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生态文学通过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度反思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现实状况，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实践，生态文学将生态伦理思想引入文学创作之中，不仅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叙事范式，还在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推动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转向。生态散文作为生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生之初便具备了启蒙生态理念、重塑人文精神的特性。中国生态散文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涌现出包括苇岸、张炜、李青松等在内的一批代表性作家。他们不再把自然简单视为人类活动的背景，而是通过个体与自然的深刻互动，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原初而本质的生命关联。

李青松作为生态散文领域的代表作家之一，出版了《贡貂》《北京的山》《看得见的东北》等生态散文集。在其生态散文创作实践中，他以生态考察为根基，将意象与纪实性生态叙事相融合，在文本中构建了丰富的生态图景。他不仅展现了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方式，更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将其进行艺术呈现，引领读者进人一个别具一格的生态审美空间。同时，李青松又以生态整体主义视野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恢宏主题，实现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生态学视野的转换，赋予“人学”命题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对李青松生态文学创作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其报告文学创作及单行本作品集分析方面。在生态散文研究方面，晓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李青松的散文集《贡貂》，认为李青松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具体表现在“取材的独特性、观照的深刻性、书写维度的开放性和艺术表现的自由性”[2；胡颖峰考察了李青松近四十年的创作，指出李青松是一位建立了环境伦理观的作家，其散文展现出一种大地美学[3；汪树东聚焦于李青松的散文集《看得见的东北》，通过文本分析，认为该作品是对东北林区的审美建构，“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4。本论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青松的生态散文进行系统梳理，深入考察其中的独特美学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并尝试对李青松生态散文的意义进行评析。

一、文本维度的双重建构：林区意象与纪实性生态叙事

纵观季青松的生态文学创作，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李青松在《呼伦贝尔报》上发表《采蘑菇》一文。虽然李青松表明在创作这篇作品时“并没有自觉的生态意识”[5]，但是作品中潜隐的生态因子，已然成为李青松生态文学创作的精神原点。1987年，李青松大学毕业后进入林业部门工作，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自然，也开启了对森林的持续关注。此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催生了文学界对生态问题的深刻思考。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用翔实的数据和真实的事件揭示了东北、西南等地区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失衡问题，成为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作品中独特的写作思路及赤裸裸的生态忧思，对李青松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启示。

当生态意识上升为一种创作自觉时，李青松便以此为起点，开启了其独特的生态文学探索之路。1992年，李青松在《北京文学》第5期上发表的生态报告文学《秦岭大熊猫》一文，成为其“真正的头一篇生态文学作品”。该文讲述了动物学家潘文石教授和学生吕植深入山林研究秦岭野生大熊猫的故事，在3h2IA0PaNmaGvkpBXuZPgSP/m9UR7z2xSZQeuG6iwh0=歌颂人性之美的同时，展现出对野生动物生存困境的关注。李青松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生态报告文学作品《遥远的虎啸》《林区与林区人》《一种精神》《大地伦理》《万物笔记》等，还出版了生态散文集《贡貂》《北京的山》《看得见的东北》等。整体来看，李青松的创作轨迹呈现出清晰的嬗变：其前中期的作品多集中于生态报告文学，基本形成了以实地考察为基础、融合了地方文化与历史，同时融入人文关怀的创作方式。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产生了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作品。2010年以来，李青松在生态书写领域探寻了新的艺术空间，实现了向生态散文创作的审美转向。李青松的创作视野开阔，创作内容涉及动物、植物、人物、地方文化等，构建起一个立体而丰富的生态叙事空间。其中，林区书写成为其最具辨识度的核心审美意象。同时，李青松的生态散文创作延续了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式，呈现出鲜明的纪实性特征。二者共同构成李青松生态散文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林业相关工作的作家，李青松长期深入林区，“他的胸怀在中国广阔大地的森林里”[。在长期的实地考察中，李青松积累了丰富的生态写作经验。基于对林区生态系统的深入理解和深厚情感，他以林区这一生态场域为背景，对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层阐发。可以说，林区意象既是李青松个人经验的凝结，也是其思想深度的集中体现。李青松将林区视为人与森林构成的有机整体，强调林区文化源于人与森林的双向互动：“所谓林区文化，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就是林区人和森林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森林的了解和分析是破译林区文化的关键所在。”[8]“森林绝对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树一一它是一个群落一一即使看起来结构相对简单的森林，可能也有成千上万种生物。”[9]

