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后，田间的青翠已经尽褪，大地呈现出一片萧瑟之景。在温室大棚和生鲜超市普及之前，如何捱过漫长的寒冬，是古人每年都要面临的严峻考验。当田里的庄稼收割殆尽，智慧的先民便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不起眼的野菜，将其采收、晾晒、储藏，作为度过寒冬或荒年的重要储备，这其中蕴含着“食尽其材，物尽其用”的生存哲学。

提起野菜，人们多半会以为它们只是乡野百姓的谋生智慧，但鲜为人知的是，将这些救荒植物的知识系统化，进而著书立传加以推广的，竟是明朝的一位皇子，他的这本“野菜食用宝典”，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度荒经验与植物学遗产。

编写《救荒本草》始末

这本书叫《救荒本草》，是明初周定王朱橚（1361—1425年）组织编写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本草学著作。朱橚为安徽凤阳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虽为皇子，却也是明初杰出的方剂学家和植物学家。他青年时即爱好医学，曾组织人编撰《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等医药书籍，其中《普济方》多达168卷，收集药方61700多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方书。本文着重介绍他在植物学上的重要成就—《救荒本草》。

明洪武三年（1370年），九岁的朱橚就被封为吴王，与他另外三个兄弟一起驻守凤阳。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于开封。据《明史》记载，朱橚好学多才，胸怀大志。他在政治上表现开明，在封地做了很多有益民生的事。但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他曾因擅离封地返回凤阳引起其父朱元璋的不满，被贬至云南边陲；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得到父亲原谅回到开封；建文元年（1399年），他又被控告有谋反行为，被侄子建文帝第二次流放到云南，后被禁闭在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其胞兄朱棣在北京登基后，他才复职回到开封。尽管遭遇上述打击，但在多次流放过程中，朱橚得以亲眼目睹社会经济饱经战火摧残，亟待恢复；各地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经常遭遇饥荒与瘟疫。返回封地后，为扩大食物和药物来源，朱橚投身于对野生可食植物的考察研究之中，并组织了一批学者编写《救荒本草》与《普济方》。

朱橚博学多才，堪称一位出色的科研组织者和参与者。在他的主持下，学者们在方剂学和救荒植物学方面进行了空前的研究。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地位，聚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如长史刘醇、教授滕硕和良医李恒等；此外，为“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于他藩”打下了坚实基础，进而为上述图书编撰工作创造了条件。《救荒本草》全书共二卷，记载植物414种，其中除见于以前本草著作的138种，新增276种。一次性增加这么多的植物种数，在我国古代的本草著作中可谓罕见。按书中分类，有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大都见于当时的开封及其周边地区。

在植物学方面的成就

《救荒本草》中记载的见于以前本草著作的138种野生可食植物，不少来自宋代的《图经本草》和《本草衍义》；有关其食用制备方法，也见于《食疗本草》等著作；此外，书中所述的一些植物减毒处理方法，显然也受到传统本草著作的启发，凡此可以说明此书与以前本草著作的密切关系。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纂仅以野生可食植物为收录标准，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著作有所区别。作为一本记载野生可食植物的专书，它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标志。

要编写植物学方面的著作，首先要辨识植物，在这方面，朱橚等人做了一些非常出色的工作。他们先从民间实地调查各种野生可食植物，弄清楚它们的分布和生长环境。然后组织人手，将在各地收集采购的400多种植物种苗“植于一圃”，也就是种在一个专设的园子里，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样就可以随时对各种植物进行“躬自阅视”，详细观察植物的形态特征，以及其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全过程。有了这样的植物园，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处理、制备技术时，取也就十分o58qNBZFRmskFK5j5BmMNw==方便，这在当时显然是很先进的工作方法。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我国在周代时已有果菜园，唐代时有药园，但它们都属于生产性质，而朱橚的“圃”则纯粹为认识植物形态和性质服务，这在植物学发展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在同一时代的欧洲，还没有这样的植物园，无怪乎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在谈到中世纪的植物园时，不无感慨地说：“杰出的成就产生在中国。”最后，朱橚等人选择“滋长成熟”的植物，命“画工为图”，为书中图文的准确性打下了基础。

