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冬梅。我是来安慰大家的，用我的经历来安慰有类似遭遇的亲爱的家长们。我也曾经处在泥淖里，在黑暗里，那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还不是我走出来，而是先请我们家的小王子从他的城堡里走出来。最初闹辍学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早晨我起来，做好早饭去敲他房间的门，跟他说：“泱泱，宝贝，起来吧。如果不太难受的话，该上学了。”

起初他还答应，但后来慢慢地他就不答应了，一点声息都没有。

这时候我能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会绝望地蹲在他房间的门口，就像电影里的那个悲惨的男主角或女主角一样，沿着他房间的门蹲下去，发出非常压抑的抽泣声。然后把饭菜留在餐桌上，擦干眼泪，就去上班了，我需要工作。

我在学校里忙了一整天，别人下班我也下班，回到我们家所在的那个院子的时候，我总是非常紧张，要深吸一口气，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在里边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会做些什么事情。我完全没有把握。

进了院门，走几步向左转，就能看见我们家的楼了。这时候我通常会想，楼底下会不会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或者楼底下有没有拉起警戒线。

这就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个孩子拉出来。

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动手，于是我就投其所好，邀请他和我去买一些inTAayE8xU31f7k1erleEA==油漆，把我们家的客厅重新粉刷一遍。我给他做小工，他做大工，最主要的技术性工作都由他来做。

干活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泱泱特别有条理，他像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事实上我只是陪伴他，所有的力气活都是他在干，包括落地大衣柜的装配。他会先把那些板材分大小并在房间的空地上排出来，再按照顺序一点一点地装起来。

整个过程他都不要我动手，那我做什么呢？因为这项工作是持续的，他要熬夜，他会饿，所以我就在他饿了的时候去做一些三明治，切成一口一个的那种小块。他在干活，我就捏着三明治塞到他嘴里。

这时候我们都很放松，我们开始聊天，家里就有了一种母慈子孝的场景。他的神经得到了缓和，我的神经也得到了缓和。

那接下来该干什么了呢？这个孩子的情绪感冒了，现在感冒好了，他理应返回学校。

可是回学校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落下了很多功课。这时候自认初中的科目都还精通的我，就开始帮他制作时间表，我开始给他补课。补课的过程不是很愉快，但是基本上也能够补好。补好之后，这个孩子就在老母亲欣慰的目光之中，又回到了学校。

回到学校就有考试要参加，他的成绩本来就差，这回考得更差了。

于是他就又回家了，这种情况反反复复。

这时候我开始了第一轮反思，为什么我这么可爱的儿子会被认为是一个差生呢？

我是1988年上大学的，按照我在整个受教育期间受到的训练，按照我的理解，泱泱的成绩我真心觉得不差。他的各科成绩通常都是在75分以上，小学的时候考过100分，但是在老师眼中这个成绩始终不够好。

泱泱的爸爸也是北大的教授，我们都是学霸。虽然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要让我的儿子上“清北”的奢望，但是我认为他好歹还是能够上一所大学的。所以对于他的成绩，我的想法是他跟得上就行了。

他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他的语文考到了89分。在我心目中，这个成绩很好。我主动给他的班主任打电话，非常欣喜地跟她分享我的心情。我说：“你看他进步了，他现在能考89分了，这才开学没多久，那么离考90分还会远吗？”

但是他的班主任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班只有3个同学的语文成绩是低于90分的，其他同学的都在90分以上。”

我从17岁上北大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所以对北大以外的世界，包括小学、中学我都不太了解，因此我没法给我的儿子足够的帮助，这就导致我的儿子在这所学校里，始终扮演着一个“学渣”的角色。

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差，所以他就是老师不待见的那个孩子。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母亲，我做得很差，导致我的儿子初中时再一次离开学校，请了长假，最终正式拒绝去学校。我不好意思用“正式”这个词，但是打那以后他就没有再回到那所学校。

他辍学之后，我们经过了一段磨合期，我对他的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他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喜欢做模型车，他在凌晨去马路上试模型车的时候，我会陪着他，还给予他资金支持。

我们这样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状态又好了一些。这时候我又想，一个孩子，哪怕你不在普通的学校里去学知识，不考大学，但还是应该有同辈之间的社交。跟同龄人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成长方式，而有同龄人的环境大多数时候是由学校提供的，所以我就想给他找一所学校上。

