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奚仲加马”到“甘之战”

禹是夏朝开国的王，惜寸阴治水和铸鼎分九州是其为后世所熟知的功绩。但鲜有人知的是，他当政时开启了以马为运载工具的先河。三国时期蜀汉史学家谯周编纂的《古史考》中记载：“禹时，奚仲加马。”意思是禹在位时，其手下负责车辆制造的工官（时称“车正”）奚仲用马来拉车，不但节省了人力，还提高了运输效率。

随着禹的去世，夏朝的王权交接出现震荡，其子启以一场政变取代了法定继承人伯益。《韩非子》有云“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王权的传承从此由“公天下”转为“家天下”。但启掌权后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曾和其父交过手的有扈氏部落不满启破坏禅让制度，公然表达不服之意，启便当机立断征讨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史称“甘之战”。最终，启以“灭有扈氏，天下咸朝”稳固了夏王朝的政权。

据说，当夏军与有扈氏军在“甘之野”决战时，启召见作战的将领，对他们说：“驾车的兵士若不能让车马进退得宜，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对于服从命令的人，我会在祖庙前施以嘉奖；而不服从命令的人，我将在神主前惩罚他们。”这便是有名的《甘誓》中描写的启对夏军的“战前训话”。看来，禹在位时用来拉车运货的马，至启执政时已登上奴隶社会的战场了。

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马遗存

禹、启在位时期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大致处于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王湾三期文化是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省中部，因河南洛阳王湾三期遗存而得名，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1900年。

在王湾三期文化所属的考古遗址中，登封王城岗（禹都阳城）、禹州瓦店（启都阳翟）等被学界视为夏代早期都城的重点“候选城”。可惜的是，这些夏代早期“王都”目前并无马遗存出土的记录。不过，在同属王湾三期文化的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地层中出土过一件马的股骨残段，残骨上竟发现了人工切割的痕迹。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大约也在这一时期，在距离河南省中部不远的豫北和冀南地区，也发现了马的“踪迹”。比如，在河南安阳的汤阴白营遗址，就出土过少量的马骨。该遗址在考古学上属于后冈二期文化，它与后来成就了灿烂青铜文明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瓜葛”。

然而，这些能在多大+yah5drCCXmmDbzrlsnPaEayanbtFBKlWXB8984M6x4=程度上说明夏代初年人与马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呢？或许很难，动物考古学专家认为，龙山时期的这些马，不一定是人类驯化的家马，而极有可能是野马，过去不少龙山时期的马骨，经鉴定都是奥氏马。

然而，我们不能在一次次马遗骸的考古发现中迷失自我，因为“在聚落遗址中发现马”和“先民对马的重用”并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史籍中虽然记载了夏代初期马即被用于运输、军事等领域，但考古学上是否能佐证呢？这不是一句“发现马遗骸”就能搪塞的，需要具备更有力的考古证据，如车马坑、车马器等。显然，龙山时期的考古发掘成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顺着时间线继续往下捋。

“成”汤之马，亦败汤也

当广域王权0wEloSNuId/Ve/1ObaJ1kmgzEqbfN1xEGeDeKYGnqzc=的洪钟悄然在公元前17世纪敲响时，夏朝末代国王桀正为大兴土木而花样百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茅茨土阶的宫殿区。此时，活跃在豫北和冀南地区的商族，在首领汤的带领下“以革车三百乘”起兵伐桀。兵败的桀逃至南巢（今安徽巢湖一带）二里头文化是最为人熟知的夏文化，但即使我们将二里头文化追溯到它最早的年代即公元前1900年，也不如我们在书本上认知的那个“夏代”开国时期早，也就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填补这个“时间差”的应该是比二里头文化年代更早的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特别是新砦期遗存，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900年，它是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俘，汤建立商朝，成为新的天下共主。

从《淮南子》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革车”对于汤最终取得“伐桀”胜利的非凡意义。革车是军用马车的一种类型，有学者考证，这类马车是一种“覆盖有质地较坚硬的兽皮的兵车。在战争时，刀剑不易刺透，能够减少所载乘士兵的受伤概率，因有厚重的皮革防护，也能够驱车于阵前，用于作战对垒的战车”。这说明在夏末商初的军事活动中，车战形式已风靡战场，而马也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令汤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马虽然是他“殷革夏命”的助攻，但也成为将其16世孙帝辛（即商纣王）引上自焚绝路的“帮凶”之一。

商王武乙在位时期，聚居于豳的周族在其部落首领公亶父（周太王，即周文王姬昌的祖父）的率领下迁至岐山。《诗经》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意思是周太王清早赶马上路，沿河岸行至岐山山脚下，在此娶了姜氏的女儿，并考察这里的山水和住地。由此可知，马是商代后期人群迁徙的重要交通工具。“太王迁岐”是先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迁岐后，周人不但与姜氏联姻，生产力也得到迅速发展，为灭商大业打下稳固的“地桩”。

