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扎根上海的市民艺术，沪剧的人物塑造始终是时代精神与社会身份的具象化表达。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装旗袍戏”的兴起，到现代戏的多元探索，从民国市民到工农兵，再到文化守护者，沪剧人物身份谱系的拓展与时代语境紧密关联。因此，本文探讨沪剧人物如何通过社会编码与艺术转化成为不同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镜像，以期深化人们对戏曲与时代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沪剧概述
沪剧是上海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在流传过程中受弹词及其他民间说唱影响，逐步演变为说唱形式的滩簧。清代道光年间，滩簧发展为二人自奏自唱的对子戏和三人以上的同场戏。11898年，艺人流入上海并固定在茶楼坐唱，本滩这一称呼由此而来；1914年本滩易名为申曲;1927年后，开始流行文明戏和时事剧；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申曲正式改称沪剧。沪剧以表演现代生活为主，艺术特色鲜明，其唱腔分为板腔体与曲牌体，板腔体以长腔长板为主，辅以短曲和民间小调；曲牌体则多源自明清俗曲、民间说唱及其他剧种曲牌。沪剧伴奏最初以竹筒二胡（俗称申胡）为主，辅以琵琶、扬琴等江南丝竹乐器，后期逐渐吸收西洋乐器及电声乐器，采用复调、和声等技法。在表演方式上，沪剧继承了戏曲传统的“唱、做、念、舞”，同时广泛借鉴新歌剧、电影、话剧的表演形式，与音乐、布景等相融合，塑造了诸多经典人物形象。
二、沪剧“西装旗袍戏”的人物塑造
西装旗袍戏的兴起与民国时期上海的社会变迁深度关联。西装旗袍戏塑造了人物多元化的社会身份，通过服饰符号、生活化表演与情感叙事的结合，实现了人物时代性的艺术化呈现。
（一）时代语境与创作基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作为开埠后的通商口岸，既受西方殖民文化冲击，又经历传统伦理体系的松动，市民阶层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对现代生活的新想象。这一时期，沪剧从传统滩簧转向现代时装戏，其创作基础源于对都市现实的直接回应：一方面，市民群体对身边生活、情感纠葛的关注，催动了沪剧对家庭伦理、婚恋关系等题材的聚焦；另一方面，中西文化交融下的服饰革新，为戏曲舞台提供了新的视觉符号，使角色身份与社会风貌的呈现更贴近现实。[2]
（二）社会身份的典型谱系
西装旗袍戏的人物塑造构建了民国社会的多元身份图景，不同群体的社会属性通过服饰、行为与情感倾向得以清晰区分。第一，新女性群体，人物多为接受西式教育的青年女性。以《叛逆的女性》中的徐纫秋为代表，其服饰以学生旗袍、短发或烫发为特征，在行为上表现出对包办婚姻的反抗，体现出传统伦理松动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第二，知识分子与新旧杂糅的男性角色。这类角色虽身着西装，内心却仍保留着传统的家族观念，如《啼笑姻缘》中的樊家树，便展现了中西方文化夹杂中知识分子的身份矛盾。这些典型形象共同构成民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身份光谱，折射出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价值取向。
（三）时代性的艺术表达
服饰是最直接的身份标识，旗袍的款式差异可用于区分角色的阶层与性格。例如，长款修身旗袍多用于塑造端庄、优雅且富有学识的女性形象，如教师、大家闺秀等；短款俏皮旗袍则常用来展现活泼、灵动且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女性，如女学生、新式职业女性等。同样地，西装的款式、面料及搭配，也能精准地凸显男性角色的身份与地位。例如，精致的英伦风西装搭配领结，往往是上流社会绅士的标配。
此外，在表演上，沪剧突破了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动作，转向贴近生活的肢体语言与情感表达。例如，《大雷雨》中刘若兰与封建家庭的冲突场景，演员通过哭腔与激烈的肢体对抗，展现了人物内心的痛苦与反抗，使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传统封建家庭对个体的压迫，既贴合了当代社会关注个体价值的时代主题，也让传统戏曲的艺术表达更具生命力。[3]
三、沪剧现代戏的人物嬉变
随着社会变革，沪剧现代戏的人物塑造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创作转向始终与时代需求深度绑定。
（一）不同阶段的创作转向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社会语境要求文艺创作服务于工农兵群体，沪剧题材随之转向革命历史与集体生产。这一时期的人物塑造聚焦劳动模范与革命英雄。例如，沪剧现代戏《鸡毛飞上天》通过讲述上海某里弄妇女林佩芬在党的号召下，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创办民办小学的故事。又如，革命历史题材沪剧《芦荡火种》，则以新四军战士阿庆嫂为典型，通过茶馆斗争场景展现其革命智慧，人物身份与政治叙事高度统一，体现了新中国革命叙事的特点。
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思想解放，促使沪剧题材突破单一政治叙事，转向家庭伦理与个体情感的表达。剧中人物身份从阶级符号拓展为多元社会角色，知识分子、企业家等新兴群体进人沪剧的创作视野。例如，《东方女性》聚焦城市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中的困境，通过女主角的情感抉择，展现市场经济初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注重内心矛盾的刻画。又如，《寻娘记》以寻亲故事为线索，探讨传统孝道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剧中角色言行贴近市民生活，生动还原了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体现了对个体命运的人文关怀。