我给他找的是一所大专，让他上预科，换句话说，这是一所属于我给他设定的正常轨道之外的学校。

他在这所学校待了一年，他回家的时候我们聊天，我的感觉是，他像一个学霸了。因为他会跟我讲他的同学，比如说他们只玩手机不肯学习等。而且他还会主动带他的同学玩一些他认为更有知识含量的游戏，比如说拼乐高。

他的阅读量也在增长。他们学校的院长之前是一个记者，退休之后到北京来办民办教育，院长引导他读一些书。比如说一本跟性别有关的社会学的书，他非常认真地读了，而且回家之后还跟我聊，说他很佩服这个院长。

用一句俗话来讲，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大家应该知道普希金写的那个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就像那个渔夫的老婆一样，我又不满足了。

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去美国进修一年。于是我就想带着他去美国调整一下，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上，重启我为他设计的大学之路。

我本来以为他在那儿可以从初中、高一开始。但到了才发现，那边严格按照年龄对应上学，所以他开始上高二。

美国的高二也是非常“卷”的，我的儿子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命状态。他每天早上起来去上学，到那个地方像大傻子一样坐一天，因为他听不懂。

当然，他有能考A甚至A+的科目，中国学生的数学是很厉害的，他的艺术是能考A+的。可是除此以外，特别是历史，对他来说非常之难。虽然我是教历史的，但是对他来说不管用。

所以他在学校待了一整天之后，回到家相关的学习才刚刚开始。于是我一个北大历史系的教授，而且属于英文还不错的教中国史的教授，就跟他一起，一行一行地读课本，帮助他写作业。

他熬下来了，能够考及格了。其实我觉得他能够考及格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对他报以崇高的敬意。

我原计划在美国待一整年，但是那年我在国内还带着一个博士生、两个硕士生、一个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我不太放心这4个学生，所以提前半年回来指导他们。

泱泱就一个人被丢在那儿，他的状态又不好了。等到发现这件事情是一场持久战的时候，泱泱决定回来。

泱泱主动放弃了上学，那我还要不要让他回到学校去？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学校教育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现象，并不是从古就有的，废除科举之后中国才有了现代教育体制，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得走这一条路呢？

我为什么要反复把他推回这个教育体制当中去？

因为归根结底我对自己是不放心的，或者说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仍然希望付钱把他托付给机构，把他托付给另外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把他托付给一个体制，走大家都走的路。

我跟他商量了一件事情，我说：“现在你来做选择，你可以选择回到学校去。

“你也可以选择不再回到学校去，任何时候妈妈都支持你，前提是你必须接受你将没有大学文凭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和你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们，他们通常都会上大学，很多人可能上了名牌大学，将来他们还可能会有博士学位，有各种光鲜亮丽的东西，你没有。

“如果有一天你跟他们又坐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保证你能心平气和，能够非常尊重地对待他们和你自己。如果你能做到这些，那你就可以选择不上学。”

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不上学可以，但是不上学绝不等于不学习。相反，不上学的你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孩子答应了我。

他现在是一名摄影师。事实上，他去美国拍摄派克峰的爬山赛已经算取得成功。第一个登上派克峰的中国赛车手是老吴，跟团的摄影师就是我的儿子。

泱泱为了派克峰的爬山赛，在微博上开了一个小号，目前做了两个小片介绍派克峰的爬山赛、介绍老吴、介绍他们的团队。他的这两个小片我看过，我在我的微博、B站账号上都转发了。

我的一个非常有见识的朋友看过之后，给了泱泱非常恳切的表扬，说小片的节奏很好，文字也很好，这些我都同意。她在微信里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泱泱的声音里有愧疚，对母亲的愧疚。

我想对泱泱说，你完全不必感到愧疚，你在妈妈的面前打开了一个非常广阔而有趣的世界。

妈妈本来是一个在象牙塔里生活的人，我的世界其实是非常窄的。可是你带我经历了那么多美好的事情，还带我认识了那么多有趣的年轻朋友，我很喜欢他们。

我负责任地说，你已经成为妈妈喜欢的一个成年人。所以你不用感到愧疚，妈妈为你感到自豪，我亲爱的泱泱。

（江山美如画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少年”，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