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书写的漫长进程中，文字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被视为记录与传承文明的核心载体。然而，对于众多如苗族这般历史上缺乏系统文字书写的族群而言，其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精微的集体记忆如何得以保存与延续，成为亟待深入探究的学术命题。这不仅关乎对历史真相的探寻，更关乎对非文字文明知识体系与记忆机制的深刻理解。

作为一种深深扎根于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的视觉艺术形式，湘西苗族纸马繁复而神秘的图像系统，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窥探苗族内部世界的重要窗口。它究竟仅是一种服务于祭祀仪式的宗教符号，还是在其线条、色彩与构图的背后，潜藏着超越单纯宗教象征、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结构？由此，本文提出核心问题：湘西苗族纸马的图像体系，究竟怎样凭借独特的视觉语言，铭刻并叙述族群的迁徙记忆与地方性的历史进程？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本文旨在揭示民间视觉艺术作为能动“历史主体”的深层文化角色。[]

围绕纸马这一研究对象，学术界已积累一定研究基础，但研究视角多集中于三大向度。其一，艺术学与美术学领域侧重对纸马造型风格、色彩谱系与雕刻技艺的审美分析；其二，民俗学领域致力于探讨纸马在仪式场景中的具体功能与文化象征；其三，宗教学领域着重剖析纸马图像中所蕴含的神灵体系与原始宗教信仰。这些研究为理解纸马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纸马视为静态的“民俗事象”或“艺术标本”，对其作为动态的、承载族群集体记忆的“历史文本”属性，缺乏系统性深度解读与理论阐释，存在明显学术缺口。

这一研究缺环，需通过与更广阔理论视野对话来弥补。在历史学与人类学关于“历史记忆”与“族群性”的讨论中，学者们早已指出，历史不仅存于官修史册，更生动地蕴藏于口耳相传的古歌史诗、循环展演的岁时仪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物质载体之中。物与图像绝非沉默客体，而是承载情感、规范社会、传递记忆的重要媒介，是凝聚“历史心性”的具象化节点。基于此，本文引入视觉人类学核心理论作为主要分析框架，强调“图像证史”的方法论意义，主张图像与文献同为建构历史知识的有效证据，旨在揭示文字未及记载的社会结构与心态历史。同时，本文借鉴“物的社会生命”理论，将纸马视为一种生命轨迹，跨越制作、流通、使用与意义再创造等不同阶段的文化物，其图像变迁本身即一部缩微的社会史。更进一步，本文将纸马的图谱序列视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档案”，旨在通过图像组合与陈列构建关于宇宙、神话与历史的视觉秩序，为解读湘西苗族的过去提供自成体系的“图像编年”。[2]

此外，本文立足于跨学科整合视角，在系统梳理湘西苗族纸马视觉谱系的基础上，运用视觉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工具，对其图像进行深度“考古学”式解码。通过民族志调查获取一手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旨在深入探究纸马图像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

一、族群迁徙记忆的视觉图谱

作为历经漫长迁徙的民族，苗族的集体记忆不仅通过苗族古歌等口述传统传承，更借助纸马图像体系这一视觉载体得以铭刻与延续。湘西苗族纸马通过神祇谱系、地理符号与仪式图谱的互动，构建出一套以视觉要素编织的“迁徙密码”，形成族群历史叙事的“视觉图谱”。下文将结合民族志与史料，对纸马中的迁徙记忆展开分析。

（一）“在路上”的神祇：迁徙路径的视觉标记

苗族民俗信仰中的神祇体系，不仅是自然崇拜的体现，更是一部镌刻在仪式与图像中的迁徙史诗。湘西苗族纸马呈现的神灵谱系极为丰富，涵盖苗族英雄人物、灶神、农业神、始祖神、财神、猎神、牛神等多元类型，构成融合信仰实践与历史记忆的视觉图景。

作为苗族最隆重的祭祀仪式，“椎牛祭”典型体现这种多重意涵的交织。据《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牛卷）记载，该仪式以酬谢祖先、镶灾祈福为核心，祭祀主神盘瓠关联苗族“神母狗父”的古老传说，折射出深厚的祖先崇拜传统。