在叙述植物的形态特征时，《救荒本草》比较系统地使用了一套植物学术语。有些术语是此书创用的，有些则是前人提过，但在此前并未形成确切概念。此前的本草著作多采用类比法，如描述一种植物时会说“其叶如薄荷，其茎似紫苏”，若读者不认识作为参照的植物，描述便会失效，《救荒本草》的术语则减少了这种类比法所产生的模糊性和不确切性，在植物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花序和果实分类的术语，有些沿用至今。较为重要的有下面几类：一是茎的着生方式和形态，用“塌地生”“延蔓”“丛生”，以及“四楞”“圆形”等；二是叶的着生方式和形态，用“对生”“攒生”“层生（轮生）”“花叉（深裂）”“云头（波纹）”“锯齿”等；三是花和花序的形态，用“心”“蕊”“小铃样（钟形花）”“菊花头（头状花序）”“伞盖（伞形）”等；四是果实的形态术语，用“壳斗”“角”“荚”“蒴”等。书中将这些术语系统地分为茎、叶、花、果等几大类别，并在全书中对不同植物进行一致且频繁地使用，标志着这些词语已经从零散的描述，升级为一套标准化的“科学语言”。尽管其中一些术语在前人文献中也曾出现，但像《救荒本草》这样将其系统化、工具化地普遍应用，实属首创。

这些名词术语主要依植物外形划分，与今天的标准含义当然不尽相同，但它毕竟逐渐抛弃了前人所习用的类比法，往直接描述的方向迈进，应该说是一大进步。此书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其对植物学术语的确定和趋向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野生可食植物的制备方面，《救荒本草》提出了一些消除毒性的方法。如章柳（即商陆）根是这样制备的：“白色根……凡制，薄切，以东流水浸二宿，捞出，与豆叶隔间入甑蒸，从午至亥。如无叶，用豆依法蒸之亦可。”这种除毒方法的指导思想显然出自传统本草学著作，如《神农本草经》中即有豆“煮汁饮，杀鬼毒”的说法。从现代科学角度看，其原理为豆叶中的纤维素可物理吸附毒素，而豆子中的酶等蛋白质可与毒素发生化学反应使其失活。另一个有意义的例子是白屈菜的制备：“采叶和净土，煮熟捞出，连土浸一宿，换水淘洗净。”我们知道，属于罂粟科的白屈菜含有不溶于水的有毒生物碱，如只用水煮不易将有毒成分除去，而净土则可吸附其中的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的吸附分离法，可能就始于《救荒本草》。上面的论述表明，朱橚在编著《救荒本草》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观察和实验。他在古代的植物学研究中，较早地运用了一些相对更科学的技术方法，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实验生物学的先河。

与传统的本草著作相比，《救荒本草》中的记载有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点是该书未对植物的生长和采收季节进行细致的描述，书中新增添的植物一般不说明根的颜色。这是因为传统的本草著作以追求“药效最大化”为核心，会指导读者根据季节、年份等时机采药。例如，秋季采挖的人参，其人参皂苷含量最高；而不同年份的何首乌，其根的颜色质地和药效也大相径庭。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药的品质。而《救荒本草》只着眼于“临时救饥”，其唯一标准是“能否安全食用”，故而省略了那些与救荒无关的药学细节。传统的本草著作很注意药物的效能，因此必须关注时令，而此书仅为求生之用。第二点是作者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烦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特征等表述出来。书中每页附一插图，描绘一种植物，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像是一部区域的被子植物志。

从“图以肖其形”来看，《救荒本草》在古代本草著作中是非常出色的。书中许多植物插图，如蒲公英、兔儿伞等都画得相当生动逼真，使人能够按图索骥，增加了其在劳动人民中的实用价值。该书是古代少有的插图准确的本草学著作之一，这使现代植物学家几乎可以定出书中全部植物的拉丁学名。

由于作者具有较先进的观察和研究手段，《救荒本草》在植物的描述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前者花瓣数为三或其倍数，后者花瓣数为四、五或其倍数，这在书的图文中有较好的体现。

对于双子叶植物，《救荒本草》的图文显然抓住了它们的一些典型特征，伞形科植物的重要特征是花序伞形、双悬果、种子有线棱、叶互生、复叶，如蛇床子、柴胡等；又如菊科植物的典型特征是头状花序和聚药雄蕊，虽然当时人们尚未注意到聚药雄蕊，但头状花序在大蓟、小蓟等许多植物的图文中都有所描述；另外，豆科植物的荚果和羽状复叶、车前科植物的穗状花序、唇形科植物的四棱茎等，都在图文中如实地反映出来了。

《救荒本草》中记载的不少野6w0RvSk4mmt041l4DVbFqgtvZ6I0A0FLlCtHGeElwnA=生可食植物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有些还逐渐成为栽培作物。如因可防治痛风而备受人们推崇的牛蒡子（根），还有嫩苗鲜美的风花菜、闾蒿（蒌蒿）、鸡冠菜、柳叶菜、马兰头，等等。

