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波澜壮阔，留下了许多可记可说、可歌可泣的历史。其中，农村改革有三件事具有里程碑意义。“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至今仍是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

一个理论突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局限，仍重申“ 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重申了过去长期以来“不准包产到户”的政策规定。

事情的转机是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讲明确了，各种责任制都姓“社”不姓“资”，请大家去掉顾虑。

理论的飞跃和突破是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这些变化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至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终于在中央文件里面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合法形式被确定下来。

一场意义深远的思辨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正当农民兴高采烈准备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时候，碰到了“ 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的政策。一些人利用此政策把矛头对准社队企业，认为社队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劣挤优，与城市大工业争能源、争原料、争资金。

1981年2月，中央决定“加强对经济领域中不正之风的斗争”。按中央文件精神，社队企业不在这个范围内。但一些人把矛头引向社队企业，认为社队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甚至对社队企业发祥地的江苏和所辖的无锡进行指责。

从1981年11月开始，国家组织了全国性社队企业大调查，到1982年2月基本结束。当时的农牧渔业部起草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多方征求意见、修改完善。1984年3月1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即中央四号文件。该文件把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并指出：“ 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此后，争议了两年多的问题告一段落，迎来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不过，中央四号文件下发了也不等于一帆风顺。1985年粮食减产，社会上便出现了一些议论，认为“无工不富”的声音太响，盖过了“无农不稳”的声音。

关于“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三句话的思辨，一直反映到中央。中央主要领导听说后表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这句话为这场思辨作了很好的结论。

一个共识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行业内出现了雇工问题。例如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

雇工不是剥削吗？这又引起了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回话说，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

后来，经济学家林子力带调查组的同志跑了几个省，调查了60多个涉及雇工的单位，指出了雇工现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为发展生产所必需。这种现象或许利大于弊，还能为改革摸索经验。于是，他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人能力不足、资本不够，便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

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 七个八个”之说。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个人也不大够。

于是，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同时，该文件还提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这些提法在政策上做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

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个体经营者为了补充自己劳力的不足，按照规定，可以雇请一两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三五个学徒。对于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采取逐步引导的方针。

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也大有人在。这就大大突破了“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

（摘自《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