在此神灵谱系中，张五郎作为“猎神”形象别具深意。其神格形成既源于苗族历史上渔猎生活的经验积淀，也可能融合盘瓠崇拜与蚩尤部族的文化元素。通过摊戏这一跨越民族的仪式表演载体，张五郎形象在西南多地流传，成为共享文化符号。这些神灵形象的塑造，如猎神象征的威猛守护，与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的迁徙叙事形成深刻互文，将宏观的民族迁徙轨迹凝练为具象化的“路途纪念碑”。

这种将迁徙历史植入神灵形象与祭祀仪式的文化实践，不仅强化了苗族山地生计的传统记忆，更在信仰表达中延续了远古图腾与祖先的记忆脉络，使“在路上”的民族经历通过视觉化神祇系统得以持续叙述与传承。

（二）“异域”的印记：祖源地与故土的回望

从历史维度看，湘西苗族纸马中出现的“龙王”与“水井”等符号，与当地喀斯特地貌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苗族对先民故土的记忆回望。王明珂提出的历史心性理论指出，族群边缘的建构与维持常通过环境符号的残留与变形实现。这些水系符号可追溯至苗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祖源地环境一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曾生活于“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或迁徙途中经历的洞庭湖区、江淮流域等水域环境。这些符号成为苗族跨越时空的“非文字地理志”，以视觉形式记录族群空间历程。[3]

苗族历史迁徙路线为纸马符号提供了坚实的史实依据。根据伍新福《苗族史》考证，苗族经历“自北而南、自东而西”的迁徙历程。这一迁徙路线在《湘西苗族古老歌话》中得到详细印证。古歌记载苗族先后从黄河中下游流域“顺流而下进入江淮平原”，后因战争等原因不断南迁，最终部分支系“顺着云梦泽的支流沅江逆流而上”抵达湘西。在这一漫长迁徙过程中，人群流动与文化交融，进一步强化了纸马符号的象征意义。

二、地方历史进程的视觉编年

湘西苗族纸马的图像世界，不仅是一部族群迁徙的记忆之书，更是一幅动态记录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觉编年史”。它敏锐捕捉并艺术呈现本土生计模式转型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复杂过程。通过对纸马图谱中权力符号、经济神祇与文化符号的辨析，可解读出一部超越文字记录、生动的地方社会史。

（一）“他者”的进入：权力关系的图像叙事

在湘西苗族纸马图谱中，诸如“城隍”“土地”乃至“官兵”等形象的出现与演变值得关注。这些源自国家祀典或代表官方权力的符号进入民间信仰视觉体系，深刻反映了自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对湘西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等治理策略后，地方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发生的剧烈变迁。

湘西的“城隍”纸马在形象上虽借鉴汉地模式，但其面容、服饰及配饰常带有本地化处理，少了几分官威，多了几分乡土气息。而更为典型的“苗疆土地”或“本方土地”形象，则完全脱离汉族地区土地公常见的“福老”形象，常被塑造成身披蓑衣、手持杖棍的本地老者或武士模样，其职能侧重于掌管一村一寨安宁，而非传达国家律令。[④

纸马中“城隍”的出现，可视作国家权力象征性“在场”的视觉宣示。然而，其形象的本地化改造及“苗疆土地”这一独特神祇的创造，清晰地揭示地方文化的能动性。这并非简单文化移植，而是一种“创造性转化”。[5苗族民间信仰创造性地将土地神改造为村寨保护神，巧妙将神祇纳入自身熟悉的文化解释框架之中。因此，这些纸马图像成为记录湘西地方社会所经历社会变迁和民间智慧的独特“视觉档案”。

（二）生计方式的变迁：经济史的微观视角纸马神祇谱系中不同职能神祇的比重与地位演变，为我们可视化地呈现了地方经济史，勾勒出湘西苗族从山地游猎生计向定居农耕文明转型的轨迹。