新时代以来，文化自信与城市化进程催生家国情怀与城市记忆书写，沪剧人物的塑造兼顾个体坚守与时代使命，文化守护者与城市建设者成为典型形象。例如，《敦煌女儿》以樊锦诗为原型，书写了其数十年坚守敦煌石窟的人生历程。剧中人物服饰从青年学生装到中年工装，直观呈现了人物的成长，且在表演中融入对文物修复工作的细节还原，展现了个体理想与国家文化传承的深度联结。同时，以上海地域生活为背景的剧目增多。这些剧目通过市民群像折射城市变迁，人物身份更趋立体，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二）社会身份表达的突破与延续
在人物身份表达上，沪剧现代戏既实现了维度拓展，又保留了艺术传统的核心特质。其中，身份维度的突破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阶级身份到个体价值的深化。早期现代戏中的人物多为阶级代表；而《一个明星的遭遇》通过艺人周璇的人生起伏，关注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并在人物塑造中融入对人性复杂性的探讨，让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另一方面是从本土叙事到国族认同的升华。传统沪剧聚焦上海地域生活，而新时代作品，如《今日梦圆》，则以浦东开发为背景，塑造了工程师、企业家等建设者群体，人物身份与国家发展战略相连，体现从“地方叙事”到“国族话语”的拓展。
此外，艺术手法的传承则保障了人物表达的真实性与沪剧特质。一方面，延续了写实传统，表演始终贴近生活逻辑，台词设计保留了沪语方言的生活化特征。例如，《寻娘记》通过将市井俗语融入人物对话，增强了角色的代入感。另一方面，唱腔创新服务于情感表达，“紧打慢唱”等板式变化通过急促的伴奏与舒缓的唱腔对比，强化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张力，使现代情感与传统声腔形成有机融合。这种“写实为体、传统为用”的手法，既适应现代题材的表达需求，又延续了沪剧贴近现实的艺术基因。
四、沪剧人物塑造中时代性与社会身份表达的核心机制
社会语境的编码机制是沪剧人物承载时代性与社会身份的基础，其核心在于将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形象。
（一）社会语境的编码机制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语境直接决定了沪剧的创作重心。例如，民国时期城乡转型与中西文化碰撞，催生了西装旗袍戏对都市情感与伦理冲突的关注，人物身份塑造多围绕新旧观念交织的市民群体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期，集体建设成为主线，现代戏人物随之以工农兵形象为主；而在新时代社会转型中，个体价值与国家发展的结合成为焦点，人物塑造转向文化守护者、城市建设者等多元身份，体现社会结构的复杂化。[4]
此外，服饰作为最直观的符号，样式、材质与搭配直接关联人物的社会阶层与文化倾向。例如，民国时期的西装与旗袍区分新旧群体，西装的挺括与旗袍的剪裁分别对应西方文明与传统改良的身份标识；社会主义改造期的工装、中山装则成为劳动者与革命干部的身份符号，朴素的色调与实用的款式弱化个体差异，突出阶级共性；新时代服饰更趋多元化，如《敦煌女儿》中樊锦诗的服饰从青年学生装到中年工装的变化，既体现了个人成长，又映射了文化传承的时代主题。
（二）艺术语言的转化机制
艺术语言的转化机制是将人物的社会身份与时代性内化为沪剧艺术特质的关键，其旨在通过人物的唱腔、表演及伴奏等要素的协同作用，使抽象的社会属性转化为具象的艺术表达。其中，作为沪剧的核心要素，唱腔的板式与曲调变化直接服务于人物身份的情感表达。例如，板腔体中的长腔长板节奏舒缓、旋律婉转，多用以塑造内心复杂的知识分子或女性角色，如《叛逆女性》中的徐纫秋，通过长腔的迁回起伏，展现了新时代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生活间的挣扎；短曲与民间小调则节奏明快、曲调通俗，适合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场景，如《碧落黄泉》中市民生活的唱段，以小调传递都市日常的烟火气。
此外，沪剧表演历来弱化虚拟夸张的传统戏曲程式，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与提炼。例如，在民国的西装旗袍戏中，人物的肢体语言贴近都市生活，如男女主角的握手、转身等动作，打破了传统戏曲男女授受不亲的范式，展现了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交礼仪；社会主义改造期的表演则融入劳动场景的动作；新时代创作则在叙事生活化基础上增加了对人物的心理刻画，通过细微的眼神、手势变化传递人物的内心活动，如《敦煌女儿》中樊锦诗凝视壁画时的专注神情，体现了其对文化事业的执着。
（三）传承创新的平衡机制
传承创新的平衡机制是沪剧人物塑造保持生命力的核心，其要义在于在坚守艺术本体特质的同时，不断吸纳时代元素，实现传统根脉与现代审美的融合。这一机制体现在题材选择的传统延续与时代拓展上。沪剧自形成以来始终以表现现代生活为核心传统，从民国西装旗袍戏的都市情感，到社会主义改造期的工农生活，再到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与城市变迁，题材虽随时代变化，但始终关注现实、贴近市民。在唱腔方面，传统的长腔长板、短曲小调在现代戏中被赋予新的情感内涵，如通过节奏加快与旋律变奏，表现出人物在动荡时代的焦虑。
五、结语
综上所述，沪剧中人物塑造的演变，是一部微缩的社会变迁史。从民国“西装旗袍戏”中市民群体新旧观念的碰撞，到现代戏里工农兵的集体意志与个体价值的交织，再到新时代文化守护者的理想坚守，角色形象始终回应着时代的核心命题。社会语境的编码，赋予人物真实的底色；艺术语言的转化则让人物的身份表达更具感染力；而传承创新的平衡则保障了沪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魏睿．何为“痴情”，何为“负心”：小剧场沪剧《探情》编剧漫谈[．剧作家，2025（4）：67-71.
[2]沪剧经典《罗汉钱》赴武汉展演，精彩亮相第四届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上海戏剧，2025（3）：40.
[3]张婷婷．小剧场沪剧《探情》：人性深度叩问与多元艺术融合探索[]．上海艺术评论，2025（1）：72-74.
[4]王筱丽.台柱子集结，擦亮海派戏曲名片[N].文汇报，2024-08-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