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曾活跃着一支专门放火焚烧日军军用设施和物资的抗日力量——抗日放火团。据日军统计，从1935年6月到1940年6月，抗日放火团对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实行放火破坏达78次。其中，在大连放火57次，在安东（今丹东）爆炸铁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炸铁路6次，在北平（今北京）爆炸铁路1次，在青岛放火3次。这些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一部分。

抗日放火团秘密成立

1933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由部分国家抗日青年参加的国际情报组织训练班。训练班的任务是将毕业学员派遣到日军占领区，使用放火、爆破等手段，摧毁日本军事战略目标，削弱日军战斗力，从后方扰乱和打击日军。同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选送几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苏联去接受训练。12月底，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等人受训后回国。

国际情报组织在上海设立了指挥中心，总负责人是鲍维尔，活动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的日军侵占区。姬守先被安排担任鲍维尔的交通联络员，实际上成为中国情报组的负责人。大连作为日军占领区的基地和交通枢纽，成为中国情报组工作的重点区域，也是抗日放火团的活动中心。

1934年5月，抗日放火团开始在大连地区发展组织，收集情报，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放火团的组织发展策略是通过紧密接触、长期观察来物色合适人选，评估其基本素质。对于那些拥有爱国情怀、正直且坚定的人选，组织会提供教育和援助，直至他们在接受放火和爆破技术的训练后，能够承担起破坏日军军事设施和军需物资的任务。

1934年8月初，从莫斯科军事学校毕业回国的李寿山，在大连发展了抗日放火团的第一名地方工作员——邹立升。1935年3月，邹立升又将山东同乡高绪慎秘密招募为抗日放火团的工作员，邹立升还让妻子包玉侠成为其交通联络员。此后，邹立升相继发展了洪德锡、孙文凯等工作员。在积极扩充组织的同时，邹立升还强化组织成员的技术训练，指导BKZsex3wU0mTG78R7GWgBw==他们选定破坏目标，以摧毁日军在大连的军事设施和军需物资。这些成员构成了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地区的初期力量，为后续的抗日放火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抗日放火团大显神威

抗日放火团所用的放火技术颇为神奇，在一次次成功地引发了大火后，总能做到不留下任何可追查的线索。这其中的奥秘就在引火装置上。据包玉侠回忆，她曾经目睹邹立升制造引火装置：“大概是肥皂大小的一块儿，中间挖个洞，弄个小药瓶放在洞里，小药瓶里装的是强水，即硫酸，外面再盖一层药。说几点着就能几点着。”

据包玉侠描述，放火团的引火装置是利用强水化学反应来实现点燃功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不等。因此，抗日放火团的工作员只需将这种装置秘密放置在目标的易燃部位，一旦火势蔓延，放火者早已离开现场难以追踪。

抗日放火团制作引火装置的原材料主要从天津的秘密渠道运回，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包玉侠的身上。从1937年12月至1939年3月，包玉侠多次携带幼子邹显容，化装易容，成功地穿越日本军警的封锁线，躲过敌人的搜查，从大连传递出关键情报，并从天津运送回急需的制作引火装置的原材料等物资。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秋世显等抗日放火团各地情报组负责人，在资金紧张、原材料稀缺以及日军方面加强警戒的重重困难面前，依然主动与前线抗日军队协同配合作战。从1937年初至1938年4月上旬，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地区成功地组织放火9次，烧毁大量日军军需物资，日军损失达350多万日元。

在大连发生的57起大火中，有39起是秋世显情报组点燃的。尽管秋世显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但他的技术水平却极为高超，其制作的引火装置均成功引火，无一失败。接连爆发的冲天大火以及升起的漫天烟雾，让大连市民和抗日放火团成员欢欣鼓舞，正如老百姓的传说，他们送给秋世显一个称号——“火神爷”。

1940年6月，放火团成员王有佐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摧毁周水子的日军仓库。当时，日军的警戒极为严密，中国工人每次进出都必须接受彻底的全身检查，连头发也不放过。怎样把引火装置带进仓库呢？王有佐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把装置夹在苞米面的煎饼里，一边吃着煎饼，一边顺利地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点。这天半夜11时，王有佐成功地引爆火药，仓库内的5万多套日军军用毛衣、毛裤和军用饼干等大量物资及库房全部被烧毁。

抗日放火团英名远播

正当抗日放火团准备在更大范围更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时，几名汉奸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鹰犬。1940年5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黑嘴子纱厂小工头牛嗣义，从关东州厅劳务协会收容所苦力许元鼎口中得知其朋友黄振林、王有佐在进行抗日放火，随即报告给了大连警察署巡捕长隋云封。隋云封指示牛嗣义：佯装“进步”，尽快打入抗日放火团，随时报告其情况。

1940年6月24日晚8时，敌人根据情报，在电车上将抗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逮捕。赵国文曾先后担任抗日放火团在安东、大连、天津、青岛等地区的组织负责人。他被捕后不久就叛变，泄露了组织的秘密。日本警、宪、特一齐出动进行大搜捕，除上海总部最高领导人鲍维尔和大连地区组织的王金泰、王槐珍、洪德锡等人侥幸逃脱外，其他成员全部被捕，包括其家属和受牵连的群众达155人。除此之外，各地的国际情报爆破组织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姬守先带领抗日放火团成员在日伪法庭上义正词严地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华行径及其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日伪法庭虚假的所谓“公判”因此无法进行，遂改为“秘密审理”。

在狱中，被捕的抗日放火团成员及其关联者都遭受了严酷的刑讯折磨。秋世显被日本军警认为是抗日放火团的灵魂人物，对他尤为仇视。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长长川绩和警部桥本喜市对他刑讯逼供数十次。桥本喜市问：“你为什么要放火？”秋世显反问：“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敌人用皮鞭、胶皮管子打烂了秋世显周身的皮肉，但他仍坚持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至牺牲在岭前监狱中。

邹立升被捕后，为了让他开口，敌人将他的妻子包玉侠押到刑讯室陪审。包玉侠眼睁睁地看着丈夫遭受灌凉水、拔指甲等酷刑，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又想到他们被捕后音讯全无的孩子，不禁痛哭失声。邹立升望着妻子，坚定地说：“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一定要活下去，将孩子抚养成人！”

邹立升被判死刑后，他深感遗憾的不是面临死亡，而是许多重大的放火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不顾刑伤的折磨，秘密地用食盐水腐蚀牢房窗户的铁栏杆，在1942年8月12日深夜成功逃脱。不幸的是，8月25日他再次落入敌手，这次敌人残忍地打断了他的双腿。同年12月9日，邹立升在绞刑场被杀害。

在大连等东北地区，抗日放火团的英勇事迹被广为传颂，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抗日放火团播下的火种遍布东北各地，摧毁了日军的军事设施和军需物资，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有效配合了正面战场，为抗日军队创造了有利战机。

（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