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不仅是民族历史发生的空间，也象征民族活动本身。河流构建出的艺术想象空间是流动的、变化的，民族的一切在这个漫长而多变的维度里继承、流淌与嬗变。同时，在地理空间中，河流这一意象可串联起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景观空间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空间，再到现代化时期的融合与离散，本文对河流这一物象与空间场域的重要性进行多层次分析，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阿娜河畔》如何在河流的千回百转中，隐喻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建设史和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复兴史。

一、作为地理空间的河流景观：明净家园的隐喻

地理空间包括自然地理空间与人文地理空间。其中，自然地理空间不仅指受到人类活动轻微影响而未发生显著改变的地理环境，还包含被人类影响而发生显著变化的人造环境。在维吾尔语中，“阿娜”是“母亲”的意思。将河流视为母亲、视为家园，是人类对自然的原始依恋与情感认同。阿娜河的优美景致，构成了河畔边疆建设者生活的地理空间，容纳着两岸人民的伟大建设实践与生活万象，是边疆建设者们的精神归属。

阿舍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她能运用柔美虚静的笔触，展现祖国西北边陲阿娜河忧郁、博大的美景，将艰苦的社会建设史藏在诗意的河流中。在阿舍笔下，西部长河被描述得坚实、平和与安静，构成边疆建设者们自足、美好的自然生活空间。明中启与明雨父女眺望到的阿娜河“河水金光闪闪，不知深浅，河的中央，不时出现一些小小的深色沙洲。大河在父女俩视线最近的地方拐了一个小弯，而后向南，朝着远方更加平坦更加寂静的荒漠缓缓流去，宛如一条巨大的金色游龙”[。阿娜河流域迷人的自然景观，也是明中启等人忽视恶劣环境、热爱此地的理由。阿舍以隽永、绵长的笔调，将河畔环境的艰苦融化，汇入流淌的河流中。

景观不仅包括自然景观，也包括人造景观，小楼、田园、水泵、后院都属于景观范畴。阿舍将对河畔生活风貌的描写化作祖国西北边陲建设时期的一幅风俗画卷：“星星在灰黑色的天幕里无力地眨着眼，远处传来隐隐约约孩子的哭声，传来某家小伙房炒菜下锅油花爆裂的吱啦声，还有涝坝那边某位男人响亮的喷嚏声。”[2]夏夜作为劳动发生的时空背景，温柔地包裹着归家做饭的人群，将他们融入活泼而悠长的韵律之中。岸上的景观，不仅是劳动行为的现场，更是空间被持续改造的见证。人在景观中劳作，而劳作本身又在塑造新的景观。至此，人的存在活动与生活景观发生同构，为河流景观空间注入了实践力量。

景观空间与人的存在深度交融，不再只是由木石与砖瓦堆砌的自然物理空间。而是成为“人的景观空间”，人们得以在自然之河和人生之河的河畔建立起精神家园。在这样的生存场域中，民族的集体性格与精神归宿得以孕育、生长，逐步发展出深刻的责任意识与奉献意识，最终在阿娜河中激荡起有力的回响。民族美德与集体理想集中一体，将阿娜河的景观空间升华为人们的精神家园，阿娜河畔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场域。

二、漫长的历史与延绵的河：蒙太奇史诗

河流是流淌的、延绵的，人们很容易将河流与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时空的延展性联系起来。同时，河流特定的流域及其承载的事件，构成了一个弹性的历史空间，书写了文学历史。阿舍将宏大雄浑的建设史，分解为碎片化、日常化的生活事件，再以河流为轴心，编织蒙太奇式的生活史诗，串联起建设兵团三代人的命运，以生活共同体还原建设者们最本真的生活与最纯粹的奉献。

《阿娜河畔》中的边疆建设史是艰辛的，也是平淡的，却“平淡得如同流传千年的阿娜河那样宠辱不惊，扎实稳健”[3。第一代垦荒者明双全和妻子李秀琴从山东远道而来，建设新疆。但彼时阿娜河畔的茂盛农场却连“地窝子”（在地上挖坑洞做成的简易居所）都不够供应，明双全和李秀琴只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陷入超负荷的劳动中，由于挖渠开沟工作尚未完成，那时的阿娜河难以滋润沿岸人们的生活，人们只能喝苦涩的井水。河流水源的匮乏，成为艰辛创业史的真实写照。

第二代坚守者明中启是明双全的长子，也是茂盛农场的一名教师。随着阿娜河的建设工作进入后期，不少人离开新疆寻求更为优渥的生活，明中启则坚定地选择留在学校，用自己的能力将阿娜河畔的孩子们送去更广阔的天地，即使“他能理解千安和更多人的离开，但千安和更多人却理解不了他的留下”[4]

随着第三代人明珠的学成归来，阿娜河畔人们的生活焕发出新的生机。明珠带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返回农场，不仅为农场的现代化发展注人新动力，而且开始推动传统农垦模式的革新。这不仅是明珠对阿娜河这片土地的主动认同，也是其对历史责任的积极承担，这种选择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中守正出新的张力。

历史不是对已逝过往的简单记录，而是充盈着普通民众的诚挚情感。与路遥的现实主义作品《人生》气势充沛、雄浑激昂的喷涌式抒情不同，“《阿娜河畔》中的情感更为简单质朴，可以说，它打动读者的不是情感的强度和难度，而是情感的纯度”[5]。在《阿娜河畔》中，许寅然与成信秀相爱，彼时二人并不知成信秀初恋石永青的音讯。石永青几经波折来到成信秀身边，许寅然真诚坦然地向其表露自己的内心：“我喜欢小成，和你一样，打算一辈子待她好。但是现在出了这样的事，都怪我，我得负全责。这一屁股的糟心事，我得自己扛，没有理由再让小成跟着我受委屈。小成是个好心的女子，有知识有文化，相貌也好，她嫁给我，多半也是因为我的这条腿。前前后后我都对不住她。我这趟来，不是说要把她还给你，我没脸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人又不是个东西，哪能送来还去的。”在阿娜河畔，人们彼此倾吐着心灵深处的情感，历史如同河流般渗透进个体命运，显得更为真实和生动。

