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视角谈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南腔北调2025年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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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

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视角谈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习近平强调:“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文一社会科学之发展的具体要求,而且充分反映了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正在进行的时代变革,它所呈现的生成语境和时代意蕴,要求对其进行学理阐释,且阐释的立场必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破除了西方思辨哲学语言观的迷思,是实践的语言观,强调语言立足于现实实践,是思想的现实性表达。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涵和特质,正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进行哲学论证和方法揭示。

一、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实践性

马克思以现实生活实践为基本立足点,揭示了语言的感性和社会性的原初属性,从根本上解决了现实、思想和语言三者的关系问题,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它实现了对西方思辨哲学语言观的批判性超越,形成了具有实践性指向、现实性根基和历史性内涵的实践语言观。

(一)基本性质:感性和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以现实实践为基本立足点,揭示了语言的产生及其本质的感性基础和社会性基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81“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3]这两句话充分表明,语言产生于人的实践,具体来说是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因而语言具有感性和社会性的天然属性。从发生学的角度,运用实证的方法,也可以对此作出论证:语言来自人类祖先的劳动生C77TViYbgNNv7ue5rBvfXw==产实践过程。

劳动行为的锻炼,使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大脑和发声结构实现显著的进化。生理和心理的完备,使他们产生了认识能力和反思能力。他们“有说”且“要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需要进行较之前多得多的信息交流、活动交换和社会关系处理。

(二)革命性贡献:破除西方思辨哲学语言观的迷思

西方思辨哲学语言观,以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探讨为基础,经巴门尼德得以深化,在黑格尔哲学中形成体系,其思辨哲学语言观固守思维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立场,将语言神秘化为本体性的存在,赋予语言以一个独立的王国。这样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即“把语言当作是意识、思想等的单纯形式或工具”[4]。因而,在关于现实、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如果采取语言决定现实的路径,那么语言只能解释思维所构造的观念世界。

马克思将这种颠倒的情况重新颠倒过来,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81。“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8首先,语言的本质是一种意识,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纠缠”在一起的,有着共同的历史生成之基础。其次,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或者说,意识只有在实践的意义上和被赋予现实性才成为语言。同时,正如上面所论述的,语言具有天然的感性性质,被理解为“感性的自然界”。这意味着:一方面,这个语言作为感性意识或实践意识同形而上学语言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它不同于形而上学语言只为观念世界服务,而是揭示出了一个感性的现实世界。关于后者,马克思用“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使之得到充分显现,那么,“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的语言学,才是“现实的科学”。由此,马克思把语言的根基由观念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实、思想和语言三者的关系,而且以此形成了具有实践性指向、现实性根基和历史性内涵的实践语言观。

二、建构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时代必然

哲学社会科学是具有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思想方向的公共意识学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建构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生成语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已发展到特定阶段。在此进程中,文化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以文明求复兴”的时代已然到来。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它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在上层建筑领域,必然要求“在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5]。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必然从长期以来的向外学习的状态转向“自我主张”的状态,这是适应历史趋势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在学术或文化上实现“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6],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7]公共的领域需要公共的意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社会权力的价值论说,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这种“理论形态的公共意识”[8]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是知识体系的建设,都是目标统一而具体方法不同的任务,它们是互相促进和有机统一的。而话语体系作为言语系统是知识和理论的外在表达形式,它内在的词汇系统和研究范式极大地影响着言说内容的信度和效用,并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言说意图。而不同的学术话语之争也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赢得理解和认同。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表现为对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坚守,既是为了引领中国的思想、理论建设,也是为借助学术上的认可争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二)建构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时代必然建构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意味着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革命性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它意味着对旧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批判性脱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以来,我国学术领域逐渐形成了学科建制学习外来、学术阐释“采用外来的话语尺度和方法”的基本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二是它意味着对当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重构。对外学习是学术发展的必要路径,但若长期停留在“学徒状态”,便无法真正建构自主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正如中国式现代化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形成“自我意识”并展开实践一样,学术领域的自主发展,同样需要在话语层面摆脱“学徒状态”,确定自身的学术主张。用柯林伍德的理论表述,这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自律性”要求,是学术主体实现“自我一授权”[10]的必然选择。

三、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下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不仅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哲学依据,也提供了方法指导。

(一)哲学上的论证

在近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中,不乏有试图打造精确性、普遍性的理想语言来解释世界、反映世界本质的案例,而这只能是一种幻想。马克思把语言的根基从观念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揭示语言的感性和社会性的本质属性,因此,语言的作用也必然要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语言只能建立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生活世界之中,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一生都在研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他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来反思、批判他前期的“逻辑形式”和“逻辑图像论”,他从追求准确的形式语言转向追求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他的这种转变恰好符合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对思辨哲学语言观批判性超越的逻辑。

语言还发挥着人之为人、人之为某一个民族的人的现实性作用。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奠基作用。威廉·冯·洪堡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永远不能须臾相失的‘呼吸’。”[]黑格尔也说:“只有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12]

既然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于一个民族的存在具有最根本的意义,那么,在“思想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获得现实性表达”[13]这一前提下,可以得出,话语体系是思想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理论的建构实际上就是话语的建构,而我们话语的建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指导下展开。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以抽象性思维方式构建的‘普遍性’西方话语迷思和话语霸权”[13]。因此,构建有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适合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语言表达方式一—话语体系,是合乎逻辑和适应现实需要的关键抉择。

(二)方法上的揭示

既然语言应用于生活世界,我们追求“活的语言”,那么学术话语体系也应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并且是特定民族的现实生活,具体来说,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来自西方社会现实实践及其历史积淀,那么,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来自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其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这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所应包含的实体性内容。“这里的学术话语问题具有确凿无疑的社会一历史内容:它们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也植根于中华民族向着未来筹划的复兴事业之中。”[14]这正透射出那个我们无法回避的“古今中西之辩”—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也透射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即“文化生命体”因子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出场[15]

此外,停正对外来学术话语的盲从、杜绝西方话语迷思和话语霸权,绝不意味着摒弃对话和交流,而是应注重对外来优秀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使之为我所用。建构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并不是闭门造车、向壁虚构,而是面向世界、拥抱未来,在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中致力中国自主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并使之在文明、文化向度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阔步前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6-87.

[4]吴晓明.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J].复旦学报,2006(3):1-9.

[5]吴晓明.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N].光明日报,2023-09-04(15).

[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

[8]陈忠炜.社会公共意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208.

[9]赫琳,冉路瀚.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三维建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35-42.

[10]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68-269

[11]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以及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52.[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87.

[13]漆思,贾珣慧紫.马克思实践语言观的范式变革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3(2):229-240,354.

[14]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1(2):5-13.

[15]李武装.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理论与改革,2024(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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