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的黄土高原深处，静卧着一个名为神泉堡的村庄。村南山崖下，两股清泉终年涌流，“神泉”之名正源于此。1947年9月23日至11月17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曾在这里驻足。

村庄中一座看似朴素的院落，承载着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毛泽东在此亲手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于1947年10月10日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时代强音；中共中央在这里审定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在封建土地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民主革命洪流。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名称诞生地，被誉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

“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缘起于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的提议，并于同年10月8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该决定不仅明确了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名称，更确立了其“人民”属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可追溯至大革命时期农民金融组织的萌芽。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虽相继设立银行，但直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筹建才真正开启党的中央银行事业。1932年2月1日，该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村正式成立，由毛泽民出任首任行长。

1935年11月，国家银行随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与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合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初期，边区银行尚未发行自有货币，而是依托延安光华商店代为发行辅币。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边币（后改称“商业流通券”），标志着人民货币系统的初步建立，开始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体系之外。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多个敌后根据地广泛建立政权。为保障经济运转与财政需要，各根据地纷纷设立银行、发行货币。据统计，当时根据地货币名称约145种、面额25种、版别多达636种，形成了“货币割据”的局面。

1947年，中国革命迎来历史转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胜利曙光初现之际，各解放区却面临严峻经济挑战，尤以货币混乱问题最为突出—晋察冀边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冀南币、北海币、东北券、中州币等并行流通，可以说“八币并存”。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兑换比率一度高达1∶1000，货币流通紊乱、金融秩序不稳可见一斑。商人跨区贸易须携带多种货币，有时甚至需驮运成袋钞票；农民缴纳公粮，常因各地币制不统一而面临重重困难；前线急需的冬衣、粮食等物资，也因“币不通”而调配延误，对战局直接产生了不利影响。

至此，统一金融货币已超越经济范畴，成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基人民政权的紧迫政治任务。1947年3月至6月，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北武安召开，明确要“尽快筹建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这一重任最终落在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肩上。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向中共中央上报《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核心任务，并于8月16日获中央批准，为统一银行的筹建迈出关键一步。

1947年9月14日，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张鼎丞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致电中央工委，提议“为适应前线作战，中央应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越快越好”。董必武接电后立即与华北财办同志商议，认为“联合银行”“解放区银行”虽符合当下需求，但未契合“全国统一”的长远布局。他认为，票币的设计与制版耗时颇长，若名称不确定，后续印刷与发行工作都将难以顺利展开。董必武当即指示南汉宸（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牵头征求新中国国家银行的名称建议。

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中央银行早已丧失民心。若新银行仍沿用“中央银行”之名，易与国民党金融机构混淆，很难获取民众信任，因此该名称未被纳入考量。

南汉宸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为此曾有一次交谈。当南汉宸提出名称难题时，何松亭沉思片刻后建议：“如今我们的军队叫‘人民军队’，政府叫‘人民政府’，何不将银行也称作‘人民银行’？”南汉宸听后眼前一亮，盛赞：“胖子（何松亭绰号），真有你的！蒋介石大势已去，新中国曙光在前，就叫‘中国人民银行’—好叫易记，又能与国民党银行彻底区分！”这一提议迅速被华北财办采纳。

董必武则从国家建构的高度进一步权衡：新银行名称既要解决当前货币统一问题，也须与未来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定位相衔接。“中国人民银行”既突出“人民”属性，又不失国家中央银行规格。经反复研讨，董必武力主此名，在获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同意后，呈报中共中央审定。

方案既定，亟待中央批复。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签发请示电文上报中共中央：“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关于银行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

此时，毛泽东正率中央机关驻留陕北佳县神泉堡。接到电报后，他立即与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讨论。周恩来明确表示：“南汉宸的意见很对，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已是势在必行。”毛泽东则以幽默话语点明关键：“这个意见我很赞成。如果解放了北平、天津，我们还拿着各自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不就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了嘛。”

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央工委，明确答复：“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从现存档案的复电草稿中，可清晰地看到决策的演进轨迹：初稿写为“至于银行名称似以中国解放银行为好”，后改为“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均可”二字流露出起草阶段的慎重；最终审定时，果断修改为“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结合底稿细节右上角“李、周、陆已阅”的流程标记（“李”为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化名“李德胜”，“周”为周恩来，“陆”为陆定一），以及落款“中央，酉齐（为民国电报纪日，即公历10月8日）”，可还原决策现场：底稿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李、周、陆已阅”的批注，表明这是集体传阅、共同商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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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复后，董必武立即推进落实：他召集南汉宸正式确定行名，并亲笔题写“中国人民银行”6个大字。

1947年深秋，在河北西柏坡附近的夹峪村，一座普通农院门口挂起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12月的一天下午，朱德在参观同院的晋冀鲁豫军区兵器展览时，一眼看见这块牌子，当即驻足称赞：“人民银行，这名字好！人民银行，就得永远为人民服务！”不久，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的南汉宸被正式任命为筹备处主任，全力推进银行筹建与全国统一货币的发行准备。

14个月后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正式成立，第一套人民币同步发行。这一天，标志着中国金融史上“货币割据”时代的终结，开启了全国统一货币的新纪元。

（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