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父母给我取名“南山”，因我生在南京，南京有个钟山，父亲说，干脆取名钟南山吧！ 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样，经历过风雨，还能够屹立在那儿，茁壮成长。

听外婆讲，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我被埋在土里。外婆紧张极了，一直扒着砖头瓦砾，拼命把我挖了出来。那时我的脸已经黑紫，她把我的鼻子清清，又按按我的身体…… 我活过来了，我的命还挺大。

后来，我们逃到贵阳。刚买了新房子、添置好家具，日军的炮弹又来了。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只有咸菜吃，偶尔有块腐乳就很不错了。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外面放炮仗的声音，跑到大街上一看，到处灯火通明，大家开心地欢呼。接着听到电台说：“日本投降了！”

1946年，我们家离开贵阳，到广州安顿下来。我的父亲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妈妈廖月琴是护士长。有一年，我家住的小楼天台上突然多了很多小白鼠，一问才知，是父亲在做乙脑病毒的实验。当时医院很困难，父亲就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养在家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父亲便安排我喂小白鼠。小白鼠养得多，我家总有一股老鼠味儿。有人来找我们，邻居就说，你只要闻到老鼠味儿，就知道他们家在哪了。

邻居们经常带孩子来找父亲看病。孩子病好了，家长开心，父亲也开心。这些事耳濡目染，让我从小就觉得做医生能帮人解决困难、减少痛苦，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二

如果我不做医生，或许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读高三时，在广东省的一次运动会上，400米项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绩，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广东省纪录！后来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得了全国第三名。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问我要不要当运动员，我回家和父母讨论了半天，决定还是学医。父亲说，学医不单让自己身体好，还能帮助别人，让别人身体也好。于是，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不过，我仍喜欢体育运动。竞技运动不是单纯训练身体，而且有益于锻炼人的意志品质，争上游、讲究团结和时间效率，还有不服输的精神。把体育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

1971年，我回到广州，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聊天，聊到一半，他突然问了一句：“你今年都35岁了？真可怕。”然后沉默了。父亲35岁时，早已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回国成为知名的儿科专家。而我的35岁，差得太远了！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在医院我只是最低级的住院医生，我主动要求到急诊室工作，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解决医学急重问题的方法。过了半年，我基本熟练掌握了常见急诊患者的诊治，正想申请到病房进一步提高诊疗技术时，突然接到了要求我参加研究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的任务。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全国只有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少有呼吸疾病的专家，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呼吸科，这是一门从零开始的学科，非常困难。有一天，我在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咳出来的痰，不仅痰量不同，颜色、黏度、气味也都不同，结合在北医生化教研组进修的知识，我突然有一个奇想，患者的痰或许是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进行生化成分及酶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将慢性支气管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类型，从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分类治疗，其疗效比常规方法提高50%。这项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三

43岁那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我第一次去见导师弗兰里先生时，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背”。他在屋里煮咖啡，我进去了。他问，你想做什么研究？我讲了讲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们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学历在国外是不被承认的，你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吧，有兴趣就做些研究”。

我有点孤独，但想到国家送我们过来有多不容易，我就暗下决心，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实力！

导师对我的改观源于一次实验。我研究的课题是吸烟的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对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影响。此前，我的导师ee888440c20fd4983a7dce1fc319c44ec867e247973f8aee285c2be803583368曾用数学公式来算碳氧血红蛋白和氧运输的关系，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但我认为，用实验的办法来观察，才能得出更严谨的结论。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找朋友来收集血远远不够，我只好在自己身上抽，3周内前前后后大概抽了有800毫升，才校准了仪器。做吸烟实验时，我决定自己上，一边吸一氧化碳，一边抽血检查。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相当于连续吸了60支烟，同行们都担心我出问题。我有些头晕，但为了取得全过程数据，坚持继续吸入，直到浓度达到22%时，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曲线结果。

实验证明，导师所用的数学曲线有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我请导师看我的结果，他大为诧异，也很高兴，一把抓住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太好了！我要推荐你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内科学会去作演讲！”那次之后，导师和同事都改变了对“钟医生”的看法。

四

父亲的嘱托我一直记着——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依据。在抗击非典时，我指出新闻所说的衣原体感染是错误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我第一个在电视上讲到“人传人”，也是掌握了依据才敢下的判断。

2002年12月22日，有一个从广东河源转过来的患者，说吃了一顿饭后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出现呼吸困难。用过很多抗生素，仍然不管用，3天时间肺就全白了。不寻常！

这是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

紧接着，症状相同的患者接连出现。2003年1月底发病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传染一家子。患者收进诊室后，有些医生不敢进去，送药、递餐都通过窗户。这种气氛我觉得不对。我认为，只要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及戴口罩，就不容易被传染。会诊结束后，我说，将市内那些重患者都转到我们医院。患者来了，我们的护士照样见他，给他量体温，那种恐怖气氛马上就解开了。

近年，我向中央提议建设国家实验室，以应对下一个X疾病。X疾病是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预测到可能是哪些。未来10年，可能在医学上是一个极大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很多问题都能通过人工智能得到一定的解决。谁现在不抓住人工智能，再过几年就会落后。

如今我已年届90，但还不觉得自己老。早上7点起床，工作到12点半，午休一会儿，下午3点接着工作，晚饭后再工作两小时，11点睡觉。目前，我主要的临床是搞大查房，就是全国多家医院联合一块看疑难病。也阅读一些最新的医学期刊，不局限于实验室，看看国际新闻，拓宽自己的视野。对我而言，跑步、划船、举重等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是最好的休息方式。我想，真正的变老，是不想学习新东西了。

父亲曾说：“人的一生，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只要留下点什么，你就是没白活。”我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想来想去，我是一个医生，如果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工作能给社会带来一点价值以及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益的。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