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8日，是周恩来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回望历史长河，那些鲜活的细节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这位人民领袖的精神底色。

一盏马灯照亮长征方向

在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中，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上面用中文锻压着“ 德国造”三个字。这盏马灯的使用者，便是周恩来。

马灯并非珍贵物品，然而在电力紧缺的年代，马灯很多时候作为一种军用品在使用。夜晚勘察地形、侦测侦察、研究战事等，都少不了马灯。因此，在江西中央苏区，马灯是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运物资的。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曾购买过一批马灯，并通过地下交通线辗转送到苏区。

长征开始后，部队行军不便携带大量物品，马灯也只带了一小部分，专门配发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使用。长征途中，战事紧急，很多作战计划都是在夜间完成的。李聚奎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由此可见，小马灯在战争年代派上了大用场。

长征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红军一直没有统一转移线路。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转向贵州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讨论长征的战略方向。会上，周恩来不顾博古等人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支持毛泽东向黔西北进军的建议。最终，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西北挺进。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据理力争，严肃批评李德不懂实际，让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说到激动处，一向儒雅的周恩来猛地一拍桌子，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

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了陷入绝境。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与会人员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打鼓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中央红军，攻打的话失败可能性大，即便成功了，损失也会很大。但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被通过。半夜里，夜不能寐的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正在马灯下工作的周恩来，建议他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再考虑一下。

周恩来觉得毛泽东的观点很有道理，11日晨再次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

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马灯下找到了长征的方向，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在西双版纳过傣历新年

长期以来，中国和缅甸边界存在着领土纠纷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正式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划定了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这一段未定边界。此后，中缅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1961年4月13日至15日是傣历新年。在这个喜庆节日的前夕，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相约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会面，并与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联欢。此前，吴努已经周恩来复函同意，抵达云南度假。4月11日，周恩来抵达昆明，会见了吴努。4月13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吴努乘专机由昆明抵达思茅专区。在思茅稍事休息后乘汽车前往景洪。途中，周恩来详细地向思茅地委书记史怀璧询问了边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的情况。当周恩来看到公路两边严重毁林开荒的现象时，严肃地对史怀璧说：“ 毁林开荒这么严重，破坏了森林，发展下去，绿洲也会变成沙漠。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抓，不然对不起子孙后代。”当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景洪。热情的傣族人民依照傣族风俗，为两国总理举行了欢迎仪式。

4月15日，是傣历新年最重要的一天，因为这天要举行最盛大的祝福活动——泼水。一大早，欢快的群众就拿着泼水用具向市中心广场和主要街道会集。广场四周和街道两旁，摆着许多高大的水桶，桶里盛满澜沧江水。身着傣族服装的周恩来陪同吴努来到市中心广场，参加这一盛大活动。周恩来捧着银碗，拿着柏枝蘸水，向缅甸贵宾和群众洒去。刚开始时，泼水活动还相对“文明”。慢慢地，群众都用茶缸和脸盆互相泼水，周恩来也换了一个大脸盆泼水。在欢笑声中，吴努背起象脚鼓，双手交叠击打起来。周恩来也和群众一起踩着鼓点，跳起了傣族舞蹈。

周恩来在西双版纳的三天，给边疆人民留下了无比欢乐的记忆。

与敢说真话的人“交个朋友”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讲话要求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 年搞成一个调查年。周恩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于1961年4月底至5月初赴河北邯郸进行调查研究。

5月3日，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武安是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和邓小平曾在这里成功指挥并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当时，伯延公社所在地有10多个自然村落，共2.7 万余人。来这里之前，周恩来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到此了解过一些情况。在接下来几天中，周恩来共召集各级干部和社员代表召开七次座谈会。其中，规模较大的座谈会主要有四次，重点都是谈论公共食堂问题。但在第四次会议上，发生了社员张二廷勇于向周恩来说实话的事情。

原来，在之前的几次座谈会上，由于担心说实话会受打击，社员们多数违心地说了公共食堂的好话。在第四次座谈会上，周恩来鼓励社员们大胆说实话，并表示说错了也不追究责任。于是，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问他原因，张二廷解释说：“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这样一来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

张二廷的话引起了在场地委干部的不满，他们当即指责张二廷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觉得这句话对自己教育很大，也很受感动。周恩来认为张二廷是他调研期间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会后，周恩来又去张二廷家做客，向他详细了解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分别前，张二廷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公社调查。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公社调查，并且让人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两次为雷锋同志题词

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士兵，却能让二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词的，唯雷锋一人。其中，周恩来更是两次为他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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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长沙简家塘（今属望城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沦为孤儿。他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并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1960年1月雷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他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受嘉奖多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在殉职之前，他事事吃苦在前，干一行爱一行，做了数不清的好事。很多受过雷锋帮助的人都是千方百计打听，才知道这个做好事从不留姓名的解放军战士所在的连队和他的姓名。于是，雷锋的事迹便传播开来，影响和感染了许多人。

雷锋的先进事迹，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他仔细阅读了相关报道，还专门调阅了雷锋日记的原本。1963年2月8日晚，周恩来出席首都文化艺术工作者元宵节联欢会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了当时报纸所载先进人物的事迹，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善于捕捉时代精神，表现典型人物，歌颂新人新事。

这次讲话后，全国各地主要报刊掀起了报道雷锋事迹的高潮。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时任《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副组长的王江云建议请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在出版时刊载。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欣然应允。其中，毛泽东的题词是“ 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的题词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3月2日，刊有毛泽东、周恩来题词的《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专辑正式出版。广大读者竞相购买，专辑印数累计达到800多万份。3月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了这两条题词。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公开发表后不久，《解放军报》立即致信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人请求题词。同时，他们还请求周恩来再次题词。

于是，周恩来第二次为雷锋题了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