的文学从来就不是大众的事业。正如徐敬亚所言：“败兴又解脱地说，对于最高意义上的诗，我们以及更多的人众，都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诗从来不需要数量，诗一门心思做的，永远是寻找天才。从一个峰点到另一个峰点，只能是天才的轨迹。只要有一个李白，就可以洗刷整个民族的精神耻辱。正如全人类有无数连小河沟也跳不过去的人，但世界跳高纪录仍然是索托·马约尔的2.45米！站在百年千年的角度看诗：诗的最终轨迹，就是若干个最高点的连接线。那些点，也只能是天才们的痕迹。无数普通写作者的努力，只是为迎接未来天才诗人出场而发出的前奏，或者是在两位或多位诗人尖峰之间填充的过渡曲线。只有绝世天才方能冲破时空，把诗重新弹射回更广阔的未知领域。自我嘲笑一下：上述诗与天才的美谈，其实十分无力。如果‘全球化’是一个人，这个人一定面慈心狠、力大无穷。我们，哪里配做这个‘人’的对手。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和他的帮凶‘时尚’掰一掰手腕。”[42]
另一方面，当下诗歌中的地域性书写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民间化倾向，这也是当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倾向。“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确有这样一个趋向，即它的民间特性、地理文化差异性处在一个‘渐趋丰富’的过程中”[43]，而“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特性是在‘体制外’的民间诗歌群落中发育和体现的”[4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差异终于借着‘第三代’的崛起显现出来。1984年，韩东在南京组织了‘他们’，标立出一种平民化的诗学姿态，提出了反对诗人作为‘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的角色，而还原为世俗身份的口号，并转而去寻找‘民间和原始的东西’”[45]。而如今民间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转化为一种市民化，这种市民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道德优势，并几乎演化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力量，与全球化、日益蓬勃的消费性话语、大众意识形态结合，通过大众传媒逐渐确立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合法性。当民间化逐渐沦为市民化、庸俗化，当代文学中的民间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文学中的卑琐、通俗化、谄媚甚至下流、油滑也越来越明显。
不管是民间化，抑或消费倾向，都有其诗学渊源，那就是一直以来世俗化、日常化、欲望化写作的提倡。个人化、日常化似乎已成为一种虚假的神话，已有僵化、制度化的趋势，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日常诗学、诗歌的叙事性以及个人化写作的提出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意义，而到了今天，对日常化、诗歌的叙事性以及个人化写作的强调似乎已成为一种写作的霸权，仿佛有了这些因素的就是好诗，抒情被放逐了，而那种传统的写作也被贬黜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写作就一定是好的，而是说，当某种写作观念和思维牢牢占据我们的头脑时，其实可能是存在问题的，这在无意间形成一种霸权，不利于写作的敞开和更多可能性的发现。因而，只有诗歌观念的转变，诗歌的技术、诗歌的整体更新才成为一种可能。因而该对以往的日常生活诗学进行必要的反拨了。观念的更新与纠正很重要。曾经提倡的日常写作有其特殊的时代与条件，如今它的背景和对象都已发生变化，其自身似乎也到了适当作出变更的时候。纠正消费性话语与民间化倾向，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纯洁性，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纠正他们是为了诗歌本身的价值，维护诗歌的丰富性。我们固然应当承认消费中的语言特征和人生状态，但绝不应该将其视为唯一的可能性和既定状态，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维护真善美的初衷。重建精神世界，以新的眼光，新的语言、新的观念重建诗歌的语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青年项目“郭沫若现代新诗中的战争书写研究”（GY2024C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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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