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学的历史可追溯至人类文明的蒙昧时期，彼时手术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在原始社会，钻颅术，即在颅骨上开凿孔洞的操作便已出现，且广泛存在于不同文明中。考古学家在全球多地均发现了带有圆形孔洞的颅骨，部分孔洞边缘已变得圆润，这表明接受手术者术后存活了一段时间，意味着这类手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成功率。

早期手术：从蒙味到初萌

不过，我们需以客观视角审视钻颅术：尽管在缺乏麻醉术与无菌术的时代，开颅手术的开展看似展现了惊人的技术水平，但其背后依托的却是极为原始的“神灵医学模式”。在这种医学模式下，疾病的成因被简单归因于两类：一是人类触怒神灵，遭其降罪；二是外界邪魔侵入人体。相应地，治疗逻辑也围绕“平息神灵愤怒”与“驱逐体内邪魔”展开——通过祈祷、献祭等方式消解神灵的怒火，或用各种手段将邪魔逐出体外，以此实现疾病的治愈。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看出钻颅术的本质：它与现代神经外科治疗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的理念毫无共通之处，其核心目的并非治疗器质性病变，而是通过打开头颅“释放”邪魔。因此，尽管形式上属于手术，但本质充满了迷信色彩。

由此可见，外科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诞生之初，未必能真正解除患者的痛苦。

外科与内科的分野：地位悬殊的时代

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以理性视角审视人体与疾病，将医学从神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使其纳入高等教育范畴，成为一门受尊重的学科。但值得注意的是，外科学并未被包含其中。

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是截然不同的职业群体。内科医生需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属于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而外科医生仅被视为手艺人，社会地位与其他工匠无异。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于麻醉术与无菌术直至19世纪才问世。只有在保障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外科医生才能开展真正具有治疗意义的手术。在此之前，外科的操作范围极为有限，主要包括拔牙、放血、脓肿切开引流及浅表肿物切除。其中，放血疗法尤为特殊。根据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当时的医生认为许多疾病可通过放血治愈，但内科医生不屑于从事这类操作，便由外科医生承担。在中世纪的欧洲，外科医生甚至与理发师是同类职业——能进行放血治疗的理发店门口会悬挂红蓝白三色彩带，分别象征动脉、静脉与绷带。

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外科医生始终处于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程度有限的状态，外科技术也仅是一门手艺，尚未成为医学领域中的独立学科。

安布鲁瓦兹·帕雷：突破蒙昧的外科先驱

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极大地推动了外科学的进步，因此被认为是外科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在帕雷生活的时代，战争不断，他也因此参军成为一名军医。当时的外科医生在处理外伤时使用的手段非常落后，甚至可以用残忍来形容。他们会将滚烫的热油浇在士兵的开放性伤口上，希望以此促进伤口愈合。如果伤势过重，外科医生还会选择截肢手术。要知道，彼时还没有麻醉技术，截肢手术无疑是相当残酷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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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雷第一次处理士兵伤口时就遇到了意外。当时，他所在的部队食用油已经用尽，自然无法使用热油浇伤口的常规方法。这时，帕雷灵机一动，将玫瑰油、松节油和蛋黄等多种成分调成糊状，覆盖在士兵的伤口上。结果他惊奇地发现，经这种方法处理过伤口的士兵，当晚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声反而更轻。帕雷不禁思考：热油浇伤口的方法是否有改进的空间？

于是，在伤口处理方法上，帕雷进行了更多尝试。他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设想能否通过缝合促进伤口愈合，并且付诸实践。他制作出适合夹住缝针的小钳子，然后用针线对士兵的伤口进行缝合。这便是清创缝合术的由来。这项技术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刚发明时固然不如现代的清创缝合术成熟，但在基本原理上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直到今天，缝合术依然是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时最常用的技术之一。

除此之外，帕雷还发明了大量外科手术器械。尽管几百年间这些器械已被逐渐淘汰，但它们的设计理念和原理却一直延续至今。正是因为帕雷为外科学奠定了如此重要的基础，他也被尊称为“外科学之父”。

更重要的是，帕雷不仅对外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外科知识的传播方面同样功不可没。

