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对声音的描绘往往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琵琶声，至今仍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不过，除了这些美妙的文学描述，古人在对声音物理性质的探究方面，也留下了大量具有实证色彩的珍贵资料。清代康熙帝在其科学笔记《康熙几暇格物编》中，便以“同声相应”为题，记录了他对“共振”这一古老物理现象的系统性研究与深刻见解。

康熙帝的共振研究：从“怪异”到“至理”

共振是一个古人早已观察到并记载在古籍中的声学现象。然而，在康熙帝看来，历代的记载往往充满了两种极端：“志籍所载，或惊为怪异，或疑其虚无。”意思就是古人或者将其视为不可思议的奇闻怪谈，或者干脆怀疑其真实性。康熙帝认为，这不仅是因为记录者本身“皆耳食者”（道听途说），也“因前人之说过于高远也”，即古人的解释往往过于玄妙，不接地气。

为了正本清源，康熙帝首先从一个最基础、可重复的实验入手，来阐明共振现象的本质。他在笔记中写道：“取琴瑟之类，置二器均调一律，鼓此器一弦，则彼器虚弦必应。推之八音之属，皆然。”

这段文字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经典的共鸣场景。康熙帝指出，取两件琴、瑟一类的弦乐器，将它们的音高调校得完全一致，此时如果弹奏其中一件乐器上的某一根弦，那么另一件乐器上与之音高相同的、未被触碰的弦，也必然会随之振动。他进一步将这个结论推广到“八音”—古代以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管）、匏（笙）、土（埙）、革（鼓）、木（柷敔）八种材质划分的乐器体系，认为这种“同声相应”的规律是普遍存在的。

在确立了这个基本物理事实后，康熙帝继而回溯历史，试图贯通不同朝代之间的认知。他引用了《庄子·徐无鬼》中记载的一则实验：西周时期，鲁国巧匠鲁遽将两张调好音的瑟，一张置于堂上，一张置于室内，当弹奏堂上瑟的“宫”音弦时，室内瑟的“宫”音弦也随之振动，“角”音弦亦如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这个在2000多年前的记载，验证了道家万物互感的玄思；而康熙帝则认为，这只是遵循“音律和矣”这一核心原则，将共振现象从玄妙的“道”，拉回到了可理解的物理世界。他认为，这背后存在“以阳召阳，以阴召阴”的传统思辨，更是一种理论化世界观的必然结果。

考证奇闻：池底的铁片与自鸣的风铎

为了进一步论证“同声相应”的普适性，康熙帝还引用了两则流传甚广的唐代奇闻轶事，并试图用他的理论去破解其中的“怪异”之处。这两则故事，如同古代的“科学探案”，让人们对探究“同声相应”的原理产生出兴趣。

第一则故事，出自唐代笔记小说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的记载。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皇甫直的将军，他虽为武将，却也是一位通晓音律的琵琶高手。当他在自家池畔用琵琶弹奏黄钟音时，却听到蕤宾音；他深感诧异，反复尝试，甚至隔了一天后又不信邪地在池畔弹奏，依然如故。皇甫将军感到疑惑，有些不悦，甚至还有不祥之感。之后，为了一探究竟，他先去别处弹奏，发现一切正常，唯独池畔例外。不过，这次弹奏时，他仔细观察，隐约看到水面像鱼跃动时一样产生了水波。好奇心驱使着这位将军展开了一场彻底的调查，他派人用水车把池水抽干，细心搜索，果然在一丈多深之处发现了一个铁片。经过仔细辨认，这铁片是一块方响，而方响是一种传统的打击乐器，由16块铁板按音高顺序排列，可用小铁锤或木锤敲击，能发出乐音。经过乐工的鉴定，这个铁片的固有音高，正是反复出现的蕤宾音。至此，一个困扰将军多日的声学谜案真相大白：并非鬼神作祟，而是池底这片被遗忘的方响，与他琵琶声中的某个泛音发生了共鸣，使将军怎么也弹不出黄钟音。

这则故事还没有完结，后来它的翻版又出现在《乐府杂录》之中，这本书的作者是段成式之子段安节。段安节的岳父是著名的诗人温庭筠，受到父亲和岳父的影响，段安节的文笔也很不错。《乐府杂录》中，这则故事发生在唐武宗初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善于弹奏琵琶的乐史廉郊。段安节写道：廉郊曾留宿在平泉别墅，正逢清风明月之夜，他带着琵琶来到池塘边，弹奏蕤宾调。忽然听到菱叶荷花间传来物体跳跃的声响，他以为是鱼儿在活动；等到改弹其他曲调时，声音就消失了；再重新弹奏蕤宾调，跳跃声又出现了。于是他便更加专注地用力弹奏，突然有一物铿然一声跃出池塘岸边，仔细一看，竟是一片方响，其音高与蕤宾调完全契合。

