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正图解》是焦兹响应时任首辅王锡爵倡议独立编撰以教育皇长子朱常洛的史鉴类蒙养教材。该书编纂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朱常洛出阁读书，焦站担任讲官时。该书共六十则故事，依时间顺序叙述由周至宋历代帝王、贤哲、名臣善可法者事例。”在“器以藏礼”的文化传统中，插图中的坐具、案几、屏风等家具并非单纯的场景陪衬，而是承载等级秩序与伦理观念的物质载体。明式家具的形制、纹饰与陈设逻辑，天然具备“以物表意”的符号属性。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文本思想或版刻艺术，鲜少关注家具图式的独立教化功能。基于此，下文将从空间叙事、情感烘托等维度，具体探析家具图式的教化功能。

一、家具形制的身份表征：明式家具的等级符号系统

明式家具的形制与使用，是明代等级秩序的物质体现。皇室器具厚重繁饰显威严，文人家具简约雅致合审美，庶民家具素面小巧，这是“礼”在器物中的约束。《养正图解》作为皇室教本，家具图式也依此规范，以形制差异区隔身份。

（一）坐具：核心身份的直观标识

在《政术谕下》一图中，主位统治者所使用的坐具，可推测为明式“圈椅”与“宝座”结合的高等级形制（如图1所示）。“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宝座是一种供地位尊贵者使用，且体量庞大、装饰华丽的扶手椅。”[2]宝座在装饰上十分讲究，装饰元素多为草叶纹与云纹。

图1《政术谕下》

从外覆织物的弧形轮廓和其上面的装饰纹样可判断，图中坐具的主体为“圈椅”的半圆形靠背，而织物包裹的厚重体量、搭配的装饰性围边，又强化了“宝座”的威严感，这类坐具仅皇室或极高位者可使用，是核心权力的视觉符号。更7KuV9r3LRU+3RU20cCs61YNvhjUVq5Al0UteXdUI2rU=关键的是，坐具前露出的"脚踏”（明代称“脚床”），作为明式高等级坐具的配套陈设，仅身份尊贵者可配备，既满足“垂足而坐”的舒适需求，更以“坐具 + 脚踏”的组合进一步界定了使用者的特权地位。旁侧侍从与进言者均为站姿，无坐具、无脚踏，通过“有无”与“形制差uy8GtxSnQlVD/Z5fTwetTME2ozxL9azt9uC9Zv5+1sE=异”，清晰凸显出主位的权威身份。

《教子读书》中的主位坐具（如图2所示）是明式“圈椅”的文人士大夫形制。其靠背呈明式圈椅典型的半圆形弧度，扶手前端向下弯曲的“翘角”，是明式圈椅“搭脑外弯、扶手曲婉”的文雅化变体，与皇室宝座的厚重装饰形成鲜明对比。坐具底部的方正框架搭配“卷草纹牙板”，既显雅致又不逾制。同时，坐具前配套的脚踏，虽形制简洁、无繁复纹饰，但仍属明式中层贵族、高级文人士大夫的专属陈设，既呼应了“教子”场景的庄重性，又与《政术谕下》中皇室坐具的奢华体量形成层级差异。从空间布局看，《教子读书》的坐具居于画面中心，两侧侍从、子女以站姿环绕，进一步以“家具 + 布局”的组合，强化了“家长”的核心身份，也贴合明式家具“以器显位、以位定礼”的等级逻辑。

这两幅图的坐具形制、装饰纹样与配套陈设，既是明式家具“因身份定形制、因场景择装饰”的具象体现，也通过坐具的类型、纹饰、配套物差异，将明代社会从皇室到文人士大夫的身份秩序，转化为可视化的视觉符号。

（二）案几：文化地位的物质载体

案几类家具的形制与装饰，同样是明代身份与场景的物质密码。《养正图解》的版刻虽以简约线条呈现，但案几的形制差异仍清晰对应着使用者的文化地位与场景属性，契合明式家具“因用定形、因境择饰”的规范。

