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家，班宇的作品中对东北地域的书写尤为突出，尤其是在小说集《冬泳》中，城市书写成为班宇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尽管已有诸多研究关注班宇的城市书写与个体命运的关联，但“风景”这一城市书写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元素，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拟从风景书写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风景在班宇小说中所承载的内在意义，以及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情感表达中的作用，从而深化对城市书写中文学表达的理论探讨。同时，班宇在小说中对“创伤”的书写，也揭示了个体在面对创伤时的复杂反应，展现了其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观照与对生命哲学的思考。
一、铁西叙事背后的风景话语
文学作品中的风景描写通常具有作者鲜明的主观色彩，“身份、时代以及民族文化等因素都会影响风景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风景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风景书写就是中国小说现代性特征的一种重要体现：一方面它可以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中心，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成为话语表达的载体，饱含丰富的现代内涵”[2]。沈阳市铁西区作为班宇小说集《冬泳》中大部分故事的发生地，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坐标，更是一种具有时代感的话语体现，而城市书写背后的风景则成为这种话语的载体。
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如今却面临经济发展难题，亟待改造升级。以沈阳市铁西区为代表的东北工业基地曾经历辉煌的历史时期，当市场经济的浪潮袭来，如何面对社会转变，如何寻求一条未来发展之路，成为东北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小说集《冬泳》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冬天，这不仅仅具有时间维度上的意义，还象征着以工业为核心的东北经济寒冬的到来，同时，受时代洪流冲击的普通工人家庭也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冬天。冬季之景的描写在故事中的呈现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学者段义孚所说：“风景就是这样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3]因此通过解读城市书写中风景所蕴含的话语，或许可以进一步去把握“越冬”精神的核心。
在小说《冬泳》中，火车与铁轨是隔开“我”与现实世界的要素。“旁边有火车轰鸣着开过来，后面挂着几车油罐，开得不快，我用余光数着总共多少节，数到一半，有点儿乱，便停下来，转过头去，看着火车逐节经过，它掀起一阵微风，裹挟着石头与铁轨的气息，轻轻吹过来，相当好闻。”[4]
在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火车与油罐车是常见的事物。但在此时，常见的事物却成了“我”眼前的风景，让“我”生发出美的体验。“我”站在路口看着呼啸而过的火车，甚至来不及数清它有多少节，这带给“我”的是一种流动的风景体验，而正是这种风景体验在塑造着“我”的内在人格。
在“我”内心深处，帮隋菲看女儿这件事本身就带给“我”幸福，这意味着“我”对于隋菲产生了更深的感情。“我跟她们一起走过铁道，不慌不忙，速度很慢，像是标准的三口之家，前方仿佛有着整整一生的时间，在等着我们度过。火车在我们身后缓慢开去，轰隆作响，替我们挡住一阵吹起来的风雪。”[5]
随着相处的深入，以及“我”“解决”了阻隔在隋菲与“我”之间的东哥后，“我”想与隋菲好好生活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火车与铁轨将现实世界与“我”理想中的世界分隔开，但火车只能挡住风雪一时，在短暂逃避之后，“我”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雪天的杀戮及湖底的梦魔，将“我”困在那个冬天，“我”永远无法走到对岸。
尽管作者在小说结尾处用了一种诗化的表达来进行全文收束，但还是将“我”“冬泳”式的自杀叙述了出来，“我”永远也无法走出由他人与自己一起编织的困境。在作者笔下，无论是具有现代品格的火车与铁轨，还是自然物象雪、水，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主人公命运的走向。素来平平无奇的火车与铁轨，在“我”遇见隋菲之后，让“我”有了不一样的美学感悟；而雪与水，也在“我”遇见隋菲后，串联起“我”的种种行为。
作者笔下的风景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意义。当死亡与洁白如雪、纯净如水等意象联系起来时，恰好是对于暴力的解构。正如W.J.T.米切尔所说，在风景中追求“和谐”，可以认为是对发生于其中的真实暴力的补偿与遮掩。小说中“我”想抵达的理想对岸，正是一个无暴力的象征。