《阿娜河畔》在河流的流动与浸染中，将历史的真实性和虚构性、整体性和个人性、道德感和丰富性，置于一个充满个人真挚情感、充满爱与奉献的流域中，避免了历史书写的符号化倾向，最终在“向善的道德维度”中“彰显历史的大义”，将边疆建设者们的集体记忆统一起来。《阿娜河畔》的故事从阿娜河岸升华为一幅国土缩影，它以独特的叙事范式，将个体命运织成集体的史诗，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成为体现社会关怀、讲述理想传递的蒙太奇史诗。

三、活动地理与河流流量：河流的隐喻

梅新林、葛永海合著的《文学地理学原理》指出，活动地理聚焦于文人群体的“极化一扩散”的群体活动，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阿娜河两岸人们在现代化浪潮中做出的不同历史选择。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下，阿娜河畔的建设者们对阿娜河具有深厚感情，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他们始终带着某种追忆与回望的心理。在“本土之根”与“人生之旅”的不同选择与心境中，来往的人潮逐步打破了阿娜河地理空间的平衡。[阿娜河的持续流淌，喻示着民族共同体精神家园的不断丰富及民族历史文化的赛续。新时代来临，中华民族共同体如同河流般不断汇集，逐渐变得充沛。在时代的波澜中，有的人离开阿娜河畔奔赴其他地区，一如河流奔流不息，也会走向自己的新生。作者通过审视地理空间的稳定性与河流意象内涵的变迁，思考中华民族如何面对现代历史浪潮的冲击，这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写作尝试。

《阿娜河畔》将各族人民与各地人民看作河的支流，并追寻这条“河流”的汇集点，建构了极具新疆建设特色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徐则臣在《北上》中提及大运河“作为一个文化符码，（河流）至少是部分地发挥了共同体的黏合功能”8]。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阿娜河畔》中的各色人物与群体，无论去留，在精神文化上依旧魂归阿娜河，并在新的现代性浪潮下孕育着新兴力量。管一歌、楼文君、何相吉等人是来自上海大城市的青年，原本生活条件远比茂盛农场的更优渥，可是来到这贫困之地后，他们没有怨言，反而迅速与当地的建设者们打成一片。例如，来自上海的管一歌收苞谷时误入田野深处，被一只野猪吓晕，迟迟未归。农场工人们发现后全体参与救援，找到了不省人事的管一歌。外来的青年建设者们也被农场的氛围感染，完完全全将自己当作建设团体的一员。

阿娜河是充满吸引力与感染力的空间场域。在阿娜河怀中，边疆建设从无到有、从贫瘠到欣欣向荣。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现代化强劲的巨浪推动着民族之船前行，也冲散了河流充沛的水道。“上海阿拉”们回上海后，“焕发出让自己的生活改天换地的决心与信心”，向往现代生活的种子逐渐萌芽。人们尽数离开，阿娜河的河水已然浑浊，流速变缓。

明千安带着平和的心境与理性的诉求，在现代性历史激烈的进程和短暂的混乱中，试图寻找某种具有超越意义的生活方式。后来，明千安因为保护兄长而身陷图圖，服刑期满后，他决意前往库心岛，重启人生p+oyauZWHgKvZeTsqtTBHg==篇章。“整个库区几乎见不着人影，一望无际的沙漠平湖，黑压压的鱼群，茂密的芦苇荡，白色群鸟任凭外面的世界风雨飘摇，这里只有海阔天空，只有太阳的万丈光芒和星月无尽的清辉。时间在自然界的天里缓缓流淌、穿梭徜徉，快与慢都变得不重要了。”[9明千安在库区感受到了人与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后的精神自由，放下了仇恨和敌意，尽情地享受不被喧嚣吞噬的宁静。在这个空间中，他只属于自己，他将胸襟放宽于天地，让思想肆无忌惮地撕碎自己，又慢慢地让心灵自愈，实现了独立的、形而上的自由。由此可见，现代性危机并非难以摆脱的顽疾，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温馨与踏实的氛围中被淡化的。故乡的阿娜河，不断洗去人生旅途上的尘埃，因为它从来就如此温婉、慈爱，抚慰着两岸各族人民的心灵。

四、结语

在当代文坛，《阿娜河畔》用毫不矫饰的笔调，将波澜壮阔的建设兵团史，描绘成温婉、明快的涓涓长河。在构建精神家园、勾连建设历史与容纳人潮来去的三重维度中，《阿娜河畔》继承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环境式、家族发展史式、社会历史进程式的河流书写模式。借助阿娜河这条“母亲河”的地理文化空间，阿舍去除了生活中的杂质，游刃有余地表现了建设兵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展现了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边陲人民面对“去”与“留”的抉择，呈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生活诗意与建设艰辛并存的历史景观，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与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学想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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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舍．阿娜河畔[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23：

121，468，285，421，88.

[3]

[5]史玉丰．“记忆之场”的建构：论《阿娜河畔》的故乡书写及历史想象]．宁夏社会科学，2025（1）：156，152.

[7]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94-396.

[8]蒋林欣．河流叙事与国族文化想象建构：以徐则臣《北上》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1）：7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