首先，帕雷是一个谦逊的人，他在其外科学著作的落款中，并未将自己与内科医生划归同一行列，而是自称“理发师与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帕雷”。这一细节说明，当时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属于不同职业。但身为外科医生的帕雷，已经能够创作具有浓郁学术气息的著作，这本身就是外科学地位得以提升的体现。

其次，帕雷在撰写外科学著作时使用的是法语，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学术语言是拉丁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在撰写书稿和论文时均使用拉丁语。帕雷率先用法语著书，更便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科医生学习，这是外科教学领域的重要突破。

约翰·亨特：将外科升华为学科的奠基者

18世纪，随着解剖学的发展，外科医生能开展的手术种类大幅增加，其社会地位也显著提升。例如，英国不少外科医生已能与贵族建立密切联系。不过，当时只有精通人体解剖学的外科医生才能实施相对复杂的手术，对于大多数外科医生而言，他们所能进行的“最大规模”手术依然是截肢。由于当时的医生尚未掌握麻醉技术，手术持续时间越长，病人承受的痛苦就越剧烈。因此，评判一名外科医生水平的标准十分简单：手术速度够不够快。

那时，外科医生都在竭力提升自己的手术速度。比如，一直跟随拿破仑四处征战的法国医生多米尼克·拉雷，曾在24小时内完成了200多例截肢手术。简单计算便可知，每例手术他仅需几分钟便可完成。英国医生李斯顿的截肢速度更是突破了极限，他进行单侧大腿截肢仅需28秒，却也因此创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死亡率。在一次手术中，李斯顿为追求速度，不慎切掉了助手的两根手指，导致助手术后因感染去世。当时，观摩手术是一种时尚活动，在一次李斯顿的公开手术过程中，一名观众竟因惊吓引发心脏病当场死亡。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18世纪早期的外科医生更像工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不过，在18世纪下半叶，一位杰出的英国医生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就是约翰·亨特。

约翰·亨特是家中的第十个孩子，年轻时并未展现出勤奋好学的特质，反而显得游手好闲。为了让他掌握一门手艺，家人安排他前往伦敦投奔哥哥威廉·亨特。当时，威廉已是伦敦的名医，在外科学、妇科学和解剖学领域都有着重要贡献，而他对医学界最大的贡献，便是发现了弟弟约翰的天赋。约翰刚到伦敦时，威廉已开设了一所私人解剖学校，他给弟弟布置了两项解剖操作考验。令威廉意外的是，尽管约翰年少时不学无术，却精通木匠手艺，且在解剖学方面极具天赋——未经系统学习，便顺利完成了这两道难题，这让威廉喜出望外。此后，约翰跟随哥哥学习、实践，不断打磨自己的外科技艺。他也曾坦言，在哥哥创办的学校里，他解剖过的尸体大概有数千具。

凭借扎实的基础，约翰·亨特在手术中对所见的每一个器官、结构及其相邻组织都了如指掌。因此，他下刀精准迅速，能够完成许多在他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手术，成为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解剖学家之一。

尽管约翰·亨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他却格外重视生理学、化学、解剖学等一系列医学基础学科。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外科医生仅将手术视为一门手艺来学习，他们不仅不懂生理学和化学，甚至连解剖学知识都十分匮乏。约翰·亨特则坚定地认为，外科医生应当与内科医生一样，系统学习这些基础学科。因此，他在教学时会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让学生扎实掌握。

可以说，经过约翰·亨特对外科学教育的改革，外科医生从此与内科医生一样，成为掌握丰富知识、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得益于这场改革，外科学才从一门技术和手艺，真正转变为医学领域中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说，正是在约翰·亨特的推动下，外科学得以正式建立。

从帕雷打破传统疗法的桎梏，到亨特将外科学纳入系统医学教育的框架，外科学在两位先驱的推动下完成了从“手艺”到“学科”的蜕变。帕雷以实践革新撕开蒙昧的裂缝，让外科操作摆脱原始与残忍；亨特则以基础学科为基石，为外科注入科学内核，使其真正跻身医学殿堂。

正是这样一代代医者的探索与突破，让外科学在理性与科学的轨道上不断前行。他们不仅留下了技术与器械的遗产，更树立了“以知识为基，以人文为魂”的医学传统，为现代外科学的蓬勃发展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责任编辑]张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