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幸之（1904—1991），中国著名画家、文学家、电影导演。1935年导演了中国首部抗战题材电影《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2025年恰逢《风云儿女》首映90周年，许幸之长子许国庆讲述了许幸之如何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及电影《风云儿女》的诞生过程。

与夏衍的相识

1923年，我父亲从上海美专毕业，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是他上海美专的同学，也是他一生的挚友。1924年，我父亲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留学，1927年曾经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当时因为蒋介石搞“清党”，我父亲蹲了三个月的监狱，回到日本以后，按他自己的说法，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激进了。他受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委托，组织了一个留学生的左翼组织“青年艺术家联盟”，他是召集人，参加这个左翼团体的有沈西苓、司徒慧敏（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电影人），还有夏衍的未婚妻蔡淑馨，以及周起应（周扬）。当时他们跟日本的一些左翼文化人士联系，参加日本左翼戏剧团体的演出。1928年，夏衍曾到日本，名义上是探望蔡淑馨，实际是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抓捕。

当时我父亲跟他的好友沈西苓合租。沈西苓跟夏衍是远房亲戚，沈西苓先到京都求学，后来到了东京，跟我父亲一起参加左翼活动。其间沈西苓要回国探亲，合租的屋子空出一个榻榻米，他就把夏衍介绍过来与我父亲同住。两个革命zePdLLKJL2bIgYEAjjJ0sw==文艺青年就有了密切交流的机会。没多久夏衍就回国了。

那时共产党在上海的负责人是瞿秋白，负责文化工作的是潘汉年。当时上海有一个中华艺术大学（简称“中华艺大”），是进步文化人士合股在1925年创建的学校。1929年春，中华艺大校董之间出现意见不合，有的带着资金退出了，办学出现了困难。由于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都比较进步，潘汉年建议，中共地下组织不如趁机筹一笔钱把学校盘过来，作为培养自己的文化队伍的学校。瞿秋白批准了这个计划。这个学校后来请早期共产党员、《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担任校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夏衍，他担任教务长兼中国文学科主任。夏衍聘用了一批左翼文化人士来学校执教，比如冯乃超、李初梨等。原来担任西洋画科主任的画家陈抱一在暑假期间突然辞职，学校教学上出现被动，夏衍想起在日本留学的沈西苓，就打电报请他来。沈西苓说：“我是学图案的，教不了西洋画，你不是认识许幸之吗？你可以把许幸之介绍到你们学校去任教。”

接到夏衍电报回国任教

我父亲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有一定影响，画得也不错。夏衍考虑到，当时共产党的文化队伍中，像我父亲这样有进步思想又懂美术的人才也比较难得。1929年9月秋季刚开学，夏衍给我父亲打了个电报说：“你赶紧4j7ZA2Bf3aHOlk6aSdREfg==回来吧，我们这儿有一个空缺，是西洋画科主任，副教授待遇。”当时不是每一个留学归国的人都能有副教授的待遇，一般得在学校教几年书才有可能。我父亲当时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已经上到四年级，到1930年春天就该毕业了。他一开始的计划是上海美专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可是拿不出去法国的路费。当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创造社的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劝他，不如先到日本学习，有了一定提高以后再去法国。我父亲在日本留学一开始依靠勤工俭学，后来考上东京美术学校之后，难以筹措高昂学费，曾得到郭沫若每个月20块钱（法币）的资助。临近毕业，我父亲面临着回国还是去法国的选择，他正在犹豫的时候接到了夏衍的电报，感到喜出望外。他想先回国教几年书，攒够一笔钱再去法国。他立刻跟学校请假，先办肄业，并说明自己把毕业创作带回国去完成，完成毕业创作后寄回来，再发毕业证书。

我父亲一回上海就开始在中华艺大上课。中华艺大的校址是当时的窦乐安路上的一座西洋建筑，窦乐安路现在叫多伦路，是有名的文化一条街，当时一批左翼文化人士像鲁迅、茅盾、丁玲等都曾在此居住过。我父亲住得离学校也不远，大概走路10多分钟就到。他很勤奋，年龄比学生也大不了很多，又有比较先进的思想，从早到晚都泡在学校，很快就取得了学生们的信任。他的绘画主要受导师藤岛武二影响，藤岛武二是当时日本具有现代艺术思想的美术家代表。1929年12月，中华艺大办了一个师生美术展览，我父亲把刚完成的毕业创作《工人之家》带去参展。作品画的是一个工人家庭，画面中除了生产、生活用品外，最显著的位置有一本日共的左翼文艺杂志《铁旗》。这幅画表达比较激进，政治指向非常明确。那时在上海和杭州有一批进步的美术青年，比如周熙也就是后来的江丰，还有胡一川，以及杭州一八艺社的成员，他们都专门跑到上海来看我父亲这张画。展览虽然时间不长，但我父亲由此结交了一批进步的美术青年。