纸马神祇谱系聚焦两类神祇：一类是与狩猎、林业相关的神祇，以神通广大、掌管山野禽兽的“梅山神”为代表；另一类则是与精耕细作农业相关的神祇群，如“土工土母”“司命”。在较为古老的纸马谱系中，“梅山神”地位显赫，而在后期，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的谱系中，农业神祇数量和中心性显著提升。

这一视觉谱系变迁是湘西苗族生计模式历史性转型的直接物质证据。苗族先民早期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后在迁徙过程中，长时期依赖武陵山区的渔猎采集与刀耕火种。此时，“梅山神”作为狩猎的成功保障，在信仰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随着人口增长、资源压力增大及受汉地精耕细作技术的影响，定居农业逐渐成为更稳定和主要的生产方式。《永绥厅志》等地方史料中便有“苗民渐习农耕”的记载。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必然投射于上层建筑。例如，纸马图谱中“田公土母”与“司命”的兴起，正是当地百姓对土地肥力、农作物丰歉与畜力保障的迫切关注在信仰层面的直观反映。从“梅山神”到“田公地母”的视觉重心转移，生动地铭刻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革命一一从依赖山野赐予的流动性社会，转向依赖土地耕耘的定居性社会。

（三）文化交融的痕迹：族际互动的“符号”证据

作为土家、苗、汉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文化接触带”，湘西地区的纸马图谱呈现出多元一体的视觉面貌，各种文化元素在此碰撞、并存与融合，成为族际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物质性证据”。

在图谱中，我们或可辨识出多种文化来源的符号。例如，土家族巫师“梯玛”举行法事时使用的某些法器图案，可能被吸收进苗族纸马的边饰；汉族道教神祇如“三清”“功曹”等，可能以简化形式出现在复杂的神祇队伍中；佛教的莲花座、祥云等纹饰也可能被借鉴用于装饰本地神灵。这种图像上的杂糅与共生，绝非生硬拼凑，而是经历长期文化互渗后的有机融合。人类学家曾提出“文化的语法”概念，认为不同文化在接触中会形成一套共享的象征符号与理解规则。而湘西苗族纸马正是这种“共享语法”的视觉呈现。世居于此的苗族与土家族在生产生活、节庆仪式中频繁互动。这种动态族际互动过程，在纸马这一民俗载体上留下深刻烙印。潘年英在《民族·民俗·民间》一书中通过田野调查指出，湘西地区的民间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实用性。湘西苗族纸马对“梯玛”文化元素、道教神仙谱系和佛教装饰母题的吸收，正体现当地文化对外来元素的实用主义吸纳和本土化再造能力。[7它记录了地方社会从可能的文化冲突，逐渐走向文化融合的动态历史过程。这些视觉符号证明湘西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形成，是历史上长期、深度族际互动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

本研究通过视觉人类学的理论透镜，对湘西苗族纸马进行超越民俗艺术本体的深度解读。研究发现，湘西苗族纸马绝非一套静止、孤立的民俗符号集合，而是一个动态、层累的视觉历史文本。它以图像为独特叙事语言，以图谱为内在结构逻辑，系统铭刻族群在漫长历史时空中的迁徙创伤、生存智慧及其与地方社会进程的复杂互动。同时，图谱中“他者”权力的进入、生计神祇的消长，以及多元文化符号的杂糅，生动呈现了湘西地区在国家整合、经济转型与文化交融中的历史轨迹。

湘西苗族纸马以其图像的微妙变化，忠实地记录着地方历史进程中权力结构调整、经济模式转型与文化格局融合三个关键维度。它不仅是信仰对象，更是一部以视觉符号书写的地方编年史，以独特的敏感性与持续性，为我们理解国家与地方互动、生计方式演变，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区域层面的形成过程提供无可替代的图像证据。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入挖掘纸马图像背后的更多历史信息，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与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林·亨特．新文化史[M]．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58-162.

[2]沈瓒.五溪蛮图志[M].李涌，重编.陈心传，补编．伍新福，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2：15-18.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81-83.

[4]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101-103.

[5]石启贵．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第三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62-167.

[6]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378-380.

[7]潘年英．民族·民俗·民间[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203-207.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学一般项目“湘黔边地苗汉民族服饰流变与文化交融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BMZ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