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歌辞作为国家礼制的重要载体和内容，长期伴随礼制收录于正史中、活跃于史学领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材料。然而，在文学领域，郊庙歌辞因其与仪节、仪乐配合的功能属性，又常被视为庙堂文学，未获重视。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值得关注，即郊庙歌辞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史学领域进入文学场域？其在后世的传播情形又具有怎样的特点？本文试以汉魏六朝郊庙歌辞为例，从接受史视角，分析该时段郊庙歌辞在后世的传播、接受情况，以期对郊庙歌辞展开更全面的认知。

一、正史乐志：唐前歌辞辑录的主体形态

周道缺，礼乐衰；秦火起，速其亡。礼乐文化受到重创，尤其是“乐”。较之音乐，歌辞则因文字书写得以留存。本文所谓“歌辞辑录”，指歌辞名称及歌辞文本俱收录的情形。以其完整形态为参照，更能展现歌辞的后世流传特点。目前，从传世文献记载看，唐前史官在汉魏六朝歌辞的辑录上表现出较自觉的意识。

关于汉郊庙歌辞的辑录，可追溯至《史记》。《史记·乐书》有三处相关记载。

一为《三侯之章》：“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1汉高祖刘邦死后，其生前创作的《三侯之章》用于沛宫原庙祭祀。

二为汉武帝时期的“十九章”，以及《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篇。汉武帝构建郊祀之礼，组织文学侍从创作诗歌，并由协律都尉李延年谱曲被之管弦，最终在祭祀典礼中搬演。作为武帝朝的大事，这些歌诗作品虽广为流传，但由于《史记》只记录了歌诗称名而未录文本，因此不计人本文所统计的已录歌辞数量。

三为“天马”祭歌。《史记·乐书》记载了两篇关于“天马”题材的诗歌，一是“歌曲曰”，本事为在渥洼中获得神马；一是“歌诗曰”，本事为伐大宛时所获“蒲稍”千里马。然而，以天马歌诗用于宗庙祭祀，遭到中尉汲黯的异议。因此，从辑录歌辞的数量来看，《史记》共辑录三首。

不同于司马迁的“世多有，故不论”，班固在有汉一代祭祀歌辞的记载上要详备得多。《汉书·礼乐志》辑录郊庙歌辞，包括《安世房中歌》十七章[2和《郊祀歌》十九章[3。这里《郊祀歌》十九章，即《史记》中仅有称名、未录歌辞的“十九章”。班固不仅对“十九章”冠以“郊祀歌”之名，且对其中的每一章都辑录了称名与歌辞；而对于《安世房中歌》十七首，班固仅辑录歌辞。陆侃如指出：“各章标题大都失传，只剩‘桂华’与‘美若’二题。”[4因称名缺失，引发对其是否为祭祀乐歌的争论。对此，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指出，这一误解来自对“房”字的阐释：“‘房’本古人宗庙陈主之所，这乐在陈主房奏，故以‘房中’为名”[5，由此力证《安世房中歌》为宗庙乐章。事实上，班固以“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的话语，已表明这两组歌诗的祭乐性质。因此，班固《汉书》辑录的郊庙歌辞包括二组歌诗，以及前文论述的高祖原庙歌诗，共计三十七首。

《后汉书》记载了东汉时期的礼乐制度情况，注文中收录了汉明帝永平三年（60）所制《武德舞歌诗》，《乐府诗集》又称《世祖庙登歌》[，仅就正文而言，《后汉书》并无歌辞辑录。

关于曹魏郊庙歌辞情形，传世文献中尚未见到歌辞的留存情况。萧子显《南齐书·乐志》认为，曹魏沿用了汉代郊祀歌诗。关于宗庙祭歌，《宋书·乐志》记载了缪袭的奏议，从中可知，曹魏通过制歌辞和改乐名的方式，进行本朝宗庙乐制作。“制歌辞”者，指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诗》，沈约撰写《宋书》时已亡佚；“改乐名”，指将汉《安世歌》名称改为《享神歌》，并无新辞制作。因此，纵观《三国志》《宋书》，皆无曹魏歌辞的相关辑录。

最早对两晋郊庙歌辞进行辑录的是沈约《宋书》。《宋书·乐志》中有两处提及晋朝歌辞的创作情况：一处是晋武帝泰始二年（266）改制郊庙歌，歌辞为傅玄创作的两组郊祀歌和一组宗庙歌，即《郊祀歌五篇》[8《天地郊明堂歌五篇》[9《宗庙歌十一篇》[10]；另一处是晋时曹毗、王珣等人增造宗庙歌诗《江左宗庙歌十三篇》。