1929年10月，日本警视厅搞了一个“三千人大检举”，因为当时在日本大概有数万名中国留学生，其中有左翼倾向的留学生有三四千人，这次大检举就把一批中国的左翼留学生给驱逐回国了，其中就有沈西苓、司徒慧敏等人。这些人回来后都到了中华艺大，中华艺大因此聚集了一批进步的美术人才。

发起成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中华艺大的进步青年除了参加夏衍等组织的艺术剧社外，还搞一些进步的美术活动。1930年2月，我父亲就在中华艺大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时代美术社”。他自己担任社长，起草并以该社名义发表《对全国青年美术家宣言》。这份《宣言》，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和拜金主义的艺术创作进行了抨击，《宣言》写道：“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流派的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便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时代的青年应当充当时代的前驱，时代的美术应该向着时代的民众去宣传。”《宣言》后来登在1930年4月的《萌芽》杂志上，《萌芽》杂志是鲁迅主编的。那时鲁迅就住在中华艺大附近，我父亲曾经到鲁迅家里拜访，并以“时代美术社”的名义邀请鲁迅到中华艺大演讲。当时进步青年都特别仰慕鲁迅，特别想聆听他的演讲。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鲁迅到中华艺大来作演讲，都跑来听。演讲是我父亲主持的，鲁迅就带了两张画，一张是米勒的《拾穗者》，还有一张是当时上海最流行大美人像月份牌。鲁迅演讲的题目叫《题未定》，给大家讲什么是美，鼓励青年学子追求健康向上的美，号召大家要深入社会，不要老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我父亲当时受到了鲁迅思想的影响。

我父亲1928年在日本留学时画了一张《失业者》。那时世界经济危机马上要到来，日本深陷其中，这是他第一次画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张画在《良友》画报上刊登，改名叫《彷徨者》。我父亲那张毕业创作《工人之家》寄到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参加了毕业展览，还被评为第七名，学校按照事先的承诺给他发了毕业证。可惜这张画在战乱中毁了，东京艺术大学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画的图片资料。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召开成立大会。那时鲁迅常被国民党当局特务监视，考虑到鲁迅住在中华艺大附近，会址就选在中华艺大。根据安排，会场由我父亲布置，他还安排学校的骨干学生站岗放哨。由于叛徒出卖，当时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签名簿就落到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手里。“左联”成立大会有五六十人参加，有些人担心暴露身份不愿意签名。签名的有48个人，鲁迅、夏衍、田汉等都签名了，后来牺牲的柔石也签名了，郭沫若当时在日本，有人替郭沫若也签了名，我父亲也签了名，因此就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

即便在被监视的情况下，我父亲依然很活跃，经常参加剧社团体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戏剧团联盟。他与时代美术社的同仁策划举办了一场苏联革命题材的美术展览。得知鲁迅收藏了一批苏联的革命宣传画，我父亲就想跟鲁迅借来他的收藏。鲁迅非常支持，并安排柔石协助我父亲挑选作品。1930年春末，我父亲租了一个书店的二楼，办了展览。第一个来参观的就是鲁迅。我父亲在回忆录中提到，鲁迅特别安静地踱着步子看每一张画，这些画他收藏以后再也没看过。临走的时候，看到前台上摆放着《时代美术社宣言》的印刷品，就取了一份，说“我替你们宣传”。这个宣言后来就登在《萌芽》1930年的第4期上了。当时展览旁边还有个募捐箱，鲁迅还掏出10块钱（法币）放了进去。

当时夏衍主办了两个杂志，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沙仑》，我父亲在这两本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比较激进的关于美术的文章，一篇是《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一篇是《新美术运动的任务》，主要是谈美术事件的阶级立场，号召美术青年要投入到反映社会、反映劳苦大众的新美术运动中。他的美术观点与鲁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30年夏初，我父亲带着中华艺大的学生到杭州去写生，与杭州国立艺专一八艺社成员胡一川、姚馥等交流成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事宜。7月下旬，中华艺大、时代美术社、杭州一八艺社等发GK6Ixb3f3lg7Dnw/i0R+YQ==起，联合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上海艺大等学校的进步社团，成立了“美联”，在上海环龙路召开成立大会，有30余人出席，夏衍代表“左联”致辞，我父亲被推选为“美联”主席，沈西苓为副主席，选了9个常委，其中有周熙（江丰），还有胡一川。