林区作为一个鲜活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界占据着重要位置，发挥着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在《北京的山》一书中，《万掌山木屋》《管涔山》《太行山林区笔记》等篇章分别写了万掌山林区、管山林区、太行山林区，《看得见的东北》主要写大兴安岭林区、小兴安岭林区、阿尔山林区、长白山林区。林区独特的自然景观为李青松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情感动力。面对林区，李青松这样描述：

对岸的森林一望无际，森林固定着哈拉哈河两岸的山体。阻止任性的沟壑随意改变方向，防止浅根的植被剥离山体。森林也在不断地修复残破的地表，缝缀撕裂的生态，拼接断折的筋骨。

森林犹如强大的呼吸器官，吸附了漂浮的物质，释放着氧气，净化着空气。洗心润肺。在这里，生命可以尽情地呼吸。

—深呼吸。[10]

这种拟人化的表达，将森林的生态功用过渡到森林的本体精神上，以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引领人们重新认识森林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森林作为生命存在物所回荡的自然精神。李青松的生态散文多次提及美国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关于森林的哲思。在这一维度上，李青松对森林的科学认知和诗性表达也受到该学者的影响。在李青松的笔下，林区作为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重要场域，不仅是各类生物的栖息地，更是展现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鲜活的生态系统。这一独特的生态空间承载着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思考，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意蕴。独特且坚韧的长白山红松原始林、林区中的各类动物，以及管涔山林区中创造“轻勤抚育法”的党委书记周恭、东北林区中的林区人、哈拉哈河上的黑爹、赫哲族的黑噶爹等，他们全都真实又鲜活地在林区中生存着，有着迥异的生命历程，共同构成完整的林区意象。可以说，林区的魅力总是与林区生命存在的精神魅力相互交融。

如果说林区意象是李青松生态散文独特的美学标识，那么纪实性生态叙事则构成了其散文的风格标志。李青松认为：“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能被忽略—体验和亲历。”[在四十余年的生态文学写作历程中，李青松在大自然中实践、创作，在历史典籍中寻找自然留下的印记，用纪实的笔触体悟自然带来的思考，这使其散文兼具纪实性、历史性和抒情性。他曾深入甘肃寻访濒危野生骆驼（《老号骆驼》），实地考察汾河源头的生态场域（《管涔山》），走访东北林区找寻森铁的历史（《老号森铁》），多次前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为呈现大马哈鱼的精神（《大马哈鱼》），北上漠河北极村寻觅鱼踪迹（《鱼》）李青松并不着意于展现实地考察中的方方面面，而是以实践的片段联结历史与现实，融合自身的博物学知识体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迁进行动态展现，实现对自然更深层次地诠释与表达，丰富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例如，在《得耳布尔》中，李青松描绘了大兴安岭中一个名为得耳布尔的小镇，通过实地考察逐步呈现得耳布尔的林区、河流、动植物、山区、湿地、牧场，以及小镇的历史、居民的往昔与当下，最终升华至对得耳布尔生态地位的礼赞。李青松以一贯清新质朴的叙事语言，纪实地展现了一座林区小镇的生态全景，兼具空间感和地域性，带领读者直接感受得耳布尔充盈的自然气息。

学者汉斯·萨克塞曾指出：“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及对自然的理解，对我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意义。它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领域，而是我们要发现的领域。”[12]唯有通过深入自然的实践体验，才能真正建立起对自然的尊重，进而促使人类调整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与行为方式。

李青松生态散文的纪实性特征并非是对现实自然景象的具体摹写，也不是针对某个生态问题的单一描绘，而是具有一种超越性。他的纪实性书写融入了诗性的审美观照和深层的生态思考，从而实现了作品纪实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开创了生态散文创作的新境界。