统言之，两晋郊庙歌辞共三十四篇。南朝宋郊庙歌辞亦收录于《宋书·乐志》，包括王韶之所撰歌辞七首，以及颜延之所作南郊登歌三首、殷淡所作章太后庙乐章、宋明帝所作宣太后神室庙歌。综合两晋与南朝宋的歌辞情形可知，《宋书》共辑录的郊庙歌辞数量为七十一首。

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记录礼乐文化制度。《乐志》篇以祭祀类别分述南郊、北郊、明堂、雩祭、太庙、籍田等礼制因革及歌辞创作情况。根据笔者统计，南郊乐舞歌辞十三首、北郊乐歌辞六首、明堂歌辞十五首、雩祭歌辞八首、太庙乐歌辞二十一首、籍田歌辞两首，共六十五首。

梁、陈两代郊庙歌辞的收录，从传世资料来看，当以唐人为先。唐人撰史者众多，如房玄龄的《晋书》、姚思廉的《陈书》、魏征的《隋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等。而记载有汉魏六朝郊庙歌辞的，则只有《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这两部史书在简略地追溯了前朝乐制因革后，将重点转到各自关注的朝代上。其中，房玄龄的《晋书》专注于晋朝的乐制文化，而《隋书》则对梁、陈、北齐、北周的乐制文化都进行了记录。或许朝代众多，加之各朝代在礼乐创制中的关注程度不同，很多祭祀乐章出现重复现象，而《隋书》在记录这些重叠章句时，仅以文字标注，如“其入出之仪，同四郊之礼”[]

至于郊祀、庙祭歌辞的同用现象，《隋书》将这些差异文字以符号标识出来，如以“北郊云”的形式，插入他歌中。虽省文，但并不能清晰地展示辑录情形。总之，翻检《隋书》，总收录梁陈郊庙歌辞，凡三十六首。

相反，《晋书》因其一代之录，而清晰得多。在体例上，仿前史之例，即先述因革，后录歌辞。《晋书》收录傅玄所作郊庙歌辞，包括祀天地五郊夕牲歌、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飨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天郊飨神歌、地郊飨神歌、明堂飨神歌、祠庙夕牲歌、祠庙迎送神歌、祠征西将军登歌、祠豫章府君登歌、祠颍川府君登歌、祠京兆府君登歌、祠宣皇帝登歌、祠景皇帝登歌、祠文皇帝登歌、祠庙飨神歌二篇，共十九章。

唐人对祭祀歌辞的辑录，除了见诸史书，在类书中也有相应记载。例如，《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乐部三·歌》辑录了宋、齐、梁三代祭祀歌辞。从名称上看，选录宋明堂歌辞六首、齐郊庙歌五首、梁郊庙歌五首，共计十六首，且在总称名上首次冠以“郊庙歌”三字。

综上可知，唐前对汉魏六朝郊庙歌辞的辑录，主要以《史记》《汉书》《宋书》《南齐书》《晋书》《隋书》等正史为主，伴随各朝代礼乐制的记载穿插其间，成为考察各时期国家礼制的重要材料，表征为国家礼制重要载体的特点。

二、诗歌总集：宋明歌辞辑录新变

宋代文人表现出较强的辑录歌辞意识，有力地推动了诗歌总集编纂的繁荣。事实上，诗歌是通过汇集形式进行传播。南朝梁萧统《文选》出现，其中选录了颜延之三首郊祀歌，开启了郊庙歌辞从史学领域向文学场域的迁移。而至宋时，诗歌汇集达到高峰。这方面的代表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和陈仁子的《文选补遗》。《乐府诗集》将唐尧至五代的乐府诗分为十二类，按朝代先后进行辑录，先郊祀歌，后庙祭歌。又在每一类目下，以题解的形式备注郊庙歌辞的相关背景知识。无论是体例上，还是内容上，《乐府诗集》都清晰地再现歌辞的辑录情况。在乐府诗之外，又增入后人拟作，以古辞在前、拟辞在后的形式进行区分，但在统计数量时，则不能将拟作算入内。除去拟作，《乐府诗集》收录汉魏六朝的郊庙歌辞共计一百九十八首。

