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树小虫》发表于2019年，是池莉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部作品。在创作上，池莉一方面保持着市井本色，以通俗且俏皮的语言记叙了两个家族近百年的故事，并在叙事中层层递进，达成了由结构到解构的叙事效果；另一方面，池莉对于人性、权力、性别的思考，也愈见臻醇。《大树小虫》在展现池莉叙事风格的基础上，以个体成长及女性意识流变为线索完成叙事，进而有效地建构、拓展文本的意义空间。
关键词：叙事结构；主体意识；女性意识；异化
《大树小虫》从构思到完稿几乎用了10年，虽几经修改，问世时依然是池莉字数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池莉来说，这是一个早就开始构思的故事，却也是一个只要下笔就会陷入凝滞的故事。这一方面源于池莉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与不懈追求。为了保持作家的叙事权威，在庞大且多线并行的家族史叙事中，池莉通过叙事结构、叙事节奏以及叙事视点的变化，理性且克制地保持着对于文本的凝视；另一方面，池莉没有放弃对于人性的体察。《大树小虫》的故事一直被写到2016年，老中青三代人不同的人生际遇在文本中交替呈现，对于生命的体悟也蕴含其中。整个故事的关键词为“设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合谋”，而无论就池莉的创作还是就作品的艺术特色而言，《大树小虫》都是一部出色的作品。
一、日常叙事中的独特结构与风格
近40万字的《大树小虫》却只有两章，无论是字数、结构还是叙事节奏，两章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现在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于当代生活与个人人生来说，被设计无所不在。我小说的设计，就是想要表达这种被设计。”[1]为此，池莉采用了全新的“方块+线条”式写法。所谓“方块+线条”，用叙事学术语可称为桔瓣式结构，即第一章每一小节为一个方块，而不同小节用以描绘不同人物，并以特写人物表情的方式突显人物命运的转折与性格特征，同时又紧扣文本的叙事线索，次第展开；第二章则是流水账式的线性书写，在串联起各个方块的同时在叙事节奏上呈现出明显的加速，紧凑且有层次地围绕“生育”这一主题，在三代人之间达成了轮述。
同时，第一章中随着不同人物的登场，叙事视点不断飘移，多线并进，直到进入第二章，前后的内容实现互动后，主旨才逐渐VDnABL89KS14MIxE0nXzmg==显现。这样的叙事方式，保证了小说虽人物众多，却不致纷乱。每个人物的形象、性格既在各自独立的章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又在与其他章节互文的同时共同推进情节的发展。
比如小说中有着多重身份的格瑞丝，既是一个被作者单独用一节内容加以刻画的现代女性，同时也是构筑起小说中复杂人脉网络的重要一环。作为俞思语的闺蜜、钟永胜的情人，格瑞丝早年受俞亚洲帮扶，后依附于俞家的权势和钟家的人脉经营高端葡萄酒庄。也正是在格瑞丝的助力下，俞、钟两家顺利联姻。在这样千丝万缕的关系之中，两个家族的许多秘密都经由格瑞丝的视角暴露无遗。
此外，能够在如此博杂的叙事元素中保持清晰而有条理的原因还在于池莉搭建了一个稳固的，同时也是多维的套叠式叙事结构。“大树小虫”源于爱因斯坦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注解：“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也因此，在结构文本时，时间、空间成为池莉的主要着力点。从整体上对《大树小虫》的叙事结构进行观察时，不难发现文本中呈现了一个三层套叠的叙事结构。三个层次既象征文本中的三代人，也指涉历史、家族、个人三个维度，并且每两个维度之间都互为“大树”和“小虫”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时间与空间都并置其中。
在时间上，两个家族近百年的发展成为纵向的叙事线索；而在空间上，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景象逐渐内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叙事背景。在整个叙事中，池莉都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增强文本说服力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与文本的合适距离。通过插叙、重叙、补叙等方式，不断地对故事本身进行补缀，也为小说结尾中，从个人到家族、从历史到权力的分层解构奠定了基础。
