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多集中在“湾区”——从旧金山湾区到纽约湾区，从东京湾区到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四大湾区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前沿阵地。

全球四大湾区以开放为起点，孕育了全球化的浪潮，也在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新时代浪潮中迎来新的发展命题——如何在变化中再造优势。

旧金山湾区：AI驱动的创新机器

杰克·凯鲁亚克在1957年出版的著作《在路上》中，毫不吝啬地表达对旧金山港的喜爱——这里有蔚蓝的太平洋和不断逼近海湾入口处的雾气，有从唐人街传来的煎炒面的香味，有意大利咖啡馆里浓缩咖啡机的“咔嗒”声……

如今，旧金山仍是太平洋东海岸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如果凯鲁亚克在此时来到旧金山湾区，一定会为这里的变化所惊叹——

这里是“ 全球独角兽之都”。2025年初，胡润研究院公布的《2025全球独角兽榜》显示，旧金山湾区拥有199家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

这里是全球风险投资的天堂。美国金融数据服务公司PitchBook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旧金山湾区吸引了全美超半数的创投基金，大量外资涌入旧金山湾区的AI、软件、金融与健康科技企业。

这里是“ 码农”的“ 天堂副本”。数据显示，旧金山湾区拥有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近60万人，是全球学历最高的劳动力聚集地之一。

这里是全球经济版图上一个独特存在，连续70年引领科技变革。从20世纪50年代的半导体芯片制造、80年代的个人电脑、90年代的互联网，到2010年以来的移动应用与社交媒体，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旧金山湾区一直是全球排名首位的以“ 创新”为核心生产力的地区经济体。

回顾过去70年，旧金山湾区和位于湾区的硅谷的成功，其所推动的每次技术革命和创新演进，都不是个别企业的突破，而是大学、政府、资本、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和位于湾区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共同形成了硅谷的智力引擎。比如，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被称为“硅谷之父”。

实际上，美国各级政府尽管并不主导硅谷，但扮演着制度设计者与环境构建者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加州法律明确禁止“ 竞业限制条款”，允许人才自由流动，任何雇主都不能禁止雇员在离职后到竞争公司工作或创办竞争业务。这也推动形成了硅谷特有的“ 知识自由迁移”现象，有效防止了企业垄断人才。

硅谷的成功，还得益于日益完善的创投环境。旧金山湾区针对初创公司的法律、财务服务也日臻完备发达，知名学府与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更成为典范。各种要素有机结合，彼此促进，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合作效率，各集群共生形成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产生吸纳效应。

如今，世界不少国家，包括美国的很多城市都希望复制硅谷的成功模式。硅谷业内人士认为，孤立复制硅谷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经验并不能带给其他地区长期的发展。

硅谷投资人雷纳尔多·诺曼德明确指出，试图通过向企业家投资或建立花哨的孵化空间来复制一个硅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另外建立一个新硅谷绝无可能。但在他看来，中国强大的科技供应链和硬件人才建设已经可以匹敌硅谷。

东京湾区：从工业海湾迈向未来智慧生态区

如今，每天有约500艘船舶在东京湾浦贺水道往来穿梭，这片海湾承担着日本全国约四成的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全日本约三成的原油、五成的液化天然气都经由此地进入日本；位于西北岸的东京港，是东京圈四千多万人日常生活与产业运转不可或缺的“ 生命枢纽”—— 这就是以高端制造业著称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的东京湾区，堪称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海上大动脉”。

东京湾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太平洋海岸，由房总半岛与三浦半岛相向环抱，面积约1320平方公里。依托这一天然海湾发展起来的东京湾区，通常指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在内的日本东京圈。该区域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3.5% ，却聚集了四千多万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占日本全国的三成以上。

东京湾的开发可以追溯至江户时代初期。1603年，随着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此地跃升为全国政治中心，东京湾的战略价值随之凸显。但由于平原面积有限，幕府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向海洋拓展城市空间，佃岛、石川岛等人工岛相继建成。然而，这一时期东京湾的功能仍以海运枢纽和渔港为主，其庞大的经济潜力尚未被充分发掘。

东京湾的真正变革始于明治时代中期，二战后更是迎来跨越式发展。战后，日本重工业迅速崛起，造船、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集中布局在东京湾沿岸。

然而，由于土地紧缺，政府只能继续通过大规模填海获取工业用地，将环绕着东京湾的大部分滨海地带开发成人工海岸线，打造了众多人工岛屿。在这些新生土地上，大量工业区与港口设施相继建成，东京港、横滨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六大港口环湾分布，为东京湾的工业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东京湾区形成了以京滨工业带与京叶工业带为两翼的临港工业格局。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制造业外迁和环境问题加剧，东京湾区进入转型期。曾经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工业海湾，开始悄然褪去“ 重化工业带”的外衣，迈向服务经济与绿色发展并行的新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东京湾区各地开始推进港口升级与城市更新，将大量废弃工业区转化为商业设施与文化空间。其中，由工业仓储区蜕变而来的东京台场海滨景观区，正是这一阶段城市再生的典型代表。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京湾区的发展重心逐步从传统工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在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推动下，日本正以东京湾区为核心积极布局氢能社会建设，努力打造世界领先的氢能城市群。

东京湾区周边集聚了日本主要的氢能研发、示范与产业化项目。川崎重工等企业正在联合推进绿色氢能项目，构建覆盖制氢、液化、运输、储存和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但分析人士同时指出，东京湾区在迈向未来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在生态治理方面，长期工业化造成的海洋污染、泥沙沉积、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尚未根治，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与台风频发也对沿岸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少子化与老龄化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也对湾区持续激发创新活力形成制约。

