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延安五老”为全党树立了遵规守纪的典范，对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有深刻启示。

徐特立：“这寿辰我不能过，过了就对不起人民”

195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80大寿。寿日前一个月，朱德提出要为徐特立庆80大寿，徐特立坚决不同意。朱德坚持一定要做，徐特立没了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徐特立在寿辰的前两天偕夫人和儿媳徐乾乘火车，离开北京到了湖南长沙，准备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长沙是徐特立的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得知恩师到来，他的学生们纷纷前来探望，一时间一屋子挤满了人。除了和徐特立亲切交谈之外，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商量什么。其中一名学生口快地提出：“我们明天给您祝寿！”徐特立婉言谢绝了，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的财物呢？这寿辰我不能过，过了就对不起人民。”徐特立还说自己的生日早已过了。

在场的人都说对老师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希望老师能给个机会，让大伙一起祝寿。

徐特立见状，后悔莫及——躲寿不该躲到长沙来。于是他赶紧买票，连夜上了去桂林的火车。

途中，他的儿媳徐乾到餐车上想给徐特立做一碗长寿面，算是祝寿。乘务人员得知后，很快就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以示祝贺。徐特立从北京“逃”到长沙，最后在火车上过了一个“逃跑”的80大寿，给人们留下了美谈。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吴玉章为人温和宽厚，但对身边工作人员却比较严，对家人更严，对自己更是严之又严。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这句话时常被吴玉章挂在嘴边。

接待外宾时，吴玉章会让工作人员准备清茶一杯、香烟一盒。有一次，当外宾走后，收拾茶具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顺手拿了一支香烟。他看到后，严肃批评了这名工作人员，教育他凡是公家东西，一片纸、一滴水，都不能去占便宜。吴玉章还告诫他：“犯大错误往往是从小错误开始，一定要时时防微杜渐。”

吴玉章家风很严，常用对联“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教育家人。他经常说，教育子女的正确方法是“爱与严相结合”，在生活上给予晚辈无私的爱，在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又要严格要求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爱。

因长期在外奔波，吴玉章经常用书信的方式对晚辈进行教育。他曾在信中写道：“我们是革命家庭，事事要起模范作用，不要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并再三强调要勤俭持家，不能搞特殊化，要养成良好家风。

平日里，他衣着简朴，除外出或外事活动，一回家就穿布衣、布鞋，而且补了又补。一直到1966年逝世前，他还用着南昌起义后留下来的皮箱和军毯。

谢觉哉：“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对于党执政以后怎样对待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觉哉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能多做事即心安”。

当时，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家乡的人想来北京投奔他。谢觉哉在给儿子的回信中，把自己比作同村的一位老雇农，指出做官须“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以此劝告子女亲友不要有特权思想，应自食其力。这句话还有一层含义：作为共产党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使命，必须早起晚睡、廉洁奉公，以为党和人民多做事、做好事为己任。

这也是谢觉哉自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对自己的一贯要求。

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9年至1950年的大水灾，灾情涉及16个省。他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根据他和内务部的建议，在全国开展社会互济和节约运动，中央各机关半年多时间捐款12亿元、粮食39万斤；华北军区6个月即节约粮食300万斤。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的灾情得到有效控制。

对人民的冷暖无限关心的谢觉哉，早在延安时期人们就称他：“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董必武：“千金过手，不沾分文”

董必武经常教育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人要讲革命不要讲阔气，要做到“千金过手，不沾分文”。他总是穿着最常见的长袍马褂，戴着最便宜的礼帽，脚蹬最普通的皮鞋，闯街过府，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而且还“克扣”自己的费用，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在美国，他的日常生活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地位越高，董必武越戒奢从俭，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长征路上路难行，无论是在崎岖山路，还是茫茫草地，年过半百的林伯渠每天都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但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病员使用。当警卫员请求他上马时，林伯渠则幽默地说：“大家都是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指棍子），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

林伯渠作为总供给部部长，关心战士无微不至。在夜晚，林伯渠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拄着拐杖，忙前忙后。

正如红军战士李坚真回忆说：“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向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时，他几乎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大家安全地通过。”

长期的长途急行军，令林伯渠日益消瘦，颧骨高高隆起，早已花白的头发更加银白，胡须也垂到了胸前，喜欢画画的黄镇走一路，画一路。画着画着，不知哪一天，一个人映入了眼帘：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颧骨高高隆起，长长的胡须垂到胸前。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拄着拐棍，英姿勃发地走在长征队伍里。这幅取名《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画像，画中人就是林伯渠。这幅素描，画着林伯渠提着小马灯，雄姿焕发、阔步向前，真实地表现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