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的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在朝堂上UgQVkhA13pDy3nEAj8Jluw==震怒，下令对刑部主事茹太素施以杖刑。一名饱读诗书的朝臣，当着众多同僚的面去衣受杖，着实既伤面子，又伤“里子”。

茹太素因何触怒“龙颜”？《明太祖文集》记载：茹太素上奏折说5件事，写了17000字！差不多是一个明代话本的容量。这是奏事，还是写剧本？

好在朱元璋还算勤政，在第二天晚上，接着听完奏折后得出结论：提的5条建议有4条可采纳，但500字足矣！剩下的16500字，大多是废话。

明朝初年，官员上书言事繁复冗长，渐成风气。奏疏常常堆砌辞藻、引经据典，看似厚重，实则空泛无物。朱元璋对此不胜其烦，下诏整饬。但3年之后，茹太素依然我行我素，挨这顿板子，真不算亏。

明明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非要层层套叠、穿靴戴帽；明明不发文不开会就能布置的工作，非要发文开会，甚至发长文开长会。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重痕迹、不重实效的文牍主义，是危害极大的形式主义。

公文的价值不在于篇幅长短，而在于能否精准传递信息；会议的作用也不在于领导讲多少话，而在于工作安排是否周密可行。克服文牍主义，促进文风、会风向实戒虚，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必然要求。要立规矩、划红线，一旦越界，纪律的板子也要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