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要怎样写，古人早已看得很清楚，分析得很透彻，也交代得很明白。

针对汉代以来“皓首穷经”烦琐经学和六朝繁缛文风泛滥的情况，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撰著的《文心雕龙》中率先提出批评，认为后代文章常“ 臃肿赘疣”，不及夏、商、周三代简洁明快。他主张作文应先“ 设情以位体，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再精简字句，做到“ 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通过“ 熔”与“ 裁”来矫正臃肿，回归简洁精要的传统。

经过一千多年的文风震荡与理论积淀探索，到清代桐城派这里，关于文风问题的正面总结表述已经非常成熟和精炼。方苞把写好文章的要点归纳为内容（义）和形式（法）两个方面：“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 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真正把中国古代文风思想推到制高点的是姚鼐，他不仅全面吸收了刘勰文风思想的精华，同时也努力融入桐城派其他代表人物的相关理论思想，提出“ 义理、考据、辞章”的文章理论。

姚鼐认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 文章八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及“ 阴阳刚柔”风格论，更加丰富了桐城派文章理论体系，至今仍然被文学界奉为圭臬。

当下一些文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传统好文章的标准和样貌，以至于茫然不知所从。在我看来，改进文风的最佳良策是以“ 返璞归真”之法，达“ 正本清源”之目的。让“ 返璞归真”之“ 真”和“ 正本清源”之“本”成为常识，成为每个人写文章的指南，文风问题或许有希望得到纠正乃至改善。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