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运城市，有座被称作“笑城”的神奇县城——万荣县。

这里的广场叫笑话广场，饭店菜单印着笑话，连车站和公共厕所里都贴着让人捧腹的小故事。

别小看这些笑话，早在2008年，这些流传在民间、“ 风一样刮过来刮过去”的笑话，就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笑话元素随处可见

进入万荣县城，县界“ 大门”醒目的楹联便写着“笑城”二字。

在县城的笑话广场上，警务亭打出的电子标语里除了健康、共享，还有激情、快乐。县城里，笑话元素随处可见，哪怕是一些公共厕所里、车站里，都贴着笑话。

这里有笑话比赛、笑话晚会、笑话点播台……

笑话村食府是万荣笑话的起源地谢村附近最大的饭店，饭店的菜单上、墙上曾经都印着笑话。20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放映员郭澄没什么活干了，开始主持乡村的红白喜事，笑话起初作为串场，后来成为正式的节目上演。如今他是全县闻名的笑话明星，出门常被人认出来。

万荣人开始讲笑话，总是要拉开架势。几个经典动作是：身体前倾，右手背使劲儿拍在左手心，跺脚。

“这就是真事儿！”万荣人在讲笑话时常说这句话。

36年前，一场收集笑话的行动在万荣县开始了，《山西日报》记者管喻就是参与者之一。模仿起那种激动的神态，管喻惟妙惟肖：“这就是我村的事儿！”

强调真实，是一种自发的表演策略。

“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么？你不感兴趣啊？一下子便把观众的心给抓住了。”万荣县城镇中学语文老师、万荣笑话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王新栋说。

万荣笑话是“无主的”，在生活中“摔打”，大部分不存在创作版权，每个人都可以“添油加醋”。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万荣笑话适合讲而不是读，文字、普通话都会使其效果打折。

万荣笑话被认为最早起源于明末清初。

笑话的主角曾是掌柜、地主、长工、秀才、庄稼汉，后来变成山里人、农村人、城里人、厂长、局长、县长。起初，笑话来源于主人公没见过镜子、没坐过轿子、没看过戏、不会算账、不识字…… 后来，笑话又产生于买电扇、用电灯、坐公共汽车、坐火车、看病等生活中。

大约在1999年的一天，时任万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廷玉第一次见到管喻。那时管喻已经出版了一本《万荣新笑话》，随着销量的增加，出版社希望能有更多的笑话纳入进来。李廷玉帮忙征集笑话，两个多月时间，宣传部就收到约600封信件。

县委书记推崇笑话

那是万荣笑话发展巅峰时期的开始。

进入21世纪，40多岁的卫孺牛来到万荣县担任县委书记，提出打造“ 笑话王国”的构想。他说，自己从小就听过万荣笑话，也知道这里干旱、贫穷，没什么矿产资源，工业与农业发展都受限，“ 宣传定位，应该是以文化往外打”“带动产业发展”。

当时在万荣县委宣传部工作的“80 后”韩维元记得，万荣县电视台转播或录制的万荣县两会成为热门节目，很多人从热播电视剧换台来看，要听“卫书记说了啥”，“有时开着会，卫书记讲着稿子，突然坐不住了，眼镜一摘，讲自己的话，现场鸦雀无声”。

“笑话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资源。”“你难出一个笑话段子让人笑。”“笑太好了。”在卫孺牛眼里，“咱们过去把笑话看低了”。

一个“笑话王国”自此建立了起来。

有“笑话机关”“笑话企业”，财政局走廊贴满了笑话，放着“ 哈哈镜”。几家文化公司甚至印制了笑话挂历、笑话扑克、笑话雨伞，这些成为万荣红极一时的外出送礼产品。

李廷玉回忆，当时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要求所有干部会讲笑话，出去招商引资，能打开局面，“经常有人来找我要笑话书回去学习”。

2003年，时任万荣县县长的武宏文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了一场“卖笑话”招商引资会，现场卖出了上千套笑话图书和光盘，还签了近两亿元的投资意向书。

2008年，笑话博览园落成，以一个哈哈大笑的脸作为大门的造型，姜昆等知名笑星都曾经到访过。

而后，为了让万荣笑话登上当时的央视热门节目《曲苑杂坛》，李廷玉和其他官员一起专程来到北京，寻找素不相识的制片人。

“改革开放了，别的地方都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万荣怎么办？不改变行吗？”“万荣人没有后路只有背水一战，万荣人对改革开放最理解、最拥护，万荣人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最迫切。”当时，卫孺牛开大会小会时都会讲。