那么，我们能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找到先民“重用”马的线索吗？

商周都邑中“重用”马的线索

要寻找“成汤灭夏”时期的马遗存，我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这时的商族都城。历史上的商族，迁都极为频繁。东汉张衡就曾在《西京赋》中提及“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其中“前八”指的是商族从先商时期的首领契至汤时期的八次迁都。《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汤始居亳”，汤所建的亳都现今位于何地呢？这一问题在考古学界争议极大，有“二里头商都说”和“郑亳说”等。

“二里头商都说”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部分或全部属于汤所建的亳都，如1972—1973年发掘的一处属于二里头三期的宫殿遗迹，被认为是一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发掘者推测，这座“1号宫殿”为二里头遗址的亳都“身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按照这个学说，我们在二里头遗址的“商都”中找马吧。果然，在二里头早商遗址内，发现了不少当时人类饲养的家畜遗骸，如马、牛、羊、猪、狗等。“郑亳说”由北京大学邹衡教授提出，该观点认为河南郑州商代遗址中的都城遗址（即郑州商城遗址）才是汤所建的亳都。1957年，在郑州商代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马的遗骸。虽然按照两种学说的思路找到的遗址中都发现了马，但仍不见先民“重用”马的线索。

相比于“商都”之争的口水仗，学界对于周太王迁岐的地点则相对统一和笃定—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二县境内的周原遗址。周原遗址既是周人灭商前的都邑，亦是西周时期王室宗庙所在地和王臣聚居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周原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出土了大量象征马在军事、交通运输等领域受到“重用”的车马坑、车马器等。不过，周原遗址是一处使用时间长、年代跨度大的聚落遗址，要想找到“太王迁岐”时期的车马遗存，我们还得多下一番功夫。

1963年4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岐山考古发掘队在岐山县贺家村清理出54座先周、西周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在这座车马坑中，埋了八匹马、一辆大车和一辆小车。虽然坑内出土的车马器上用于装饰或加固的小零件和西周早期车马坑里出土的很像，但车马的“埋法”别具一格。研究者据此认为，该车马坑的年代可能是比西周更早的先周晚期。

先周文化是指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以前周人创造的文化，20世纪70年代末，有学者将先周文化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太王迁岐和文王居丰（周文王定都丰京）。如此看来，贺家村车马坑可2EijYFVIp55gBZ6iMe+9mGd1fb+kWDIuirStq+BkCgc=能是周文王时期的产物，与其祖父周太王时期相当接近了，我们似乎可以在“古公亶父，来朝走马”这句诗的背后听到当年的马也在为周人即将到来的强盛而嘶鸣。

羑里之囚：马救了周文王

周太王以来，势力逐渐强大的周人引起了商王的忌惮。商朝末年，帝辛听信谗言，认为广施仁政的周文王可能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于是将其囚禁于羑里。后来，闳夭等文王之臣献上“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等厚礼才讨得帝辛欢心，从而成功解救了周文王，并为后来的周灭商之战埋下了伏笔。

这套厚礼中的“有熊九驷”指的是来自有熊的宝马。有熊所代表的氏族即为上古黄帝部落，《帝王世纪》称“黄帝有熊氏……居轩辕之丘”，近年考古学界一些较新的研究认为，黄帝的“有熊之墟”即今河南新郑的唐户遗址，该遗址自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周时期，并在相当于黄帝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达到鼎盛。更有趣的是，1976年12月，这座“有熊之墟”出土过一座周代的马坑。马，护得周文王平安归岐，为武王克殷存续了火种。

煌煌牧誓，“马”到成功

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准备兴师灭商，其决胜战—“牧野之战”历来被史书典籍描绘得酣畅淋漓，正如出土于1976年、记载了该事件的青铜器利簋铭文所说“克昏，夙有商”，表明牧野之战是一场一夜之间就获胜的军事行动。而在《诗经·大雅·大明》中则更具体地描写了为这场决战立下赫赫功劳的对象：“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檀车”，即以质地坚硬、耐磨的檀木制作的战车。“驷騵”，即驾同一辆车的四匹战马。“尚父”，即辅佐文王、武王两代周族首领的姜尚，亦是后世“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祖先、齐国第一代国君。

能与被周武王称为“尚父”的姜太公一起被提及，可见马在牧野之战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一时期，马被“重用”的考古线索不胜枚举。

西周首开我国“两京制”都城模式—由周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的丰京以及周武王在沣水东岸所建的镐京共同组成，目前在考古学界被合称为“丰镐遗址”。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周人“重用”马的印记。比如，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有车马坑三座、马坑22座。张家坡车马坑一般埋有“一辆车+两匹马”，但有的车马坑较为奢侈，埋有“两辆车+六匹马”；坑内多有车马器。张家坡马坑则“有马无车”，所埋马的数量少则两匹、多达十余匹；虽然没有车，但个别坑内有少量青铜车器和马具。张家坡西周墓地年代上至先周、下至西周晚期，目前能推断绝对年代的一座车马坑和一座马坑，都属西周第八位君主周孝王时期（西周中期），而根据《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励精图治的周孝王曾大败西戎，并迫使其进贡“良马百匹”求和。

马，拥有出色的奔跑速度、优越的远途耐力和超凡的地形适应力。通过史书记载和考古佐证，我们才知道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马实实在在地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即便在史迹较为模糊的先秦，这些生灵亦深深踏上了自己的“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