1930年暑假，我父亲在学校一个教室里主持召开“美联”第一次扩大会，不料被前来查封学校的军警发现，致使在场的一批师生被捕。警察把他们带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好在没放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学生解释说“我们学校的老师水平不行，我们来听许教授讲课”，当天就被释放。几个老师被关了十几天，后来由吴印咸所在的艺海布景公司黄老板出具“铺保”后释放了。

我父亲那时候经常很晚回家，我奶奶每天守在门口等候。那天我奶奶买了一只鸡，炖好了等着他回来，结果十几天没有人影。有天凑巧吴印咸艺海布景公司黄老板到巡捕房去看别的人，我父亲一看到他的背影就喊他。黄老板很吃惊，问道：“你怎么关在这儿了？”我父亲赶紧托黄老板让吴印咸到家里跟老母亲通报一声。后来请黄老板以他们公司的名义出具“铺保”，把我父亲保出来。我父亲回家时，那只炖好的鸡已经发霉了，他为此专门写过一首诗，写一个革命者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参加革命活动担惊受怕，这首诗题目就叫作《母亲》。

改行入职电影公司

那次出事后，中华艺大被查封，我父亲也失业了，后来经朋友推荐，我父亲赴苏州私立江苏女子职业中学教美术课。在苏州期间他还持续与江丰、胡一川等组织的一八艺社、春地画会、野风画会等左翼美术组织保持联系。

这时候他的好友沈西苓、汤晓丹都进了天一电影公司，1933年我父亲也被介绍到天一公司兼职画布景。我父亲还把吴印咸介绍到天一公司来。天一公司是中国当时三大电影公司之一，当时上海有大概20多家电影公司，最有名的就是明星、联华和天一。两位老同学工作上配合非常默契，我父亲负责电影置景，吴印咸负责美工。业余时间，两人还一起创作，观摩研究交流拍摄电影的技术，这也为后来两人合作电影《风云儿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两人又合计着办展览，1934年11月，我父亲和吴印咸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联合举办了“绘画、摄影作品”展览。我父亲参展的绘画作品包括油画、水彩画、素描以及舞台美术设计图等。这次展览在上海进步文化界引起不小反响，左翼文化人士纷纷前去参观，不少报刊也刊出我父亲的绘画作品如《失业者》《铺路者》《逃荒者》等。

展览会后夏衍秘密约我父亲谈话，建议他和吴印咸从天一公司转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工作。不久，他们俩就辞去天一公司的工作进入电通公司。

电通公司从开始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电影创作和制作活动。拍的第一部片子叫《桃李劫》，主题曲《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随着电影放映传播开来。“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振奋人心的旋律激发出团结一心的爱国情怀，在当时影响很大。中共地下组织意识到电影是大众化的宣传手段，受众很广泛，特别是青年学生是看电影的主流人群，可以拍一些反映社会大众题材的电影，借机宣传进步文化和党的主张。1933年3月，中共地下组织成立了以夏衍为首的“电影领导小组”，一批左翼作家、戏剧家等进入了电影公司，其中导演有应云卫、司徒慧敏、袁牧之、许幸之、孙师毅等，摄影师有吴印咸、杨霁明等，美术设计师有蔡若虹、张云乔，音乐创作方面包括聂耳、吕骥、贺绿汀等，演员有袁牧之、陈波儿、王莹、王人美、陆露明、施超等。电通影片公司在一年多时间里，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和未完成的《街头巷尾》等进步电影。

左翼电影人的逐步活跃，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他们采用恐吓甚至暴力手段进行打压，对放映进步电影的影院投掷炸弹威胁，甚至打砸抢，1933年冬天，艺华公司新买的设备就被国民党派来的蓝衣社流氓砸了。1934年初，国民党当局又在上海《申报》刊登出所谓《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宣言》，宣称如果不按照《宣言》的要求做，就取缔电影机构。他们还开列了一个“黑名单”，田汉、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茅盾、沈西苓、楼建南、许幸之等7位左翼文化人士都在其中，各个电影机构被警告不得采用他们编写的剧本，否则就以炸弹伺候。

接受拍摄《风云儿女》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东三省迅速沦陷，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依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也在上海等地实施“文化围剿”，对抗日人士进行残酷镇压，革命形势处于低潮。

1934年初秋，上海电影界的左翼人士在电通公司老板马德建家秘密聚会，商议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应该拍摄一部反映抗日救亡题材的电影，要通过生动委婉的故事，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传达给民众。田汉担当撰写电影故事的任务。田汉很快写出了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夏衍进行了电影文学剧本的改编。1935年初，电影刚开始拍摄，田汉和华汉（阳翰笙）就被捕了。上海文化界发起了营救田汉、华汉两位同志的运动，包括积极筹划这部剧作的演出、电影剧本的上映。