笑话在变化中新生

大约2011年后，万荣笑话逐渐进入发展瓶颈期。

乡土之外，还有喜剧。太原的“80 后”脱口秀演员徐飞常在线下演出，他观察，本地线下脱口秀演出中，乡土话题很少。

新时代的流行笑话属于都市。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4 年，在小剧场和新空间演出中，脱口秀（单口喜剧）演出场次和票房上升幅度最大，分别上升53%和48%。《笑在生长》这本书中，复旦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崔迪研究发现，脱口秀的内容和背后的价值观都具有明显的都市性。

“相声以前为什么过不了长江？二人转为什么出不了山海关？因为背景和语境不同，因为笑点的产生是基于人们的共同认知。”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叶烽分析道，“现在，为什么脱口秀从南到北都可以？因为互联网时代拉平了语言体系、拉平了语境。”

万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国钦属于听着笑话长大的一代人。

“ 万荣笑话就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一天，看着央视播放的唐朝诗人纪录片，袁国钦想到，“ 适合当时那个笑话酝酿的土壤应当是比较淡薄了吧，或者是笑话过去，笑话又迎来了新时代”。

2023年，万荣县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在县城举办了一场笑话比赛，希望能发现新的人才，但结果不怎么理想，报名者不踊跃不说，段子内容也很老套。

这场笑话比赛，谢村的薛两省被熟人拉着，怀着“ 热闹热闹”的心情去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新栋临时被拉去参赛，讲了一个爱人告诉他的故事。

一个卖筐子的农民，总是喊着“三八二十三”这样的叫卖口号，指的是3个筐子卖23元钱。很多人觉得他傻，笑他，传开了，久而久之，很多人便被吸引过来，买他的筐子。一次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不会算数？老汉回答说：“三八二十三，你别把我当憨憨，我为多卖货，你为少掏钱。”

这则笑话被评委认为是典型的万荣笑话，来源于生活，且包含着万荣人的气质，大智若愚。但在万荣之外，这难说是一个能引起大笑的喜剧。

另一位生长在山西的脱口秀演员张煜是个“00后”。

张煜发觉，自己与上一辈人在喜剧上的审美差异是：父母更喜欢看那些身边的、熟悉的故事，而她更喜欢看各行各业的人讲自己的生活，新奇的、新鲜的。她觉得，万荣笑话中最难得的，是它所昭示的那种生活方式，以幽默化解问题。

“我们现在的脱口秀何尝不是对他们那种传承方式的延续呢？”张煜从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我们的演出没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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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下旬，和万荣笑话有关的人们，因为一场葬礼见面了。

万荣笑话唯一一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解放去世了，享年90岁。在大家的记忆中，这是一位颇有老派知识分子风骨的老人，做记者、编辑，修志。他不太会讲笑话，却是第一个大胆将民间笑话写入县志的人。

葬礼上，村里的老人、孩子聚集在一起。

一群老人在墙根晒太阳，小孩们到处奔跑。男人们聚在一起互相递烟，笑着。一位村民说，现在大家聚在一起闲聊的机会也少了。

宴席上，郭澄和朋友们又讲起笑话。在郭澄看来，面对生死，最好的状态是，“快快乐乐活着，利利索索走着”。

从万荣笑话中，张煜看到当地人“ 接受现实、拥抱现实的一种自由”，“这不是权利或义务，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自由’”。

在万荣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笑话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但喜剧还存在于一些人心里。2023年的笑话比赛，医生黄泰从熟人那里听说后，决定报名参赛。第一次表演效果不好，他不服气，去请教评委，又上去重新讲了一次，最后进入复赛。

这几年，郭澄开始在短视频平台拍摄自己新讲的笑话。没什么收入，他尝试接过广告，又因视频时长达不到平台要求作罢。

“爱好。”郭澄让笑话从生活变成事业，最后又回到生活。手机上，他记录着那些写笑话的灵感。最近的一条灵感中，他写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晚会为了节目效果，专门安排了一些人拍手‘大笑’，一种新型职业——托！”

郭澄给这条备忘录起的标题是——“我们的演出没有托”。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