比较这则故事的两个版本，可以发现，皇甫将军是从泥浆之下挖出方响的铁片；廉郊眼中的方响铁片则是“铿然跃出”的，缘由是“律吕相应”。后者虽然更为夸张，但是段安节特意将原来的黄钟音改为蕤宾调，也许证明了他更通音律，知道“同声相应”的原理。康熙帝将这则故事简单总结为十个字：“清池之方响，应蕤宾而跃。”

第二则故事，也很有戏剧性，出自唐代南唐后主李煜的《羯鼓录》。故事的主角是唐代一位名叫宋沇的乐臣。一日清晨，他在京城的光宅寺等待上朝时，无意中听到寺中佛塔顶端的风铎（风铃）声。他倾听良久，凭借其炉火纯青的音乐素养，在众多风铎的合鸣中，敏锐地辨认出其中有一枚风铎的音高非常独特，似乎是古代宫廷雅乐十二律中的“姑洗”音。下朝后，宋沇好奇地找到寺中住持确认这枚风铎的来历，他问住持：“大师，您知道这塔上的风铎是怎么来的吗？”住持说不知道。他又问：“这些风铎里有一个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我请求登上塔顺着金属链子，一个个敲击试着来辨别，可以吗？”住持一开始不同意，后来答应了，于是宋沇登塔逐一敲击辨别。此时，寺里的僧人们就问道：“（有一个风铎）常常没风也自己响，声音传得很远，莫非就是这个？”宋沇说：“对，这一定是它与平日祭祀时敲的编钟产生了共鸣。”他摘下那个风铎查看后，确定地说：“这是古代姑洗律的编钟，请暂时单独挂在佛寺庭院里。”随后，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他组织了一场严谨的声学实验—宋沇让寺中僧人与太常寺乐工约定好时间，太常寺乐工敲响标准音高的“姑洗”编钟时，寺中的僧人果然在同一时刻听到了这个风铎产生的共鸣。

一个“无风自鸣”的灵异事件，被宋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还原成了一个清晰的物理现象。康熙帝亦总结为十个字：“光宅之塔铃，应姑洗而鸣。”

康熙帝引用这两则生动的故事，其目的正是要将这些被前人“惊为怪异”的现象，纳入到他“同声相应”的统一理论框架之下，证明它们并非不可考据的怪事，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

睿智的君主：康熙帝的科学思想与文化根基

康熙帝是一位思想开明、不信鬼神的君主，他“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历史学家吕思勉评价他“聪明特达……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多所通晓”。在《康熙几暇格物编》中，他所阐述的物理原理大多是朴素、合乎常识且充满理性色彩的。从“同声相应”这个条目，我们可以了解到康熙帝治学思想的几个重要原则。

首先，是康熙帝旁征博引的治学方法。他不仅能准确地引用《庄子》这样的哲学经典，还能信手拈来《酉阳杂俎》《羯鼓录》这类唐代笔记小说中的冷僻故事，足见其学养之深厚。这种将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材料汇集于一处，进而再加以比较和分析的方法，本身就具有近代科学研究的色彩。

其次，是康熙帝对宋明理学的深刻理解。他极为推崇朱熹的学说，在笔记中多次引用其观点，甚至有一条笔记的标题就是“文章体道亲切惟有朱子”。因此，他解释“同声相应”时，会自然地引用“以阳召阳，以阴召阴”这一理学的核心思想，认为这符合“自然之至理”。这表明，尽管康熙帝对西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并任命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执掌钦天监，但他思想的根基，依然深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中。这与他在“累黍”条目中，最终回归到对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继承，是一脉相承的。他进行科学探究的最终目的，往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儒家经典中“格物致知”的思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康熙帝对“体验至理”的追求。他强调“读书阅事，务体验至理”。他不满足于文献的记载，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实验和思考，去体会和验证书中蕴含的至理。无论是“累黍”，还是“同声相应”，他都试图将那些看似玄妙的古代智慧还原为可以被观察、被理解的自然规律。例如，在“潮汐”条目中，他承认潮汐的复杂性，在询问了西洋人和海员后，发现说法各不相同，于是，他最终还是认同朱子“潮汐与月亮盈亏同步”的观点，认为“其理甚确”。有趣的是，与康熙帝同时代的科学巨匠伽利略提出的潮汐理论反而是错误的。这固然不能说明康熙帝的科学水平更高，却体现了他在面对复杂问题时，那种以理性为准绳，对古今中外的知识进行审视、比较和验证的严谨治学态度。这正是康熙帝作为一位“科学家皇帝”厉害的地方。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