夏衍把拍片任务交代给我父亲时说：“田汉和华汉被捕，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风云儿女》是田汉入狱以前写好的，是以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为题材的，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和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以配合当前的革命形势。”他又强调：“我们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得拍好这部影片，这是我们在外面的同志们应尽的责任。”我父亲当时不是党员，但他觉得组织上这样信任他，他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我父亲对电影的兴趣源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为左翼留学生组织的负责人，我父亲经常被便衣特务跟踪，为了摆脱跟踪，他便购买放映廉价循环电影的电影院门票，进去看个一两天没人管，用这种方法看了大量好莱坞默片时代的经典影片。进入天一公司后真正开始接触电影拍摄，白天画场景，晚上就到摄影场看人家怎么拍，慢慢开始研究电影艺术，也写了很多有关电影的文章。拿他的话说，自己一个画画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成了电影从业员。接受这次重要任务，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是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电通影片公司是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他们派了两个特务监视，一个高级特务被派来当秘书，暗中调查公司和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另一个低级特务则每天挂着手枪，在摄影场进行盯梢、侦察和恐吓。电通影片公司从剧本的选题、编写，导演的创作到演员的选择，差不多都是由夏衍指导决定。夏衍很少到公司来，但他是电通影片公司的灵魂。因为特务盯梢，我父亲和夏衍的见面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夏衍的安全，一般都约在晚上，有时约在偏僻的咖啡厅，有时约在人多的旅馆，偶尔也约在马德建家里。

电影拍摄前，我父亲根据夏衍的剧本完成了分镜头剧本改编。这时，电影主+HJaQdb3CHoh4RvNXkx1Fg==角已经决定由袁牧之和王人美担任。1935年1月20日，《风云儿女》正式开拍，我父亲在回忆文章中有记载。由于政治环境紧张、条件有限，拍摄一开始他和当时导演《新女性》的蔡楚生轮流使用一个租来的简易有声摄影棚。后来电通公司搬到荆州路，有了自己的摄影棚。

与聂耳的合作

我父亲当时拿到的《风云儿女》电影剧本，主题曲没有歌词。有一种说法，田汉被捕后在狱中一张香烟盒纸的背面写出了主题曲歌词，托一个去探监的亲戚带出来，交给了电通公司的导演孙师毅。孙师毅接到香烟盒的时候，香烟盒上的字迹有点模糊，被茶水泡了，他又抄了一遍。当时这个歌词标题“进行曲”，没有“义勇军”三个字。原来歌词中有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孙师毅觉得“冒着飞机大炮”语言逻辑上不太通，就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

夏衍把作曲的任务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找到我父亲，两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聂耳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父亲后来在《忆聂耳》的文章中谈道：“聂耳身上那热情、勇敢、乐观、富于朝气的劲头，像野火一般，吹到哪儿，哪儿便燃烧起来。他幽默风趣，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阵阵嘹亮的歌声和开怀的欢笑。”文章中提到，聂耳热情地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好好完成！”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父亲发现聂耳和剧本里主角辛白华的好友梁质甫的气质很像，梁质甫是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当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聂耳无论从气质、性格和体态外形上，都是理想的人选，我父亲看好让聂耳来演梁质甫，聂耳也爽快地答应了。聂耳当时还组织了一个歌咏队，歌咏队里有当时的明星，几乎每个星期都到电通公司来练唱。平时，聂耳和大家一起总是嘻嘻哈哈，但他一拿起指挥棒，就极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为创作《风云儿女》主题曲，聂耳几乎废寝忘食。他有次跟我父亲聊起来说，他在家里一会儿拍打桌子，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在楼板上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房东老太太受不了，跑到楼上来大骂，聂耳只好跟她道歉。

电影的拍摄工作非常紧张，有一天我父亲完成拍摄倒头睡了，睡梦中，听到重重的叩门声，打开门一看是聂耳。聂耳一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老兄！主题曲谱好了！”他一手拿乐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拍子，连续唱了好几遍。我父亲也沉浸在这首激昂、催人奋进的曲子里。突然，聂耳停下打拍子，认真征求他的意见。我父亲坦诚地说了自己的意见：“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合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认真思考后，拿起桌上的笔改起来。修改后，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又唱起来。末尾在“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增加了叠句：“前进！前进！前进！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那种坚决、勇敢、迈着轻快的步伐挺身前进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