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从民生、经济、文化各方面来看，《救荒本草》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一方面，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到明初百废待兴，食物十分短缺，因此，劳动人民只能长期食用野菜。在此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亟待加以总结提高。《救荒本草》通过系统化地记述相关知识，在救荒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自古提倡药食同源，本草学的发展也为野生可食植物的认识利用提供了不少资料方法。朱橚和他领导的专家学者们，虽然身居高位，却肯体恤民情，躬身实践，亲验百草，为后世研究打下了基础。《救荒本草》在明代已被反复翻刻，后来不少文人学者纷起效之编写此类著作，形成了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

《救荒本草》这部著作还以其在植物学上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7世纪末，《救荒本草》东传日本。日本本草学家松冈恕庵和小野兰山等都为《救荒本草》的翻刻和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救荒本草》在日本的不断传播，它日渐受到日本博物学界的重视，相关的研究达15种以上，加速了日本本草学的博物学化。对日本的本草学和植物学影响很大的《本草图谱》和《植学启原》，都受益于《救荒本草》。

19世纪，对中国植物学史兴趣盎然的俄国植物学家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对《救荒本草》进行了考察，为其中176种植物定出了学名，并指出书中的木刻雕版图远早于西方。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育种学家施永高指出：到当时为止，本书仍是研究野生可食植物最好的著作。英国药物学家、来华传教士伊博恩通过长期的研究，编出《救荒本草所列的饥荒食物》一书，列出《救荒本草》中358种植物的已知汉名、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的食用情况。美国植物学家里德在其《植物学简史》中指出，朱橚的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的里程碑。书中还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子”和“萱草”两幅插图。英国科学史家约瑟认为朱橚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对《救荒本草》推崇备至，在《科学史导论》中称《救荒本草》为“中世纪最优秀的本草著作”，书中引用了《救荒本草》的“菖蒲”插图。

《救荒本草》是中国15世纪初期学者所作植物调查的忠实记录者，它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植物学，而且在世界植物学研究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生物学家和科技史家的评价绝非过誉之词。

朱橚的《救荒本草》拉开了明清两代对野生可食植物研究的序幕，在其影响下，涌现出两大流派。

救荒派：以活命为本的经世致用之学

这一流派的著作，直接继承了《救荒本草》“为生民立命”的核心思想，以实用性、普适性为首要目标。

重要继承者《野菜博录》作者：（明）鲍山

作品特色：该书在《救荒本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整理。作者鲍山效法朱橚，将自己亲自调查过的植物资料整理刊印，旨在帮助饥民快速辨识野菜。

拾遗补缺之作《救荒野谱》作者：（明末）姚可成

作品特色：该书为适应明末依旧饥荒不断的社会现实而编撰，更侧重于实用性、易得性。书中不仅收录植物，还囊括了树皮、草根等更极端的救饥之物，并附有详尽的去毒和烹饪方法，是一部实用主义“生存手册”。

人文礼赞《野菜赞》作者：（清初）顾景星

作品特色：作者根据自己在战乱中的“活命经验”写成，不仅记录了食用方法，更以诗歌的形式，对其中的每一种野菜赋予了深厚的情感，体现出了作者的人文主义关怀。

养生派：品味山野的文人生活美学

与救荒派追求纯粹实用性不同，这一流派的著作作者多为文人雅士，他们研究野菜，目的不再是简单的“活命”，而是为了改善日常饮食、追求山野风味。

先河之作《野菜谱》作者：（明）王磐

作品特色：带有文学色彩的野菜专著，书中对每一种野菜的描述，都配有朗朗上口的歌谣，便于记忆和传诵。

集大成者《遵生八笺·野蔌类》作者：（明）高濂

作品特色：明代著名的养生学著作，《野蔌类》是其中的一个章节。高濂明确指出，他记录野菜，是供食用而非仅为备荒，旨在将野菜作为日常的健康食材，体现了明代文人的生活美学。

地方性专著《茹草编》作者：（明）周履靖

作品特色：专注于浙江地区的野生可食植物，大多由作者亲自在山野调查、采集，其中不乏前人未曾记载的新种。全书以歌赋形式写成，文采斐然。

博物学成果《野菜笺》作者：（明末）屠本畯

作品特色：是对周履靖《茹草编》的补遗之作，同样专注于浙江地区的野生可食植物。作者屠本畯是著名的博物学家，著有《闽中海错疏》，其博物学功底深厚，对植物的形态描述尤为精到。

正是这种从备荒到尝鲜、从活命到养生的不断筛选与实践，使不少独具价值的野生可食植物最终被人类驯化、栽培，比如我们今天见到的苦瓜、百合、文冠果等。一部《救荒本草》，开启的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从荒野到餐桌的文明演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