二、思想体系的三重向度：自然之美、生态整体观与“人学”转化

李青松以田野调查为创作基础，其生态散文不仅在实践层面揭示了现实生态问题，更在思想层面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边界。总体而言，李青松的生态散文呈现出三重向度：其一，通过具体的自然景观书写，展现自然生态的审美价值，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视野中呈现自然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其二，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价值内核，通过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文学表达，揭示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其三，突破传统生态文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将人置于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视域中进行考察，实现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生态学语境中的转化。

（一）自然之美的生态呈现

李青松指出：“虽然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但是生态文学却是关于美的文学。”[13]言说自然的美，是李青松生态散文的核心思想之一。李青松认为：“生态之美，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心去感受。森林、晨曦、花朵和许许多多琐细的事物，才是构成世界的美丽所在。”[14]因此，在面对广阔的森林时，李青松描写得细致入微：“森林里充满生命的律动，灰叶猴、水鹿、黑麂、野猪、白、彩鹦、圆鼻巨蜥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森林，并非单指那些乔木灌木。那些r81DvVQt0rckvSC6zu+unw==跳跃的生命，那些飞翔的翅膀，那些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微生物，以及隐藏在腐殖层里的细小的生命个体，也都是森林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15]森林作为一个微观生态系统，不同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精妙的生命网络，展现出一种丰富之美。

在李青松的三部散文集中，《贡貂》以“草木精神”散文小辑为开篇，讲述了草、竹、红松等植物的生命之美，呈现出植物生命的本体价值；《北京的山》展现了山河大地、自然生灵等美美与共的生存图景；《看得见的东北》聚焦后工业时代语境下的东北，书写了伐木时代终结后东北及东北林区所蕴含的“坚韧与美”的精神内核。可以说，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高山大河，还是微观维度的草木虫鱼，在李青松的笔下，均具有独特的美感和精神价值。

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李青松用始终带着温情与诗意的笔触，从观察自然、认识自然进而思考生命。李青松从生态系统中乌鸦的生态位为其正名：它清理害虫，为人类保护粮食。李青松笔下的乌鸦，不仅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被赋予了超越物种的生命之美：它知恩图报，驱逐黄鼠狼从而保护刘寡妇家的鸡群，最终以舍身警示灾难的壮举，完成了从生态位到生命启示的升华。李青松的散文以独特的生态视角呈现自然生命之美，“他描写自然万物，不止于表象的观照，而是要对表象之下的生命力量作出辨识，不仅赋予它们一系列纯属拟人化的道德价值，更注重在生态整体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对生态问题的揭示和生态之美的寻绎来增进向环境伦理的升华。”[16面对在林区腐败生物上生长的蘑菇，李青松这样写道：“它把所有养分回收至土壤中，滋养草木，滋养生命。当腐败之物行将瓦解的时候，蘑菇将一切消极的能量迅速转化，靠自身的内聚和吐纳，建立起生态系统中新的法则、新的秩序。”[7]李青松通过对蘑菇生命活动的诗意描述，展现了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美学价值，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自然界中腐朽与新生的关系，感受自然生命循环之美。

李青松通过对生态系统中自然生命之美的书写，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下将自然视为攫取对象的认知局限，又通过对自然生命主体存在的独特描绘，将生态精神与自然美学价值有机融合，展现出一种深层的生态伦理观。

（二）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表达

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大地伦理和深层生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生态系统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18]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是自然中的成员而非征服者，主张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19]。李青松的生态散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内核，通过对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生命价值的阐释，培育人类对生态伦理的主体认知，进而建构起一种基于生态责任的价值观念。

李青松曾直接表述过自己的生态文学创作理念：“生态文学所秉持的是一种生态整体观一大地完整性，即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的整体利益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20]这一理念彰显了李青松在创作中对生态整体主义的自觉意识。李青松的生态散文始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书写对象，在生态书写的实践中，诠释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内涵。在《蓝莓谷》一文中，李青松讲述了一个极具趣味性的生态故事：大潘新建的两千亩蓝莓园总是遭遇“贼鸟”偷食，损失严重，但他不忍心伤害动物的生命。后来，大潘逐渐发现，鸟类虽偷吃蓝莓，却也抑制了蓝莓果树的虫害；野猪拱食地瓜可以预警天气。后来，鹰作为鸟类的天敌也开始进入这个生态系统，控制鸟类的数量。蓝莓的品质因此显著提升。这一实例展现了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一一当人类不再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自然中的成员遵循生态系统内部运行规律时，便能与自然达成共赢。