在小说《空中道路》中，班立新与李承杰两家人一同到度假村爬山，因遇雷雨天气，缆车停在了空中。在缆车内，他们近距离观察了山中的风景，书中这样写道：“他们正位于整条线路的中央，看不出来离地有多高，脚下是高大的树丛，斜长在山脉上，一片深邃的绿色，风吹过来，树梢摇摆得很厉害。”[7]
在W.J.T.米切尔看来，树是一个视觉引导物，它的孤立状态使其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物体。被困于缆车上的班立新与李承杰此时是孤立于缆车的世界之外的，而在缆车内所看到的树丛也引起李承杰“针叶林高于阔叶林”，以及缆车故障解决后“我们现在又高于针叶林”的感慨。前一句阐述了东北地理意义上的客观规律，而后一句则体现出一种“超脱生命维度就可以获得相对高度”的对世界的感性认知。被困缆车后对于“树丛”这一景观的描写，暗示主人公们也处于一种被“围困”的处境中；而在缆车中由景物转向思考，则暗示他们拥有突破这一困境的能力。这使得两家人的这次出行具有了浪漫主义色彩。
风景作为一种话语，成了班宇情感输出与理念建构的载体；符合时代特征的景观描写，不仅加深了班宇小说创作中对于铁西叙事的构造，还深化了小说中的“在场感”的叙述。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景观的选择与符合东北地理风景的生动书写也带给读者愉悦的审美体验。
二、创伤书写：个体命运的跌宕
作为工人之子，班宇目睹了父辈们曾经下岗的经历，而由下岗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左右着个体不同的命运走向。班宇从“子一代”的视角书写下岗后父辈所面临的困境，相对于父辈，他们这一代更有突围的决心；但父辈所受的创伤，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子一代”出走的迷茫。
在《盘锦豹子》中，“我”的姑父孙旭庭在印刷厂工作，他在上夜班时因操作不当，一只胳膊被卷入机器中而骨折，随后他申请调去销售岗位，但最后也因贩卖盗版光盘被迫下岗；“我”的小姑因不喜欢生产车间单调的生活，选择开麻将馆营生，最后远离家乡；“我”的表弟在小姑离开家之后性情大变，逃学、抽烟、整蛊同学、打架斗殴，尽管姑父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为生计不断努力，但在生活的压力面前也难免疏忽了对表弟的教育。
同样地，《肃杀》中的肖树斌本有着一手好厨艺，但他下岗失业后不愿再次就业，原本幸福的家庭也随着工作的丢失而瓦解。尽管可以用买断工龄的钱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及应付其他生活开支，但他也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
在小说《工人村·鸳鸯》中，刘建国和吕秀芬在下岗后经营了一家足疗店，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忍受姐夫赵大明的威胁与剥削，他们一次次选择妥协，只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在《枪墓》中，“我”讲述了一个父辈的故事，孙少军因性格原因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他离婚后带着儿子孙程与吴红搭伙过日子，又因违法买爆竹引发火灾，之后一家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写。在孙少军被抓放回来后，他带着儿子一同去收容所接因无证“拉脚儿”而被抓的吴红，但因没钱，被收容所的副站长杨树羞辱。吴红在收容所惨遭侵害，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加之孙程上学需要用钱，一心想要改邪归正的孙少军走投无路，最终走上抢劫杀人的道路，被判处死刑。面对命运的捉弄，个体生命所受到的冲击是持续存在的，它转变成人生的阵痛，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拉扯着人们的伤口，使之无法摆脱。这是一种生命个体面对时代洪流的无奈，而班宇始终带着悲悯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生命。
在小说叙事中，创伤书写是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表达。比如人物下岗后，感觉人生被打折了，像商品一样被打了三五折，于是，同样下岗的人有了共鸣。而有时候，下岗是“厂区里总有下岗职工出现，有来办手续的，也有整理物品，或者跟工友叙旧的，甚至还有一觉醒来，照旧上班，到了单位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下岗，不知何去何从，围着厂区骑车绕圈”[9]的不适应。突然的身份转变往往会让人恍惚，而选择逃避与尽力掩饰失业的痛苦，同样是一种面对创伤的方式。
班宇写个体，写父辈的经历，写“子一代”的迷茫，写小人物面对时代洪流的挣扎但他真正要表现的是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那些没有跟上时代巨变的人们所受的创伤。面对这种创伤，不同的人有着不一样的表现，有的自甘堕落，有的则破釜沉舟，积极寻求突围。
值得注意的是，班宇的创伤书写并非毫无章法的宣泄控诉，而是通过对“真实性”的追求和对文本叙事的控制，“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中和作家、文本，以及支持文本生产的话语权力之间达成相同的对‘创伤’的认知，通过展示、控诉、批判的一系列仪式化程式，完成对人们内心普遍恐惧、压抑的泄导来使人们精神和心灵的伤痕淤积得到释放和治疗”[10]。而在语言运用方面，使用东北幽默诙谐的方言，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文中的创伤苦难。
三、“坠入水底”与“浮出水面”：“越冬”精神的有力传达