在《常读论语》中，室外场景里的长条形画案，以直线条构成长宽舒展的台面，无多余装饰，仅桌腿直足带极简牙条（如图3所示）。这类形制是明式文人士大夫“会友论学”的典型用具，宽大台面适配置书、对谈的需求，简约造型则呼应文人“尚朴”的审美。

图2《教子读书》

图3《常读论语》

而在宴饮、礼仪场景中，案几的形制转向“庄重饰纹”，契合明式贵族家具的等级属性。以《膳斥鲍鱼》为例：这则故事讲述周武王为太子时嗜食鲍鱼，其师吕望以鲍鱼不登俎豆为由拒绝供奉，直言鲍鱼是“非礼所当食也”，借此传递“教养太子需谨守庄重、重视细节”的教化内核。[3对应插图中的宴饮案几（如图4所示），采用明式“翘头案”的变体形制，桌角呈标志性“翘头”样式，桌腿以弧形线条搭配卷草纹装饰。在明代礼制中，翘头案是贵族宴饮、待客的专用器具，卷草纹更是“非平民可用”的装饰符号。二者结合既强化了场景的礼仪规格，也以家具形制直观彰显了使用者（太子）的贵族身份层级。

图4《膳斥鲍鱼》

可见，《养正图解》中的案几形制，并非版刻的随意简化，而是精准遵循了明式家具的等级逻辑，文人场景用“简约素面案几”，契合雅致身份；宴饮场景用“翘头饰纹案几”，彰显贵族地位。案几的形制、装饰与场景的绑定，正是明代“礼”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化呈现。

（三）屏风：空间秩序与礼仪等级的视觉屏障

屏风是《养正图解》版刻插图中高频出现的家具，其形制、装饰与布局既是空间分隔的实用载体，更是礼仪等级与身份秩序的视觉符号。明代屏风的使用被严格的等级规范所约束，尺寸、装饰、摆放逻辑均与使用者的身份深度绑定，这一特征在《养正图解》的多幅插图中形成了完整的视觉系统。

在《爱惜郎官》（如图5所示）与《嘉奖勤学》（如图6所示）两幅图中，屏风虽仅露出局部，却同属明式“带框座屏”的高等级形制。其中，《嘉奖勤学》的屏风边框采用连续回形纹装饰，回纹是明代皇室、贵族家具的标志性纹样，既显规整庄重，又暗含“富贵连绵”的寓意；而《爱惜郎官》的屏风外框，则以缠枝花卉（形态近莲花）与波浪纹组合的纹样为装饰，莲花是明代礼制中“君子之德”的象征，仅高阶贵族与皇室器物可使用，波浪纹的穿插更添灵动质感。同时，两幅图均采用“屏柱一体”的陈设方式，其中，《爱惜郎官》的屏风立柱底部呈莲花样式、柱身饰缠枝纹，与屏风纹样形成呼应；《嘉奖勤学》的立柱仅底部饰“莲瓣 + 缠枝卷草纹”、柱身留白，二者的立柱装饰虽繁简有别，却都契合明宫廷、内室的典型布局规范。

这类“带框座屏”通常置于核心空间，结合场景来看，《爱惜郎官》一图以屏风划分出君主与臣僚的互动空间，屏风虽仅露一角，却以纹样与屏柱形制隐性强化了君主的权威身份；《嘉奖勤学》中屏风居于主位之后，作为坐具的背景陈设，其装饰细节既呼应了“嘉奖贤士”场景的庄重性，又以高等级属性凸显了施奖者的身份层级。

可见，屏风不再是单纯的空间隔断，而是礼仪等级与身份秩序的视觉屏障，其“以屏显位、以纹明礼”的使用逻辑，正是明代“以器载礼”的物质化体现，既以形制界定身份，又借装饰适配场景，让家具成为教化叙事中传递秩序与等级的视觉载体。

图5《爱惜郎官》

图6《嘉奖勤学》

《咨访相材》（如图7所示）与《托相献规》（如图8所示）的屏风，呈现的是明代“折屏”（又名围屏）的形制。这类屏风以多扇屏面拼接而成，通过铰链等结构实现折叠收纳。其既可以展开为半包围形态一一如两图中围合互动空间的样式，也能折叠后灵活移动，因此成为明代高官贵族在室外、庭院等开放、半开放场景中常用的家具。这类折屏既便于临时划分空间，又以形制本身的等级属性，成为使用者身份的一种隐性象征。