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由我父亲完成。我父亲把写完的《铁蹄下的歌女》诗稿交给聂耳。他读了一遍，很感兴趣5230b5001b9cbec1a3d5476e4951678923c668a90ad70ff5bf73ae8141934524，提出要我父亲用家乡的山歌加上平时唱的调子唱给他听，想作为谱曲的参考。他让我父亲连唱3遍，边听边记下音符，然后把诗稿连同记下的乐谱一起拿走了。过了大约两个星期，他就把谱好曲子的《铁蹄下的歌女》拿来试唱。我父亲一听，诗谱了曲后，比原诗更哀婉、更悲怆、更富有诗意，感动得当场流下泪来。

聂耳总感觉自己的音乐基础不足，一直有在音乐上进一步提高的愿望，《风云儿女》两首曲子的任务完成后不久，聂耳说要去日本深造，原来计划出演梁质甫那个角色，也建议换成别人出演。聂耳出国以前，已经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和抗战歌曲，比如《大路歌》《开路先锋》《苦力歌》《码头工人歌》《新女性》《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等。我父亲认为他更适合去欧洲学习，比如法国、意大利或奥地利，聂耳当然也想去，只是很难筹措到去欧洲的一大笔路费，他还是坚持去日本，并说已经约好和一位朝鲜朋友一起去。f79627d8a420671ad6896772f00f4ffc59f06be9172c66b292b5c83c3dcf6ba6我父亲因为当时忙于电影拍摄，没有到码头去送行，只在摄影场与他握手道别。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握手竟成永别。之后传回消息，聂耳在日本海边溺水而亡。我父亲不敢相信，就在这个噩耗传来前10天，聂耳还在给孙师毅的信中兴奋地谈在日本的学习收获和接下来的参观旅行安排。我父亲非常悲痛，他不能相信，这样的不幸会降临到一个生龙活虎、自信乐观、无忧无虑、精力充沛、年仅23岁的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身上！聂耳遇难后不久，我父亲曾写过一首名为《悼聂耳》的诗。我父亲一直觉得聂耳的溺亡是个谜，不该出意外，他甚至怀疑与特务跟踪有关，毕竟那时《风云儿女》刚上映，《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他的这个怀疑也无从考证。

中国的“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完成的主题曲一开始叫《进行曲》，他曾经跟我父亲说，“我要谱一首中国的马赛曲”，《马赛曲》就是进行曲。那么后来为什么叫“义勇军进行曲”？这主要还是与当时的抗日形势有关。电影的主人公辛白华最后走向抗日战场，参加的就是抗日义勇军。抗日义勇军是东北爱国军民为抵抗日本侵略组织起来的一支抗日队伍。朱庆澜将军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出资人，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最后是由他定名的，他在“进行曲”前加了“义勇军”。

1933年，在张学良指挥热河保卫战期间，朱庆澜带队奔赴热河前线慰问，聂耳曾跟随慰问。当时部队战士集合时唱的战歌《义勇军誓词歌》给聂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战士们唱的时候，聂耳拿起小提琴拉了几下，把谱子记在脑子里。

《义勇军进行曲》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公开发行。电影《风云儿女》于1935年5月2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上海黄浦剧场）首映。随着电影公映和唱片发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的一曲壮歌。

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奔向抗日战场

《风云儿女》的最后一幕场景是电影主人公辛白华和阿凤带领群众高举火把冲出地窖，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奔向抗日战场。我父亲晚年经常跟我聊起这个场景，为了拍好这组最后升华效果的镜头，前后花费了好几天时间。

摄影场驻有国民党的文化特务，白天当着他们的面，只能拍些花前月下的浪漫镜头，而表现抗日爱国的镜头，只能夜间拍摄。

第一次拍最后这个大场面时，群众演员分批从镜头前阔步迈进，这时我父亲突然发现，留声机放出来的袁牧之等7个男演员小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声音显得很弱，无法与现场声势浩大的举着火把前行的场面相匹配，于是他就喊暂停。随后，他想到要组织发动现场的所有演职员一起唱，那样才有气势。于是，他立即安排人手连夜刻蜡版油印歌片，第二天发给摄制组几十人每人一份，紧急进行练唱。到了第三天，把所有演职员集合在一起唱了几遍，觉得还可以，才召集群众演员来演最后上战场的场面。回忆起这段他很感慨：就在拍摄队伍行进的场面时，连我这个导演也挤进合唱的队伍，跟着大家一起唱起来，现场拍摄、录音的效果也很壮观……

（责任编辑 杨琳）

整理者：秦建平，中央美术学院校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化雪，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