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外在体现，关乎人心向背和事业兴衰，也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与不正之风作斗争，培育和形成了众多优良作风。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堪称表率。

记录红军入城遵纪细节

革命战争时期，部队能否坚决、彻底地执行纪律，关系到生死存亡、人心向背。这一点，陈云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陈云也经常将“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挂在嘴边，切实行动。

1935 年秋，为宣传长征故事，陈云在莫斯科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 年3 月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陈云用了“廉臣”的化名，并假称自己是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记述了1934 年12 月红军渡过湘江后进入湖南境内的情形。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源头之一，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当地民众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十分热情。红军为何能受到如此欢迎呢？陈云指出：“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

接下来，陈云举了一个例子：“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 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正因为严格遵守纪律，红军进入贵州后，“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军者”。

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刘力功是一名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毕业后又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学习，“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刘力功“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由于他是无工作经验的新党员，毕业时，党组织根据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的原则，决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但刘力功则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离延安很远）工作，否则就退党。

为了帮助刘力功认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和组织分配的原则，陈云和党组织先后七次找他谈话，但他仍执迷不悟。党组织认为，“ 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派他回原籍工作，“ 只是满足了他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

最后一次谈话时，党组织郑重地告诉刘力功，“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并给他时间反省自己。

几天后，刘力功提出愿意到华北去，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组织不同意他的意见，刘力功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对于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开除刘力功党籍后，1939 年5 月23 日，陈云撰写了一篇《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文中，陈云对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如何对待党组织分配工作、怎样才能叫作真正遵守党的纪律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于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陈云指出：“‘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开除刘力功党籍绝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组织工作，它的背后反映了共产党人如何执行党的纪律的问题。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自居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进步青年来到延安，投身抗战事业。他们积极申请加入党组织，给革命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存在“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的情况。从本质上看，这种情况反映的是如何看待功劳的问题。

1945 年5 月9 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说：“ 功劳里面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绝对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

人民为什么是第一呢？ 陈云阐释了其中的原因：“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这条英雄好汉，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顿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

为什么第二是党呢？陈云通过大量举例，证明了“党的力量是伟大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这不是个人力量，这是党的力量，党的影响”。所以，“ 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

1949 年6 月10 日，陈云收到了陆恺悌的一封信。陆恺悌当时是江苏青浦县小蒸镇（现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一名医生，其父是陈云的老战友陆铨生。陆铨生1928 年1月曾参加陈云领导的青浦小蒸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陆铨生全家逃到上海，陈云时常去陆铨生家中议事。1949 年6 月19 日，陈云在给他的回信中说：

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 即廖霓云，陈云的表弟）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

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自居，陈云这样要求别人，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一生恪守“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的信条，坚持自我革命，为世人树立了崇高的风范。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