两类折屏的装饰与场景适配逻辑各有侧重，其中《咨访相材》的折屏以纯直线条构成，无任何装饰纹样，这种极简样式恰好与室外繁杂的树木背景形成繁简平衡，避免视觉冗余的同时，贴合“咨访贤才”场景的务实调性；《托相献规》的折屏边框则饰有卷曲云纹，云纹是明代礼制中“祥瑞、尊贵”的象征，搭配满密的竹林背景，既以云纹强化了使用者的身份层级，又借纹样与背景的满饰感烘托出“献策规谏”场景VUnloYI3b3dSBCivey8lhw8DlWb28HhfAcmJR7cmScs=的庄重氛围。

这类室外折屏的共同点在于其“功能性优先、装饰适配场景”的使用逻辑。在明代礼制中，室外屏风虽不像室内座屏那样严格限制装饰等级，但仍以折屏这一形制界定使用者的非平民身份，同时以装饰繁简适配场景属性。总体来说，无论有无饰纹，本质都是“以屏定界、以物彰礼”的延伸，让屏风在开放或半开放空间中同样成为身份与秩序的视觉标识。

二、家具布局的空间叙事：场景构建与情感引导

图7《咨访相材》

图8《托相献规》

《养正图解》的版刻插图通过家具的布局与组合，构建叙事空间，引导观者的视线流动与情感共鸣。视觉文化学者米歇尔也在“图像叙事的空间逻辑”相关章节中，探讨了图像空间布局对叙事推进、情感传递的承载作用。《养正图解》的家具布局，既符合明代室内空间的实际情况，又服务于“养正”的教化主题。

（一）空间分隔：叙事层次的视觉营造

屏风是《养正图解》中最常用的空间分隔家具，其布局既契合明代“以屏为界”的室内传统，更能通过空间区隔营造叙事层次，让核心情节与主题更突出。《膳斥鲍鱼》正是空间分隔功能的典型案例。

图中，周武王居于画面中心偏右，身后立大屏风，将空间清晰切分为“核心叙事区”与“辅助背景区”。屏风前的宽硕几案陈置食物，周武王与侍从围案互动，构成“斥食守礼”的核心情节；屏风后的建筑纹理作为虚化背景，既避免视觉杂乱，又以简洁的衬托让观者视线自然聚焦于案上食物与人物互动。

《膳斥鲍鱼》的“屏风后靠 + 几案前置”结构，恰以屏风的空间分隔功能，弱化背景干扰、强化核心情节，让“饮食守礼”的教化主题更鲜明，是明代“以屏定界”空间逻辑在教化图像中的典型体现。

（二）视线引导：叙事焦点的强化突出

在《养正图解》中，家具的布局与造型设计是引导观者视线、强化叙事焦点的核心手段。核心人物常与标志性家具形成互动，借助家具的形制差异、装饰细节及空间位置，观者的目光被自然引向核心情节，从而凸显画作所传达的主题意涵。

《教子务学》（如图9所示）与《托相献规》两幅图均以“半环绕式屏风 + 主位坐具”的布局，强化核心人物的焦点地位。两图均以三折式半环绕屏风构成视觉背景：《托相献规》饰以云纹，《教子务学》绘有山水纹样，繁复的纹饰为画面营造出丰富的层次。而居于屏风之前、主位坐具上的，正是各自场景中的核心人物（君主）。两图中君主的坐具亦通过形制与装饰的差异呼应主题：《托相献规》中君主所坐的交椅，靠背弧形舒展且饰有纹理;《教子务学》中君主的坐具带官帽式搭脑，且人物头戴官冠、衣纹刻画更精细。这种“屏风围合 + 主位家具装饰突出”的布局，既通过屏风的半环绕形态收拢视线，又以主位家具与人物的细节差异，让核心人物成为视觉中心，分别凸显“纳谏”与“教子”的核心情节。

