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湖北武汉召开,大会在党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在革命洪流中,10位委员历经生死考验,无一叛变革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其中8人相继牺牲,牺牲时年纪最大者王荷波45岁,最小者张佐臣21岁,牺牲者平均年龄34岁。
王荷波、杨匏安、阮啸仙等监察委员以生命为誓,扛起反腐败的历史重任,用热血铸就了不朽的廉洁丰碑。
王荷波,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他出身贫苦,早年在津浦铁路当工人,历经资本家与军阀的双重压迫,深刻体会到阶级剥削的残酷。1922年,王荷波入党后迅速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
办事公正、公私分明,王荷波从不乱花工人群众一文钱。他创办工人合作社,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亲自记账并组建监督小组,定期向会员公开账目,分文不差。他常告诫工会同志,不要搞形式、讲排场,要为工人做好事、做实事。无论是办夜校、开浴室,还是组织罢工斗争,他始终与工人们同甘共苦,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搞特殊。
这种严于律己的品格,让王荷波在工人运动中威望日增,也为他后来执掌党的监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荷波40岁生日时,工友们为感谢他带领大家争取权益,送了一块题有“品重柱石”四个字的大牌匾,这是工人群众对他的至高赞誉。
1927年,王荷波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后,面对党内少数党员纪律松弛的问题,他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责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求监察委员首先管好自己和亲属。
有同志提出革命时期应该放宽纪律尺度,王荷波坚定回应:坚决清洗腐败分子,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才能巩固营垒、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即便对老部下,王荷波也绝不姑息,用铁面无私维护党的纪律权威。
1927年10月,王荷波因叛徒出卖被捕,受尽酷刑却从未泄露党的秘密。临难前,他委托难友向党组织留下唯一遗言:“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绝不能走与我相反的道路。”
同年11月,王荷波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年仅45岁。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
杨匏安,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21年,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无论是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还是在共产党内负责重要工作,始终坚守廉洁底线,从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有亲戚朋友上门求他安排工作,都被他一一拒绝。他坚持革命的岗位是为有能力、有信仰的人准备的,不是用来徇私舞弊的。
当时,杨匏安的月薪高达300多块大洋,足以购置田产,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却将大部分薪金交给党组织用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部分维持全家的生计。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负责管理巨额罢工捐款,这些款项是工人们的“救命钱”,他始终恪守公私分明的原则,账目日清月结,笔笔清晰。
有一次,他的孩子在存放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兴冲冲地拿回家,杨匏安发现后,立刻让孩子将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并严肃地教育家人,“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杨匏安主张正人先正己,执纪先守纪,坚持凡党员违纪,无论职位高低,一律严肃查处。
1931年7月,因叛徒告密,杨匏安在上海被捕。蒋介石深知他的影响力,亲自出面劝降,许诺只要他脱离共产党,就给予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职位和丰厚待遇。杨匏安严辞拒绝:“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
在给家人的《诀别信》中,杨匏安特意叮嘱不能接受国民党的财物,若在上海无法生活就回老家,丝毫没有提及让家人找党组织求助,生怕给组织增添负担。
1931年8月,杨匏安英勇就义,年仅35岁。
阮啸仙,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被誉为肃贪战线的“铁算盘”、群众欢迎的“铁包公”。
1921年入党后,阮啸仙始终扎根群众、心系百姓。在江西创建党组织时,他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睡土炕、吃粗粮,用客家话与群众拉家常,了解疾苦、解决难题。有农民因交不起地租被地主关押,他立刻组织农民协会交涉,迫使地主放人并减免地租。农民想杀鸡招待他,被他婉言谢绝:“我是来帮大家办事的,能帮你们解决问题,比吃什么都强。”
1934年,阮啸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面对苏区财务管理混乱、少数干部贪污浪费等问题,阮啸仙牵头起草了中央苏区第一部完整的审计法律文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建立严密的审计机构和预决算制度。他还为审计人员制定“六不准”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在审查瑞金县财政收支时,阮啸仙发现账目存在疑点,便带领审计人员逐笔核对,夜以继日地查阅凭证、走访证人,最终查出当地干部贪污公款的大案,依法严惩了相关责任人。在审计中央印刷厂时,阮啸仙发现该厂存在浪费纸张、虚报开支等问题,当即责令整改,并要求印刷厂建立节约制度,杜绝浪费。
在阮啸仙的推动下,中央苏区开展了“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节约运动,最终节省款项远超目标,达到130万元以上,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障。
阮啸仙不仅严格要求下属,更是带头严守审计纪律。每次外出审计,他都自带干粮,从不接受被审计单位的宴请和馈赠。有一次,他到偏远县乡审计,当地干部见他一路辛苦,想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他坚决拒绝,拿出自带的干粮和水,笑着说:“我们审计人员要是吃了你们准备的饭菜,就可能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怎么能公正审计呢?‘六不准’是我定的,我更要带头遵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阮啸仙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3月,阮啸仙在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8岁。陈毅在悲痛中写下《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诗中“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正是这位革命英雄一生的真实写照。
革命先驱们用生命诠释了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他们的事迹并非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的教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不竭的精神滋养。新时代的干部,依然要传承这种从严执纪、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加壮丽的忠诚篇章!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