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应该足够让我们通过人行道，可是信号灯刚变黄，出租车就开始减速，没等红灯亮起，就停在了等待线前。

“想听首歌吗？”

突然，年纪大概有60岁的出租车司机拿起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木吉他，开始演奏。

“我的刑期已满，正要赶回家……”

一首常听的歌，《老橡树上的黄丝带》，这是结束监狱生活要回家的男人送给妻子的。他对妻子说：“如果你还在等我回家，那么请在村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我记得很久以前在杂志上读过这个故事。绿灯亮起，司机赶忙把吉他放回副驾驶位置，重新握起方向盘。

“做歌手是我的梦想，以前我还谱过曲，现在彻底放弃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喝醉了，只是礼节性地回答。

司机并不介意，继续说道：“我想唱歌，也有想见的人。如果您不喜欢听，请告诉我。”

我偶尔会以大学生记者的身份在新闻网站上传文章，突然觉得弹吉他的出租车司机可以成为新闻人物素材。在交叉路口，在人行道旁，我又听了几段。到达家门口的时候，我正式做了自我介绍，并且说我还想和他多聊会儿。司机有些尴尬，我告诉他不用关里程表，问他想见的人是谁。

“我那时很不像话，说要做音乐，一分钱也不给家里，还指手画脚……”

很长时间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加入组合，前往音乐咖啡厅和活动现场唱歌，可是连零花钱都赚不够。他也曾带着试音带找过多家唱片公司，最终也没有得到机会。他对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妻子没有丝毫感情。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和一起做音乐的人通宵喝酒，抱怨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即使如此，妻子也没有埋怨过他，而是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妻子当时是怎样维持生计的。

除了这些，他还出过轨。其他情况下都没发过牢骚的妻子，唯独在这件事上不肯原谅他：闻他身上的味道，翻他衣服的口袋，不让他换电话。他外出的时候，妻子悄悄尾随，带着两个女儿去音乐咖啡厅，从早到晚监视他。有一天，妻子和两个女儿突然失踪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没和亲戚朋友联系。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我知道她们在哪儿。两个女儿还是学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也帮不上忙，怎么好意思主动联系她们呢？我盼着她们偶然坐上我的车。我在孩子们的学校附近转来转去，一次也没遇到过她们，可能她们不坐出租车。我应该去开公交车……”

他搔着后脑勺，难为情地笑了。车费持续上涨，我说我想把歌听完。他又拿起吉他。我觉得他可能不喜欢露出自己的脸，就主动说只拍摄他弹奏吉他的手和身体的轮廓。

“现在，整车的乘客都在欢呼。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我要回家。”

唱到“老橡树上挂了上百条黄丝带”的时候，他的眼角噙着泪水。我也有点儿感动，付给他的车费比平时的高出3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54元）。

报道反响不错，还上了门户网站的主页。大部分评论说这让他们重新思考了家庭的意义，或者希望得到妻子的谅解，希望妻子幸福。几家电视台想要采访那位出租车司机，可我并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故事似乎就在余韵中结束了。

傍晚时分，有更多的留言说见过弹吉他的出租车司机。头发已经花白的出租车司机，在副驾驶位置上放着木吉他，每次等信号灯时都会弹唱经典老歌。不过每段留言提到的出租车司机的故事都不相同：为了寻找因为父母反对而分手的初恋，为了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为了寻找因家庭贫穷而从小被人领养的小弟弟……有人像我一样，为了把歌听完而多付了车费，有人只是想帮助他而随手给他些钱，更多的人不肯收他找回的零钱。负面留言和抗议电话接踵而至，最后网站不得不发文道歉，撤下原来的报道。

我给留言的网友发邮件，向私人出租车工会咨询，辗转于出租车停车场打听，还是没能找到他。当时为什么没想到记下他的车牌号呢？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心疼自己为他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为自己写了假报道而气愤，同时更感到羞耻。不论这件事是否属实，我都把别人的不幸当成令人心疼的故事加以传播。

身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流泪哽咽的样子，我在父亲的葬礼上第一次见到。从来不让后辈帮自己买咖啡；即使关系亲密也经常用职务做称呼，使用敬语；即使对方是下属员工，他也常常主动打招呼。听着他们说起这些与父亲有关的往事，我感觉他们记忆中的父亲和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

白手起家的父亲无法理解平凡的女儿们。尤其对我这个大女儿，父亲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如果他的期待未能得到满足，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对我施加惩罚。每次考试后我都会挨打，成绩下降多少分就挨多少打，因为小腿变得青紫，初秋时节我就要穿上黑色长筒袜。父亲骂我废物、垃圾、饭桶，我都习以为常了。父亲的葬礼期间，我一滴泪都没流。

我明明知道暴力会给人留下多么深的伤口，但我还是写了那篇报道。那些流传于世间的温情、新奇和令人惋惜、流泪的故事，又有谁蜷缩在背后？我讨厌自己的疏忽和无情。从那之后，我再没有写过报道。我仍然在寻找那夜的出租车司机。

（王世全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她的名字是》一书，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