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时候，故乡其实是人们急着要抛弃的东西，譬如《半生缘》中的世钧，“世钧坐上火车向上海开去的时候，他陡然觉得轻松，家里那种旧时代的空气，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那些恨海难填的事情，都被丢在后面，他奔赴上海就是奔赴朋友和爱人”。故乡对他而言，是原生家庭的约束和拖累。

《围城》中的方鸿渐，回乡之后才意识到，家乡并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他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现在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其中的各种仇嫉卑鄙。但也正是方鸿渐，在故乡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反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现——他这“既要又要”的心情，倒是很好理解。不管心情多么复杂，人们总会在某些时刻想到故乡，甚至回到故乡。除了亲情和礼俗的需要，往往还因为，故乡是一个创伤发生的现场。

我听过一个也许欠缺科学理论依据的说法：如果一个女人在坐月子的时候落下了什么毛病，那么她最好在下一次坐月子的时候修复这个毛病。还有一句话，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回到故乡，也许不外乎是为了检查我们那些不可言说的创伤，它们恢复得如何了？结痂的地方按下去还疼吗？它们是否已经变成某种勋章式的装饰，不再有痛感？那是我们自己的标志，意味着我之所以成为我，我之所以是我。

世钧如果不回乡，他无法注意到自己身上与家庭一脉相承的懦弱压抑；方鸿渐如果不回乡，他就无法注意到自己曾被像巨婴一样对待，这种待遇又引发了更大的反弹。

有一部阿根廷电影叫《杰出公民》，虚构了一个世界著名的作家，一直在作品中写他的故乡，但实际上他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回过故乡，甚至父母的葬礼也没有回去参加。这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做法。然而有一天，他决心回故乡一趟。电影中说，他的写作陷入瓶颈，获得大奖后他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在获奖感言中，他说，他需要一个“死亡”，他想向故乡索取一个“死亡”。

一个人总是需要各种各样零碎的“死亡”，因为，总得有一些“死亡”，才会有一些“新生”。每个人在成为自我之前，都必须打破之前固有的东西，这是命运内在而本质的脉络。

所以《杰出公民》中的男主角，必定是想索取这样的一个“死亡”，来获得一个新的自己，获得“新生”。

最后，他所索要的“死亡”达成了，离开故乡之后，他又开始了创作。这个达成，我能体会到。

每当我回到故乡的某个现场，我都在心里凭吊着自己的某一部分，死去的某一部分。我感激这样的“死亡”，不为人知，但又人人共有。

（张 伟摘自《南方日报》2025年2月9日，况 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