图10《论字知非》

图11《得贤弭盗》

（三）情感烘托：叙事氛围的空间渲染

家具的形制、装饰及空间布局，是《养正图解》渲染叙事氛围、强化情感表达的关键媒介。其高低、疏密、繁简的设计，与主题的情感基调深度绑定，让观者在视觉体验中感知教化的情感内核。

《论字知非》（如图10所示）与《得贤弭盗》（如图11所示）的屏风装饰，以“山水云纹”的意象烘托主题情感：两图的屏风均绘有层叠山峦、流云海浪的纹样，这类装饰在明代被称为“山水屏”。而《论字知非》的场景是君主通过“论字”反思己过，屏风的山水云纹以“开阔意境”烘托“自省反思”的沉静氛围；《得贤弭盗》的场景是君主得贤才以安民生，屏风的流云海浪则以“壮阔意象”渲染“得贤安邦”的舒展情感。二者虽主题不同，但屏风的山水装饰均以意象化的视觉语言，将抽象的教化情感转化为具象的空间氛围。

图9《教子_{dnKSO5D5g89hdqhZlmE4kFb9QWN4dp0M7qLo1juj1W0=}务学》

这类以屏风为载体的情感烘托，并非单纯视觉装饰，更是将教化主题情感内核融入空间细节的叙事策略。屏风上的山水云纹看似是器物的自然呈现，实则是将“自省”“舒展”等抽象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观者凝视屏风的开阔意境时，会自然沉浸于反思的沉静；凝望流云海浪的壮阔时，会悄然共鸣于安邦的舒展。《养正图解》正是通过这二“情感物化”逻辑，让教化突破单纯观念说教，以空间氛围为媒介，让伦理理念在视觉体验中潜移默化浸润心灵，实现从“知”到“信”的情感共鸣。

三、从“养正”图式到理政准则：家具符号的教化内核与政治延伸

《养正图解》中家具图式的形制、布局与符号表达，是以物质载体为锚点，将“储君教养”的抽象要求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行为标尺。《养正图解》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及君主自身德行修养三个层面继承与发展了《帝鉴图说》的“君道”思想，进而同张居正的政治改革实践遥相呼应。[4]

从《政术谕下》中君主坐具的“宝座 + 脚踏”组合里，能读解出“储君当明辨身份、谨守礼制”的身份自觉；从《膳斥鲍鱼》中翘头案的饰纹规制中，可感知“处事有规、进退合礼”的行为约束这些家具承载的等级秩序，是对皇子“正名定分”的日常规训，让“储君之位”落实于言行细节，为其执掌国政筑牢礼仪根基。

当这种储君教养的具象标尺进一步延伸，便升华为君主治国理政的核心伦理范式：《教子读书》中圈椅的文雅形制，对应“尚贤重学、励精图治”的理政导向；《戒君节饮》中屏风的空间区隔意象，转化为“克己守度、明辨是非”的治理逻辑。这些由家具图式传递的教化观念，最终凝结为儒家语境下“以礼立储、以度治国”的政治理想。这既是对皇子个人修养的要求，更是对一代君主执政行为的准则性规范。

四、结语

明刊《养正图解》的版刻插图以家具图式为核心载体，构建了集身份表征、空间叙事与教化传播于一体的视觉体系。《养正图解》中的家具图式通过形制差异呈现社会等级秩序，以空间布局搭建叙事场景并引导视线与情感，借道具符号传递儒家伦理观念，最终以“图文互证”实现“以图载道”的教育目的。这种将教化智慧融入物质符号的表达逻辑，为当代教育文本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也为传统文化可视化传播开拓了思路。重拾传统典籍中物质符号的叙事价值，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能为当代文化创新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林海．撰述、刊刻与应用：《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2.

[2]邵晓峰．《宋代帝后像》中的皇室家具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2（Z1）：59-69.

[3]艾珊歌，宋沛哲．万历“国本之争”与徽派版画的传播：以《养正图解》为中心[]．故宫学刊，2018（1）：114-121.

[4]常文相．《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君道”思想比较：兼论帝王启蒙读本中图像的政治教化意义[]．形象史学，2018（1）：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