在叙事语言上，池莉也进行了新的尝试。“生活流”是池莉最擅长的写法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构成与典型人物塑造，以往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情节转换为琐碎的生活流过程，使小说中的事件以看似未经加工的偶然无序的状态呈现出来，人物的思想行为也随生活状态不同而随机变化，既然取消了典型性格，也就自然而然削弱了存在于人物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2]《大树小虫》中依然可见池莉的写实功夫。在细腻而生动地描摹下，大到街道建筑，小到衣食住行，池莉的笔触精准地还原了武汉这座城市的生活气息。与此同时，她还在语言中融入更多的时代元素。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境，自然有不同的表述习惯。小说中三代人在语言的运用上，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带有明显的性格特征。比如爷爷奶奶一辈，革命式的表述和词汇经常出现，语气上大多时候也仍保持着谈话、批评的风格；中年父母们的话语相对开放了一些，对话的内容也丰富了许多，炫耀、指挥成为他们最常用的语气；而青年一辈的语言则相对更时尚，“蒙圈”“傲娇”等流行语经常出现在对话之中。通过不同的语气、词汇，代际差异更明显地呈现在文本之中。
即便不同世代在交替，不同词汇在运用，婚姻和生育这一中心话题却并未发生变化。这既是家族延续的共同诉求，也是叙事者池莉的慧眼所在。正是围绕婚姻和生育，三代人以不同的形式、身份参与到了设计，或者说合谋之中。
由此，在两个章节、三个叙事维度及两种叙事节奏之中，池莉埋下了一隐一显两个问题，由内向外，贯穿整个叙事过程，并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深化了文本的主题与内蕴。
二、历史发展中权力的瓦解与个体的破碎
在第一章中，除了进行人物叙写，池莉还非常清晰地交代了两个家族权力与财富的由来。小说中涉及的两个家族在发展轨迹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俞家靠权，钟家靠钱。两家第一代人可概括为靠忍耐和识时务得到了实惠和机会；第二代既靠自我拼搏又靠听话，将家族的优势扩大；到了第三代，两家的发展似乎都遇到了瓶颈。于是，既为了突破也为了防守，最终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将富、贵合到了一处。在将联姻这个主题抛出之前，池莉主要从历史、家族和个人三个层次上搭建起一个稳固的叙事结构，同时也极力拓开了叙事的维度。而叙事至此，池莉抛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当个体成为大树的时候，更为隐秘的、更为本源的，也是更为个性化的“小虫”是什么呢？或者更具体一点儿来说，在权、钱的加持之下，两个家族各得其所，青年一代个体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又在何处呢？
池莉特别写了青年一代的自我尝试与突破，如俞思语产后，重回职场；钟鑫涛无心继承家业，一心做着挖矿美梦；钟欣婷不停地换工作，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做生意以实现自我价值。但在青年一代的背后，早已有着强大的、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的父辈的存在。父亲们如影随形，无孔不入，以精妙的方式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使得他们逐步丧失在家族羽翼之外寻找答案的梦想与能力。
