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活跃在帮扶工作一线的程继（化名）而言，2025年是个关键之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

程继是四川某县农牧口的干部。他所在的县位于“四省藏区”，曾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脱贫两年后，“四省藏区”中四川部分有15个县于2021年被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县的特征较为相似：地处边远或高海拔、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县里发展有时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帮扶政策。”程继说。正因如此，他们被允许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政策可延续到2025年。

如今已是过渡期最后一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乡村全面振兴”。过渡期结束后，政策怎么转向、衔接，是程继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给出了答案：脱贫工作如期完成后，接下来“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提法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被明确。

一同明确的，还有5年过渡期的设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看来，设置5年过渡期主要是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转换过程太突然，政策缺乏延续性，就可能导致返贫”。

中央释放了明确信号，配套举措随即跟进。

王文元（化名）是西部某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监测帮扶的干部。据他回忆，2019年底，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助脱贫”转向“防返贫”“重监测”。随后，“四个不摘”被提了出来，指在5年过渡期内，虽然贫困县摘了帽，但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这确保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脱贫后，仍在享受一些帮扶政策。

在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之外，各省还划定了一个防止返贫致贫的监测范围，被称为“监测对象”。

无论是“四个不摘”还是“重监测”，都是为了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2021年迄今，中央每年都会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团队对22个省份进行综合评估，检查是否出现规模性返贫以及帮扶政策的落实情况。评估结果显示，各地“没有出现规模性返贫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国累计帮扶534万名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稳定消除风险。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3个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1.7万亿元。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过渡期内的任务，不只是监测，因为乡村振兴工作已开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起点可以追溯至2017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陈锡文曾撰文指出，中国的乡村人口比重即使降到30%以下，规模仍然巨大，“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

2017年12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两个月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目标，并提出了一个跨越30年的战略规划。

规划分三个阶段实施：到2020年，乡村振兴要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乡村振兴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真正达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

基调已定，机构调整势在必行。

2021年2月，运转28年的国务院扶贫办告别历史舞台，国家乡村振兴局登台亮相，从而形成了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治”的新格局。

2023年3月10日，运转740天后，国家乡村振兴局相关职责被划入农业农村部，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兴局。

政策更灵活

职责被理顺的同时，哪些县仍需重点帮扶也被确认。

2021年8月，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公布，共160个县（市、区），全部位于西部地区。

160个县的分布情况是：云南27个、四川25个、甘肃23个、贵州20个、内蒙古10个、广西20个、重庆4个、陕西11个、青海15个、宁夏5个。

被列为重点帮扶县，意味着享有更灵活的帮扶政策。

程继介绍，将各级财政下拨的数十项涉农资金统筹灵活用于扶贫项目，资金用途不受下发渠道限制，这被形象地称为“多个渠道饮水，一个龙头放水”。并且，重点帮扶县可享受的特殊政策还包括乡村振兴衔接补助资金将直接到县，给予建设用地指标专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帮扶政策，最终是为了推进乡村振兴。

除重点帮扶县之外，全国其他县（市、区）也在根据各自特点，规划乡村振兴路径。河南兰考曾是开封市下辖的唯一贫困县，2017年脱贫摘帽后，一直在思考如何振兴乡村。兰考县结合当地加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实际，出台《兰考县激励优秀乡土人才十条措施（试行）》，充分发挥优秀乡土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以人才振兴引领支撑乡村振兴。

2022年10月，兰考等10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首批创建单位名单。目前已评选出2批，共计200个县（市、区）。

三个概念

河南省某地级市农业农村局正科级干部陈申（化名）曾被借调到原国务院扶贫办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乡村振兴表述的变化颇为敏感。据他介绍，202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紧接着，这一提法连续两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如何理解从“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转变？

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看来，这三个概念并不割裂，因为它们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他说：“它们也是与时俱进的，不同阶段瞄准的问题、面对的挑战和压力都不一样。因此，目标和要求也要有所调整。”

“乡村全面振兴”核心在“全面”。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宋洪远解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是统筹推进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则转向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

在专家看来，若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进一步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

政策如何衔接、转换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室主任涂圣伟认为，动员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集合全社会力量合力攻坚，是一种“超常规”的社会动员机制。

陈申对此也感同身受。他认为，如果这是一场考试，在攻坚阶段，地方主政官员觉得分数考得越高越好，但现在只要比及格线高就可以了，“这并非说领导不重视，而是要推进的事太多”。

如今，又到了关键节点。2025年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2025年是过渡期最后一年，农业农村部将研究谋划过渡期后的常态化帮扶政策举措。

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看来，常态化的帮扶政策要更注重于兜底保障。在调研中，唐丽霞发现，对不少农村的家庭而言，最大的返贫风险来自看病。因此，常态化帮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