李青松强调人对于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但尊重自然，就要保持一定距离。”[21在《管涔山》中，游客向泉眼投掷硬币导致泉眼堵塞；在《乌梁素海》中，有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在芦苇荡中捕猎天鹅，为了牟利而捕杀野鸭进行售卖；在《贡貂》中，偷猎紫貂获取皮毛是导致野生紫貂数量锐减的直接原因。在生态整体主义视域下，人类应该以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为最高价值，从而约束自身行为，而不应该以一己私欲破坏生态整体的利益。建立保护生态的责任和意识，从生态整体性的视角出发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李青松散文中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价值旨归。

（三）生态学视野下的“人学”转化

谈及生态文学，人们似乎总是把它限制在关注生态危机这一层面，忽视了生态文学作为文学所具备的审美性和精神超越性。“无论如何，生态文学还是要回到文学，不能光讲道理没有故事，而应该是讲的故事里有道理。”[22]虽然生态文学必须关注现实生态问题，但更需要突破生态危机写作的视野，探索具有超越性的精神空间，“洞察力、价值观、文化和想象等问题，是解决今天环境危机的关键所在，它们至少和科学研究、技术手法和法律规定有着同等的基本作用”[23]。“文学是人学”这一经典命题在李青松的生态散文中得到了富有创见的演绎与拓展。李青松指出：“生态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物质、精神），另一方面是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人在自然中的行为。”[24]“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要进入人的内心。”[25]李青松的生态散文以个体生命价值的观照为切入点，通过生态伦理叙事揭示生态危机的人文根源，既在人i5d5tm57BFBhUDdxKrdreg==与自然的关系视域中展现人及人性的丰富，又在生态学视域中实现人文精神的转化。

在一定程度上，李青松的生态散文集《看得见的东北》可以说是对其报告文学《林区与林区人》的一种续写。前者讲述了禁伐后东北及东北林区的艰难新生，后者记录了东北林区伐木时代落幕后的困窘。在这两本生态作品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在《伐木者不是罪人》中，面对媒体导演的林区工人排队上交斧锯的场面，李青松掷地有声地叩问：“禁伐就禁伐，非得摆布林老大们在媒体上出丑干吗？他们也有爱，也有尊严呀！…林业为新生共和国的国有资产的原始积累作出了巨大贡献。”[26在此基础上，李青松直击人们在生态伦理观念上的缺失：“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去采伐森林，破坏生态环境就有理由去责怪林区与林区人，要知道正是我们无休止的欲望，才促使他们采取了不顾一切的采伐行为。”[27]这一富有生态启示性的话语，揭示了精神生态的失衡是导致自然生态困境的根源。

“一片土地总有独特的文化，遍寻踪迹，把思维的触角探向纵深，不仅仅是为了追忆往事，更是为了思考和探求如何使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们更好地生活。”[28在《大马哈鱼》中，李青松通过追寻大马哈鱼的踪迹，讲述了赫哲族渔民黑嘎爹守望乌苏里江大马哈鱼的故事。作品不仅展现了大马哈鱼生生不息的生态精神，更呈现了富有生态智慧的黑嘎爹对传统文化的坚守。黑嘎爹是一个极具生态色彩的人物，他拒绝使用柴油机动船，以独木舟（赫哲语：威乎）捕鱼，住在赫哲族传统的“撮罗子”里，依照大马哈鱼洄游的时令安排生活。当黑熊偷食蜂蜜时，黑嘎爹会投放玉米供其食用，化解人与动物的冲突。为给刚生育完的冬妮娅补身体而捕捞大马哈鱼时，黑嘎爹会耐心等待鱼群完成产卵，且仅捕获两条。黑嘎爹对生命伦理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尊重自然运行的规律，坚守朴素的生活观和生态伦理观。