小说中出现的三个80后——俞思语、钟鑫涛和钟欣婷，父亲们采用的培养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在俞家，孩子都是失语的。俞亚洲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直至中年、官居厅长才被允许也是自发地承担起家庭责任。也因此，俞思语在家族中只有孙女的身份，而没有女儿的身份。失语是俞家的孩子们对于家族最后的反抗，一旦参与到家族的事务或讨论中，就意味着他们已被成功地改造为家族的一份子。比如说俞思语成年以后，突然有了一个“好懂事”的人生表情，自此，她开始意识到爷爷奶奶老了、主动亲近父母、接受生二胎的任务，维护家族的稳定。与高压父权直接控制家族成员不同，钟家采取的是另一套模式。钟家祖辈重男丁，也因此，钟家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男孩培养攻略。从青年时代，为了保证钟永胜成长为一个合格且有权威的父亲，实现“复兴家族”的蓝图，钟家对其实行洗脑式教育，等到了钟鑫涛这一代，洗脑力度登峰造极。钟鑫涛从小接受的是最正统的革命教育、读最好的学校，目的就是使之成长为合格且听话的家族接班人。两个家族的教育方式虽不相同，但在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过程中，都最大限度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磨蚀掉任何不符合家族规范或可能有悖于家族利益的个性特征。所以即便俞思语和钟鑫涛长大成人，也不过是内里已被无数“小虫”啃噬过的空心之木而已。
通过书写三个80后同父辈们进行的短暂且惨烈的抗争，池莉展现了青年一代主体意志的逐渐破碎，从具有独立意志与行为能力的个体沦为长辈手中的牵线木偶。个体在成长中犹疑不定、茫然无措的心理困境是当下许多作品都在讨论的内容，也是《大树小虫》中显在的、可说的内容，但或许池莉更想谈的反倒是另一个不可说的问题。这个问题被精心藏在叙事的最外环，即“当历史成为小虫时，它所依凭的大树又是什么呢？”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池莉进一步解构了历史与权力。
池莉在小说中多次暗示，所谓历史或所谓真相，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眼中必有不同的表现。这一点在俞氏家族前两代人的身上，充满了隐喻和讽刺。俞家第一个不可说的秘密是彭厨子之死。对峙的双方一方是有心证、无实证的彭慧莲；另一方是言之凿凿的青年干部俞正德。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忠诚与权力的加持，使得俞正德的叙述成为“真相”，但池莉多次提及，俞正德一生都在重复一个噩梦——彭厨子的“追杀”。直到他患上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忘却一切的时候，依然记得彭厨子的血盆大口。面对痴傻的、疯狂的也是恐惧的丈夫，彭慧莲只有一声冷笑。这或许也是作者池莉的一声冷笑，而“真相”也就在这一声冷笑中不言而喻。
另一个不可说的秘密为俞思语高考事件——俞思语官至厅级的父亲俞亚洲，用尽手里的人脉，把俞思语折腾进全国重点大学的同时，也第一次向家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2020年全国关注的高考冒名顶替事件，巧合地与《大树小虫》中的情节构成了互文。讽刺就此出现——能力达不到的事，人脉可以弥补；钱做不到的事，权能做到。而或许公之于众的、可看到的所谓结果、真相，也依然是权力允许才能被看到的；权力不允许的那部分，也许就是池莉在小说中所指涉的，永远不可说，也不能说的内容。
在叙事过程中，池莉看似在层层建构，实际上也是在层层解构，由个体到历史，以一种微言大义的方式直指隐藏在最深处的、不可言说本身。随着叙事的推进，每个人物都有了不能言说的秘密。但无论对已经意识到的，还是对意识不到的人来说，这不能言说得以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贯穿于生命的、恒久的、巨大的纠结和痛苦。
三、代际交替中女性意识的流变
《大树小虫》在家族史的叙事中，内嵌了婚姻与生命两个话题。围绕这两个话题，在性别表述上，尤其在女性的性别表述上，作者清晰地呈现了代际差异，同时也紧密围绕着文本中的关键词“设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合谋”。这个设计在婚姻与生育间逐渐延展，在三代人之间进行着代际传递的同时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并且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指导家族生活与发展的模板。
积累了两代的权力与财富，使得中年父母们觉得一切都是可以设计的，他们不仅有精心设计的资本、确保计划实施的自信，并且还有为了达成目标不惜一切的劲头。而这种近似于自负般的自信，也是逐代积累起来的，并通过婚姻的方式，逐渐趋于稳固。
