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源远流长的稻作文明与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长江文化。

长江的辉煌深植于厚重的大地。考古的发现，让我们得以触摸她跳动的文明脉搏——在河姆渡遗址，我们仿佛能听到远古先民栽培稻谷的劳作回响；在良渚古城，我们震撼于几千年前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与礼制文明；在盘龙城遗址，我们见证了青铜文明之光在长江之滨熠熠生辉。

这些遗址是长江作为独立文明摇篮的无声证言，清晰地述说着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

河姆渡遗址：7000年前的鱼米之乡

在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浙江余姚，随着7000年前的一声骨哨吹响，稻穗和猪崽被抱入圏栏，阳光沿着木榫嵌进卯槽，双鸟朝阳的时代图腾被刻画，新石器文明的火把在四明山脉被点亮。

“河姆渡”这个词，如今早已家喻户晓，成为浙江史前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在河姆渡遗址被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然而，随着这个沉睡7000年的聚落遗址赫然出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说法得到了有力证明。

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许多考古学者据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袁隆平曾考察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题字“河姆古渡稻作之源”。袁隆平说：“河姆渡在中华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作文明的奠基作用。”

在这片沃土上，古老的稻种孕育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生态文明——农耕文明。

催芽、育苗、插秧、分蘖、拔节孕穗、抽穗扬花、灌浆成熟……作为我们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水稻一生中有多道奇丽的风景，看似轻飘的稻谷里装载了太多沉甸甸的希望。

除了稻谷，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果实，有桃子、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种种迹象说明，这里曾经气候湿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因此，我们的祖先才会选择在此繁衍生息。

古往今来，人们依赖文字表达感受，通过画画描摹场景，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段记录在了陶器上。

河姆渡人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该遗址发掘出61 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 个种属，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动物，以及猪、牛等家养的牲畜。

聊起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不得不提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该器物长16.6厘米、残宽6.3 厘米、厚1.2 厘米，纹饰的主体是一对利喙长尾、昂首振翅的巨鸟，拱护着一轮熊熊的太阳搏击升腾。

如今的我们，很难去破解河姆渡先民到底赋予这组纹饰什么样的文化内涵，但7000 年的时光过去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纹饰，感受到祖先们那自信、光明、向上的激情与力量。

良渚古城遗址：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见证

5000年前，当良渚王国还没有沉睡——勤劳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造就了灿烂的良渚文化。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光阴对于良渚这块沃土似乎格外优待，5000年的时序更替没有抹去良渚的痕迹，5000年之后，考古使我们有机会一窥良渚文明的真实过往——今天，历史因良渚而改写，世界因良渚而震惊。

现存的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组成，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向心式三重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良渚古城在工程的规模、设计与建造技术方面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科学水平，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的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初步估算，整个水利系统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早期堤坝系统之一。

良渚古城内河网密布，为保障河道运输的安全与顺畅，河岸边缘用木桩、竹编、木板进行加固。出土的良渚遗物制作精良、纹饰精美，不但表明5000年前的良渚已经拥有技术含量极高的工艺水平，也反映了良渚社会对城市区块的功能布局以及对高端手工业的组织管理。

5000年的良渚，处于湿地的沼泽中，城内的水网长度超过了30公里。水乡泽国的温润文化在这里绵延传承，赋予了良渚新的魅力与生机。

盘龙城遗址：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开端

1954年，武汉一场特大洪水冲刷出一座沉睡了3000余年的故城——盘龙城。4年后，盘龙城被确认为属于早商时期。学术界认识到，这一时期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已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1974年和1976年，北京大学俞伟超、李伯谦两位先生带领北大学生展开了两次发掘工作，先后在盘龙城城址、宫殿基址和李家嘴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开始认识到盘龙城与郑州地区商时期文化的一致性。

此后，考古人对盘龙城的探索力度逐渐加大。2001年，该遗址入选“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近十年来，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着眼于对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综合把握，展开新一轮深度探勘，并获得多项重要成果：杨家湾遗址区，已揭露成型的石砌遗迹规模巨大、修砌规整，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小嘴遗址区内，一处完整的铸铜作坊包含制范、浇铸、冶炼、修整的完整“产业链”，是夏商时期都城之外首次发现的铸铜作坊……

一系列田野考古发现，连缀起这样的判断：盘龙城遗址是目前发现的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和商代早期遗址，见证了长江中游地区融入中原文明历史进程的开端。

2024年11月，“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会议一系列议程中，有一项广受学界关注——《盘龙城：1995—2019》一书首次发布。

该书的青铜器研究部分，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盘龙城出土的大批商代早期前后的青铜器作出了更为深刻的分析。

“盘龙城青铜器的数量和精美程度不亚于当时的政治中心郑州商城。”该书主编之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说。

有了丰富的资料，年代学研究得以大显身手。从这些沉睡数千年的器物出发，今人可以了解的不仅是盘龙城的工艺特色、生产力水平乃至社会全景，更及于盘龙城代表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透物见史”的多姿面相。“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明”并非虚言。

正如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所言，盘龙城遗址一系列重要发现，如城址、宫殿、贵族墓葬、手工业作坊及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镶嵌绿松石金饰件等，为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

在盘龙城看到的商文明，不止于“ 商邑翼翼”。盘龙城铭刻的跨区域文化的激荡与交融，让中华文明多元汇聚的历程有了更为坚实、更为动人的实证。

（摘编自《钱江晚报》《长江日报》《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