纽约湾区：旧金融中心迎来新篇章

傍晚时分的纽约港码头，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正缓缓接入岸电系统，原本需要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的货轮，如今通过使用清洁能源实现零碳排放。这是纽约湾区从金融服务中心向绿色创新枢纽转型的微观缩影。

作为全球四大湾区中最早以金融和航运立区的经济体，纽约湾区凭借金融、港口、文化和服务业维持世界级地位。进入21 世纪，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提速和全球产业链重组，纽约湾区正在经历一场多维度的结构性变革。

纽约湾区的传统优势在于其全球金融、资产管理、港口物流以及多中心都市经济结构。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纽约长期吸引银行、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集聚，为全球资本提供定价、交易、风险管理服务。此外，纽约港口、长岛及哈德逊河沿岸的物流体系也为其提供了地理联通的基础。服务、资本、贸易三大部分形成的有机结构使纽约湾区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近年来纽约湾区的传统模式面临多重挑战。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与平台化使得传统中介模式的利润空间收窄，制造业逐步外移，港口物流功能被新型供应链重塑，低碳转型正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新的引擎。

在此背景下，纽约湾区保有的金融资本和人才集聚优势，为其向绿色经济、科技创新、城市气候治理三大维度拓展提供了基础。纽约湾区利用金融优势为低碳经济与绿色基础设施融资；支持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崛起；在城市规划、气候治理等方面构建综合范本。

纽约湾区凭借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正在将资本配置的重心转向绿色经济。金融资本不仅服务传统服务业，还开始服务低碳基础设施、建筑电气等领域。可以看到，纽约湾区正在利用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加快绿色投资，创新绿色金融机制，形成可复制模式，并将传统的港口物流优势纳入绿色基础设施改造，利用金融资本助推绿色转型。金融创新不仅促使资本向绿色产业和基础设施快速流动，也为湾区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仅在绿色金融层面，纽约湾区还在科技创新方面迈出关键步伐。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气候科技、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纽约湾区正在RNpryUoKCtRdBR4u77YAOMZqR1fIfJIduHgjGYR04q0=构建下一代产业基地。

除此之外，在城市气候治理与绿色基础设施方面，作为海港型都市，纽约湾区面临许多气候风险，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城市热岛效应等问题大量存在。纽约市政府2021年推出了《通往碳中和纽约市的路径》报告，承诺将通过减排、建筑改造、智能交通、绿色港口等措施，实现城市碳中和目标。

由此可见，纽约湾区的城市韧性建设不是停留在规划层面，而是伴随产业生态、创新孵化和就业机会同步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中国样本

从东京湾区向南，沿着太平洋西海岸，有正在冉冉升起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不仅是一场关乎经济体量的巨大跨越，更是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以制度创新重塑区域发展范式的一场高规格试验。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在“ 一国两制”框架下实现制度创新与经济融合的湾区。在“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的独特背景下，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不仅是大湾区建设的难点，更是其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前，三地要素跨境流动面临严峻障碍，制度性的鸿沟大于物理鸿沟。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认为，粤港澳三地在法律制度、开放程度、行政权限和管理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客观上构成了要素自由流动的“ 制度门槛”。跨越这道鸿沟，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协同优势，是大湾区一体化攻坚的核心所在。为破解壁垒，大湾区并未采取单一路径，而是系统性地探索出一套由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竞争力，并非源于单一优势，而是其强大的制造业全链条与前沿的科技创新链之间形成的“ 双链融合”效应。这种深度共振，是其在全球激烈竞争中塑造独特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作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的硬实力日益凸显：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达3.4%，超越欧盟平均水平；2024 年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7.8万件，占全国近1/4。然而，挑战同样存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蓝海涛说，大湾区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不足7%，与旧金山湾区15%以上的水平尚有差距。为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一套新的协同格局应运而生。正如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茤祥所阐释的“ 专业主建— 产业主战”框架，大学、科研机构等“ 主建”力量如同建筑的“ 支柱”，负责夯实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专业能力；而国家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等“ 主战”平台则如同连接支柱的“ 横梁”，根据产业需求动态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协同攻关的系统能力。

这一理论正在大湾区转化为68c600ae33b408aa64a70df3fc54d7f4生动实践。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聚集447家科技企业与超1.5万名科研人才，其首创的“ 白名单”与科研经费双向拨付机制，正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科技创新直接赋能实体经济，佛山、东莞等地已形成产值突破3000亿元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无缝衔接……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探索一种全球独有的发展模式—— 以“ 制度创新+ 实体经济+国际金融”为核心的“ 三位一体”新范式。这不仅是对自身独特优势的深刻洞察，更是在全球经济面临“ 两端挤压”压力下，中国提出的战略性解决方案。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制度创新的中国样本”，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异这一看似复杂的挑战，成功转化为竞争优势。它不仅在经济体量上跻身世界前列，更在发展模式上实现了深刻的变革与创造。其独创的“制度— 产业—金融”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将制度的灵活性、产业的完备性与金融的国际性深度融合，不仅构筑了内生增长动力，更将其影响力辐射全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生动注脚。

展望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将全面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届时，它不仅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和全球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枢纽，更将成为中国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坚实战略保障。

谋变，不仅是形势所迫，更是自我突破的必然。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也在重绘全球湾区的未来曲线。湾区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更多通过所谓“ 虚拟协同”成为一个集人才、数据、科技、资本高速流动的增长中心。未来湾区的探索正在启航，通向一片未知却充满想象的海域。

（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