结婚在两个家族的几代人之间都很有意味，但最为典型的仍是钟永胜和高红的婚姻。正是在这段婚姻的背后，设计逐渐走向了合谋。高红的母亲当年强烈反对高红和钟永胜的婚事，甚至大闹婚宴现场。在婚礼告急的形势下，双方父亲以带有革命风采的方式控制住了场面。有趣的是，这次隆重登场正是双方父亲设计加合谋的结果——包括一切从简的婚礼合时宜地出现，都是为了防止高红的母亲搞破坏。然而到这里，还只是父亲们的设计与谋划。随着高红，一个以做贤妻良母为毕生所求的女人嫁给了钟永胜以后，良母开始参与到父亲的设计之中，并且走向更为深沉的合谋。
良母与父亲的合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的一个母题。在冯沅君、凌淑华等第一代女作家的笔下，良母不仅成为封建父权的帮凶，还成为她们逃离封建家庭的镣铐之一。镣铐一方面以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为锁，禁锢女性的行动及思想；另一方面以母女情谊、姐妹情谊为链，以钝痛的方式不断锤击女性的心灵与情感。在第一代女作家的作品中，良母已不再是她们效仿的模板与尊崇的对象，反而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中，成为不得不割舍、反抗的对象之一。然而带有封建色彩的良母形象并没有随着解放运动的深入而消亡，反而以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隐秘的方式存在于女作家的生活和作品之中。比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白薇笔下的肖森等。也正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女儿们的反叛与抗争也愈发趋于坚毅、果决，越来越多的女儿们敢于走出家庭、坚持自我。
新中国成立以后，良母在革命话语之中，直接被划为封建残余的一部分，如赵树理作品中的小腿疼等落后形象均带有旧社会“良母”的特征。尤其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在多数情形下，经受改造后的良母们都幡然悔悟，成为新社会的一份子。极少数冥顽不化的良母们，也被撕掉贤良的外衣，暴露出落后、凶恶的本质，以被监禁、死亡等方式淡出历史舞台。也因此，在革命话语之中，从母亲到女儿，女性以集体的形式获得了解放。女性的权力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女性的独立地位也被新社会所认可，母女间的对立、斗争似乎不复存在。但也因为“母女关系实质上是女性矛盾的内在自我，是女性在不同的身份转换中延展的一生”[3]。母女关系集中了女性个人成长所必须的资源，是女性主体成长过程中的天然参照系，对于母女关系的书写一直是女性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内容。
新时期以来，母女关系的书写中呈现出对立、共生等多种形态。尤其在女作家的作品中，通过更为多元的题材与体裁，生动且现实地对母女间的复杂关系予以展现，如《长恨歌》中王琦瑶与女儿之间的潜在竞争；《大浴女》中尹小跳对母亲的矛盾心理等等。而池莉在《大树小虫》中则将笔锋对准了新时代良母们——虽然时代语境逐渐趋于开放，女性们低沉的天空变得比较开阔，但穹庐之下，“良母”依然存在。也正是在良母的积极参与之下，一种新的、更彻底的合谋出现了。
合谋的第一个成果就是钟鑫涛的出生。钟鑫涛出生于极为讲求秩序与顺序的年代，一方面，生男孩是钟家世代流传的家族使命；另一方面，生儿子也成为贤妻良母的指标之一。因此，在生儿子这件事上，高红与钟永胜不谋而合、精心设计。为了实现目标，俩人在家族的支持下秘密对公权进行挑衅。在早产的谎言之下，钟鑫涛健康出世。在此之后，钟鑫涛成长的每一步，均出自父母的精心设计与合谋。而在俞思语的成长过程中，虽然父母是失语的，但祖父母亲力亲为、全程参与。上了大学、已成年的俞思语也依然逃不过被规划——“变美、钓金龟”成为俞思语大学四年必须完成的指标。
这样直至成年也依然奏效的养成结果，极大地增强了父母们的自信心与满足感，于是才有了父母们合谋之下的政治联姻。傻白甜俞思语和富二代钟鑫涛以为的完美相遇、完美恋人、完美婚姻也不过是双方掌门人精挑细选、权衡利弊的结果。池莉在小说中引用了恩格斯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么让人误以为有爱情的婚姻，恐怕已是罪恶。
然而这种设计，不是高红或钟永胜的首创，而是代代相传的。随着合谋的人越来越多，这张网就越来越密。钟欣婷以绝不宽恕的逆女形象出现，最终也屈从于父母的合谋之中。没有父母的宠爱、家族的庇护，钟欣婷的相对剥夺感逐渐深化并且在心理上经历了由不屑到不争，再到争的转变。她要争的不仅是财富、权力，也是被家族的认可与关怀。在“争”的前提下，一个姓钟的男婴显然会成为更重的砝码，因此钟欣婷将自己的儿子改姓“钟”以宣战，并主动放弃逆女身份，与家族合流。也正是在“争”的前提下，钟鑫涛夫妇迅速决定要二胎，并且一定要生男孩。又一次，父母们的合谋开始了，并且这一次，青年一代的父母们开始主动地参与其中。至此，良母与父亲紧握权力与财富，不费一兵一卒就改造了女儿、稳固了家庭。
