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中的独子，住在伊斯坦布尔，一座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我家是个小公寓，从小到大，绝大多数时间，我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喜欢的东西都很古怪，这让我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从很小的时候起，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的脑海。我迷上了电脑和书，自学了写代码，还一头扎进了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等人创造出来的神奇世界。通过《宇宙》系列纪录片、录像带，卡尔·萨根对我侃侃而谈。我一句英语也不会，所以压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我还是听得很认真。

小学四年级之前，我的与众不同一直没给我惹出太大的麻烦。身为小学生，我们要穿统一的校服，那是一套亮蓝色制服，配着干净的白领子。所有的男生都要剃一样的寸头。

好吧，是除我之外的所有男生。

对剃头这件事，我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这可把校长惹火了——那是个凶悍的男人，更适合去当典狱长。在一次集合中，他发现了我长过标准尺寸的头发，气得直哼哼，活像头犀牛。他从一个女生那里抓过一个发卡，别到我的头发上，公开羞辱我——这是对我不守规矩的惩罚。

对土耳其人来说，耻辱比死更糟。此后我再没错过任何一次剃头的机会。

一旦古怪成为我的负担，我就变成一条章鱼，开始改变自己的颜色来配合周围的环境——我真的改掉了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当有人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的时候，虽然我最喜欢紫色，可我还是会说“蓝色”，因为蓝色是正常男孩子应该喜欢的颜色，而我真的想当个正常的小孩。我学会了做个乖孩子，把自己修整成别人期望的样子——你应该这样想的；你应该害怕这个人；你应该跟这个人玩；这几种游戏你可以玩；你想要的未来应该是这样；你有三个选择，当医生、律师或工程师。天哪！

升入中学之后，找不到归属的感觉愈发强烈。与众不同的不单是我的发型了。当初我念的是公立小学，那儿的孩子都跟我一样，来自经济状况很普通的家庭。可这所中学是私立的，收的都是伊斯坦布尔富裕的精英阶层家的孩子，我父母想尽办法才凑齐了学费。如果我想学英语，以后去国外上大学，这是最好的选择。

中学期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怀疑，是不是所有人都预装了某种“归属感芯片”，只有我没有。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跟人讨论科幻小说或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编程，可我从没打过网球，也没听说过普拉达。时尚感——甚至是最基础的配色概念——天生跟我不沾边；在听歌方面，我有着无可否认的俗气品位，我喜欢朗朗上口的爱司基地，而不是超级流行的涅槃乐队。我牢记小学四年级时校长给的教训。我开始像对待发型那样，对待我与他人的交流互动，过度地关注何谓正常。我会揣度别人在想什么、要什么，然后我就相应地改变自己的“颜色”。

这方法效果好得很。我的社交圈扩大了，渐DUCPpcK+VfAWGvskyx1CoCA879yYDPjTvD7nzWkCa0I=渐地，我成了合群专家。

可是，改变后的我很少会像原来的样子。当然，在有些人面前，或在有些场合，真我的光彩还是会焕发出来。可是，我常常会扮演别人期待中的角色，直到有一天，我变得面目模糊，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到美国念大学之后，我又得重新来一遍。我换下欧洲流行的修身牛仔裤，改穿工装裤；我加入了兄弟会，娴熟地掌握了玩啤酒乒乓球游戏的技术；口音原本是我的独特之处，可到了大二末尾，它也消失不见了。我瘦得像根麻秆儿，有个好笑的名字，还来自半个地球之外的遥远国度，但是，如果我说话的腔调跟他们一样，我就可以跟他们一样了吧？我这样想。

即便是在成功融入群体的时候，得到的也只是一种浮泛的归属感。找到归属的不是我。那只是修改版的我。

努力融入群体，反而让人更难找到归属感。就像心理学家布琳·布朗所写的那样：“归属感指的是你真正的自我被接纳了，而融入指的是你必须变得跟其他人一样才会被接纳。如果我可以做自己，这是归属感；如果我必须像你一样，这是融入。”

我仍处于中间地带。我依然要对抗那种想要融入的徒劳念头：披回顺从的外衣，改变自己。

我也会每天采取一点小行动，来接纳自己的古怪。时不时地，我会点开爱司基地的歌“嗨”一下。我的歌曲播放列表简直就是音乐的灾难现场，好音乐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可我喜欢那些歌，它们提醒我做回自己，而不是变成一个陌生人。

我刚认识凯西没多久的时候（现在她是我太太了），她问我：“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差点脱口而出“蓝色”，但我咽下了这两个字，做回真实的自己。

“紫色，”我说，“我最喜欢紫色。”

她看着我，绽放出灿烂的、极富感染力的微笑。

“自打小时候，”她说，“我就想嫁给一个最喜欢紫色的男孩。”

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归属感。

（秋水长天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一书，王 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