班宇的《冬泳》在集中书写下岗工人的处境时，虽然充满着对于苦难表达的荒寒之感，但仍有对于光明未来的温情希望之光。
孙旭庭的外号是“盘锦豹子”，尽管他经历了家人离世、下岗和不幸的婚姻，但他对于生活仍充满热爱。在贩卖盗版光盘后，孙旭庭最终在家附近开了一个彩票店，迎来人生的第二春，在困境中收获了来之不易的幸福。在小说中，孙旭庭经历了两次“奋力的嚎叫”，一次是孙旭庭父亲去世摔盆时人们对他的鼓励，一次是前妻欠债把房子抵押，收债人到家看房时孙旭庭自己的呐喊与怒吼。孙旭庭有着顽强的毅力与乐观精神，在连续遭遇祸患时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凭借敢闯敢干与吃苦耐劳的精神突出重围，最终守护了自己所爱之人。他的身上也体现了东北地域文化精神。
在《肃杀》中，“我”的父亲下岗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以“拉脚儿”为生，即使遇到恶劣天气也要坚持出车。家庭经济压力本来就大，而妻子又不幸患癌，家里唯一谋生的工具摩托车又被肖树斌骗走，即使在这种至暗时刻，父亲也挺过来了，最后在供暖公司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反观小说的另一角色肖树斌，他明知“我”家正处在非常艰难的阶段，还是利用父亲对他的信任骗走了父亲赖以谋生的摩托车，让“我”家的情况雪上加霜，而这一行为却是为了满足他对于看球赛的热爱。就如研究者王琨所述：“当他置身于一群摇旗呐喊的群体，可以自由地挥洒自己的激情与欢呼时，想必是他抛却尘世艰辛的逍遥时刻。”[在意识到被骗后，父亲苦苦追寻肖树斌及摩托车的下落而不得，直到有一天“我”和父亲在看完球赛回家的大巴上隔着玻璃窗看到了摇旗呐喊的肖树斌，但父亲最终也没有去追问责备，而是默默离去。这是他对心中执念的一种释怀，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
在《枪墓》中，孙程目睹了杨树对父亲孙少军的羞辱，时隔多年后，孙程再次遇见杨树，他想复仇却最终没有下手，而是用父亲当年留下的唯一一颗子弹打死了他家看门的一条老狗。比直接杀死仇人更有效的是让他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多年前父亲丢失的尊严被这颗子弹再次拾起，父辈与子辈的命运重叠，孙程在此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
在《空中道路》中，当下岗潮袭来时，班立新的工作任务变重了，但工资变少了，尽管自己的处境也不好，但在劝别人时，他仍然怀有希望，“树挪死，人挪活，别太担心，总有出路”[12]，展现了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在《工人村·古董》中，古董店的老孙本来是一位颇有良心的店主，从不参与文物造假。直到有次他到乡下去收古董时，先前淳朴善良的村民欺骗了他，把低价陶罐高价强卖给了他。在世风日下的环境熏陶中，他也异化成村民的同类。
在《梯形夕阳》中，当“我”好不容易收回了部分资金，却被告知科长和柳会计卷款私奔，那种震惊与无奈，以及面对两位女性情感的抉择，将“我”从一个困境引向另一个困境。
在《工人村·超度》中，董四凤和李德龙作为下岗工人，组了个“龙凤传奇”的组合，以阴阳师的身份进行坑蒙拐骗，小说对二人设坛做法的描写充满荒诞感。
在小说《冬泳》中，“我”扎入水后看到的不只是黑暗，还看到了星辰、雪和幻影。尽管班宇小说的底色是苍凉的，但他传达的内容，本质上仍蕴含着一种温情。“水”在班宇小说集《冬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结冰的水面”，有的人缴械投降，逐渐沉入水底；有的人表现出的则是敢于破冰的勇气，最终迎来富有生机的春天。这种勇敢、乐观与坚毅的精神，正是班宇所要传递的“越冬精神”的核心。
四、结语
班宇小说集《冬泳》中的风景作为一种话语载体，隐含着深层含义，赋予了城市书写更广阔的表达可能，也建构了一种情感的审美意义。处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在面对创伤时的不同表现，将其引向不同的命运走向，由个体而指向更加宏大的历史，尽显班宇的历史意识与群体关照。班宇小说中对于个体生存困境的隐喻，呈现出其创作的现实面向，在荒寒的底色之下，是对个体生命浓厚的温情与关怀。小说中所呈现的“越冬精神”，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体现了作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贺仲明．文学风景中的权力与传统：以“十七年”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为中心．文艺研究，2023（8）：91.
[2]郭晓平．隐喻机制：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的一种叙写策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9（2）：104.
[3]段义孚，张箭飞，邓瑷瑷．风景断想．长
江学术，2012（3）：45-53.
[4]
[5]
[7]
[9]
[12]班宇．冬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39，51，61，67，65.
[6]
[8]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7，85.
[10]曾艳钰．后“9·11”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功能及政治指向].当代外国文学，2014，35（2）：9.
[11]王琨．论班宇后工人时代的人物书写]新文学评论，2022，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