在池莉之前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大多以独立、要强的面貌示人，如泼辣且仁义的来双扬、坚韧自强的叶紫等，她们都有着极高的生活热情，敢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即便身陷家庭琐事之中，也从不放弃自己的追求。而在《大树小虫》中，新一代的武汉女性们失去了这种鲜活。或许高红年轻时还残存着武汉妞的泼辣与要强，但在漫长岁月的腐蚀之下，她最终成为一个替夫家守财的良母，将自我价值都投射在儿女身上。而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的俞思语，连做良母的目标都没有，一度将炫耀美貌、引人瞩目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无论是成为妻子还是成为母亲，俞思语都是按照长辈的计划在进行。直至小说结尾，在被动参与到抓奸事件后，她终于成为钟家合格的儿媳妇。毫无疑问，在她与高红日益亲密的交往中，下一个良母的出现指日可待。
百年之前，中国女性运动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为开端，一代代女性以血泪为祭冲出云围，绽放光彩。中国女性终于拥有了接受教育、自主表达的权利，也拥有了独立生活、自由选择的语境与环境，但时间走到21世纪，接受过高等教育、出身良好的新时代女性们却选择回避社会、回归家庭。哪怕放弃社会地位、放弃个人价值，也要找回家庭地位。历史在不断发展，时代也在进步，但女性们自己却主动选择了后退。而后退的这一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池莉将答案埋在了第二章。
第二章通过十二个小节呈现了一个精密的求子计划，但其中十一个小节的标题都是“怀不上”。繁衍是每个物种都具备的本能，而本能之外，加上人力、物力、财力，却依然无法改变怀不上的情况。但在怀不上的焦虑之中，池莉陡然宕开一笔。原本已经成为空心之木的俞思语和钟鑫涛，在这个求子计划里，意外地由性本能开始了对于自我的探寻。从语义上说，性与性别有重要差别，性是基于生物或基因角度的一个描述，性别则是建立在个体对于性特征、性气质等内容理解之上的综合体悟，也是主体意识得以生成的基础之一。在惊蛰节气之中，万物萌动，俞思语的性欲第一次在身体中苏醒，并且也影响了钟鑫涛，但一个巨大的讽刺也就此得以展现——12个月没怀上却仍没放弃的青年夫妇，醒来的只有身体，绝不是灵魂。不知人间疾苦，毫无生活热情，且灵魂失落的青年父母们，又能孕育出什么样的新生命呢？
结 语
《大树小虫》开篇之时，池莉引用了巴西诗人卡洛斯的诗句：“大地上的罪行，怎么可以原谅？我参与了其中一些，另一些我躲在一旁围观。”[4]所有的罪行，都在故事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中真相大白。“人的悲剧正是经验的悲剧” [5]，随着设计与合谋的成熟，故事中，参与和围观的人群虽发生了代际的变化，但罪行的本质却没有任何改变。青年一代以此为养料，从配角一步步成为主角。罪行也不断以更隐秘、更广泛的方式在天地之间得以苟存。
人间城郭说到底也不过就是苍穹之下的微缩景观，人像小虫一样渺小而无力，但他们却天真地怀抱着“人定胜天”的自负。而《大树小虫》既是披着悲剧外衣的喜剧，也是成年人仍在不断书写、正在发生的恐怖故事。
基金资助：哈尔滨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新世纪长篇小说性别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30512425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傅小平.池莉：我在获得清晰视线的时刻，写完了这部大长篇[N].文学报，2019-4-25（2）.
[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第2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08.
[3]黎荔.中国现代文学女性观之母女关系研究[J].东南学术，2015（6）.
[4][5]池莉.大树小虫[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2，349.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