与此同时，以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为时代背景创作的《大马哈鱼》，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方式。作品不仅挖掘了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充满张力的伦理叙事，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例如，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黑嘎爹毅然保留的被时代抛弃的传统捕鱼器具“撮罗子”，日后竟成为吸引游客参观的热门景点。黑嘎爹与妻子冬妮娅结合传统赫哲族渔猎民俗与现代网络，通过经营鱼馆和线上店铺，探索出一条生态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这些内容表现了李青松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彰显了其散文独特的文学价值。

“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必然是以人为本位、关注人、思考人性，从而为我们理解生活、理解时代提供一份丰富生动的文学记录。”[29]李青松的生态散文不仅延续了“文学是人学”视域下对人的思考，更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视野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书写和对人性的深层描绘，实现了“文学是人学”内涵的当代延伸。

三、价值维度的双重视域：文学本体与现实关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纵深推进，生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许多作家投身于生态文学创作，试图通过文学揭露和反思生态乱象，以期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为突出对生态危机的深切忧虑，许多作家以现实中的生态事件为创作原型，对其进行如实的记录与批判。此类生态写作在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现实影响力，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过度聚焦于具体生态问题的呈现与批判，使生态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以记录和世俗道德评判为主要功能的文本；另一方面，它忽视了对人以及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深入探讨，导致其文学性被削弱，审美价值被边缘化。这种局限性反映了生态文学在追求艺术性和社会功用之间的冲突。

“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人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30]在这一维度上，李青松的生态散文体现出重要的探索意义。他的生态散文始终聚焦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维探讨，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也积极学习西方生态理论。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他建立起独特的生态散文书写路径，为生态文学转向伦理叙事提供了有益借鉴。他的作品立足于生态伦理的视角，考察个体生命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复杂关联，发掘生命伦理的哲学内涵。这不仅使其作品规避了生态文学中常见的生态宣言式窠白，拓展了生态散文的艺术表达路径，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读者生态意识的生成，最终实现了文学审美价值与社会现实功用的有机统一。

从历时性维度考察，李青松的生态散文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生态危机的演变轨迹：从早期人对自然的征服与资源的攫取，到生态文明建设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与探索。无疑，在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仅仅反映问题和危机是不够的，生态文学不应仅仅是“警告”和“危机”的代名词。今天的生态文学还应自觉地反映人类是如何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恢复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李青松的创作历程不仅显示出文学创作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对话关系，更深刻体现了文学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动态变化的审视，以及对新型生态伦理关系的建构。

《看得见的东北》聚焦后工业时代的生态修复，以“坚韧与美的力量”为精神内核，通过林区转型揭示自然生态的自愈潜能，实现了生态文学从“危机警示”到“恢复重建”的转变。在《看得见的东北》中，李青松展现了一种成熟的生态伦理叙事范式。在《大马哈鱼》《哈拉哈河》《蝗鱼圈》等篇章中，他融合自身博物学知识，建构了一个人类历史与现实、生命与自然多层次的生态伦理叙事体系，最后上升至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观照。这一叙事从微观生态系统的具体呈现延伸至宏观生态系统的整体观照，不仅呈现出生态文学的独特美感，而且实现了生态散文603fd39b74e09dec2ce4817cd20f66e0书写的形而上超越。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纵深推进，全球性生态危机呈现系统性的加剧，自然生态失衡，灾难频发。李青松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人的最大问题就是丢失了人性。”[31自然生态的危机也同时发生在人类的精神生态领域中，价值观念的异化与精神家园的失落，构成了生态困境的一体两面。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在修补精神生态、启蒙民众生态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是依靠直接的道德训诫或法律条文来实现，而是借助文学想象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在读者内心唤起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与关怀。

面对生态文学的社会功用，李青松曾谈过自己的看法：“生态文学对这个世界的畸变、扭曲、贪欲及堕落，是否能产生一点抑制作用，我无法给出答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的作用似乎又是巨大的。”[32 李青松对生态文学的辩证认知，揭示了文学介人现实的特殊方式。从文学的社会功用维度来看，李青松的生态散文兼具审美价值和生态启示。他的散文通过对自然生命的诗意呈现，建构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同时借助文学的审美性，在认知层面潜移默化地培育公众的生态意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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