在郭茂倩之后，南宋的陈仁子有感于前人诗歌辑录有遗漏，且诗赋在奏疏之前，有“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12之嫌，遂作《文选补遗》，遍搜先秦至萧梁间先儒之作，补为四十卷。陈氏在书中辑录了汉魏六朝的多首郊庙歌辞，且对诗句、语词作出笺注，亦有歌辞作者考订，如《安世房中歌》中的《日出入》章，对“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3]作出的笺注是：“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日：吾所乐独乘六龙。”表明陈仁子认为《日出入》章的作者是汉武帝。从收录情形看，有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共计三十六章；谢朓《雩祭歌》，包括《迎神歌》八章、《世祖武皇帝歌》三章、《青帝歌》三章、《赤帝歌》三EDHb7nUUQfjtze6KoyAB1Q==章、《黄帝歌》三章、《白帝歌》三章、《黑帝歌》三章、《送神歌》五章，共计三十一章；谢庄《明堂祠黄帝乐歌》《明堂祠白帝乐歌》，共计二章；沈约《禋雅》一章。要之，陈仁子《文选补遗》共辑录郊庙歌辞七十首，表现出歌辞辑录与阐释的双重特性。

如果说宋代郭茂倩在辑录歌辞上树立了一座高峰的话，那么明人冯惟讷也努力尝试建立起另一座高峰。明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当时的文坛掀起复古运动，出现一时选集之风。在此时代风气之下，冯惟讷《古诗纪》辑诗“时代绵长，采摭繁富”[14]，最终历时十四载，辑录上古至隋代诗歌一百五十六卷，总名《古诗纪》。其中，亦单列“郊庙歌辞”一类。在编撰体例上，则以“朝代 + 祭祀歌名 + 章数”的形式，清晰地呈现辑录情形，《古诗纪》共辑录了汉魏六朝郊庙歌辞八十一首。

综上可知，宋至明时期，汉魏六朝郊庙歌辞主要以诗歌总集形式进行辑录，不仅选录一定的歌辞，还对歌辞相关的作者、写作背景、辞意进行注释，从歌辞收录向歌辞解释转向。

三、撰校总集：清以来歌辞辑录的新特点

选诗风气延续至清，清人在编撰诗歌总集的过程中，欲匡正前人之谬，追溯诗歌之源。这种“撰而校”类型的总集代表是沈德潜《古诗源》。沈氏正是看到了明前七子“守唐之弊”，而编诗集欲穷其源。沈氏在编辑体例上遵从“以人存辞”原则，即将所辑录的祭祀歌辞系于诗人之下。但对于诗人不确定的情况下，则依体裁称名。翻检《古诗源》，其辑录祭祀歌辞有两处，一处为“三汉诗”部分，一处为“十宋诗”部分。汉诗卷中，沈氏将辑录的祭祀歌辞总称名为《乐府歌辞》，包括七章郊祀歌，分别为《练时日》《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天马》篇。在卷十“宋诗”部分，沈氏列《郊祀歌》于颜延之名下，其录两段歌辞均未标明章数及章名，故以一首计数。统而言之，沈氏辑录祭祀歌辞共计八首。

在诗歌总集类中，近人逯钦立辑校的一百三十五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值得关注。逯氏辑诗广博完备，在编撰体例上汇总诗歌辑录史，校订各本诗句、语词差异，考证诗名来源，编排得宜，是研究汉魏六朝郊庙歌辞的重要参考资料。逯辑以“郊庙歌辞”总称祭祀歌辞，并依朝代为序，分列汉魏六朝郊庙歌辞于各卷，共辑校郊庙歌辞一百八十九首。通过清以来前贤对汉魏六朝郊庙歌辞的辑录情况，可知辑录歌辞更加注重对歌辞内容的校勘、解释，研究愈加细化。

四、结语

郊庙歌辞作为国家礼制的重要载体，主要收录于正史乐志中，并长期参与国家制礼作乐的构建，呈现为功能性乐歌，具有史学附庸的特点。至南朝萧统编纂的《文选》，单列“郊庙”一类，使颜延之的郊祀歌收录于诗歌总集，以独立文本的形态出现于文学场域，成为刘勰等时人倡导的雅正四言的典范。自此之后，郊庙歌辞的收录保持着正史乐志与文学集类双重路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郊庙歌辞的配乐搬演，因此也留存于《歌录》等音乐典籍中;而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乐府诗主要来自《歌录》，同时作为诗歌总集，故以诗歌集类作为郊庙歌辞等音乐文学作品的收录载体，亦并无不妥。随着收录载体的变化，歌辞的校勘、阐释也进人文学家视野，其乐歌的功能性之外，亦出现歌辞的文学文本特性。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77.

[2]

[3]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46，1052，1046.

[4]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47.

[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7：33.

[7]郭茂倩．乐府诗集[M]．聂世美，仓央卿，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660.

[8]

[9]

[1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65，566，574.

[1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14.

[12]

[13]陈仁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0册）：文选补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541-542.

[14]冯惟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9册）：古诗纪[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