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是作家张爱玲创作的中篇小说，完成于1943年。故事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迫害的悲剧一生。曹七巧是麻油铺老板的女儿，被贪财的哥嫂嫁给患有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婚后，她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在封建家族里饱受排挤。婚姻的不幸让她将情感与欲望寄托于金钱，宛如被一把黄金打造的枷锁困死在封建礼教与物质欲望的牢笼里，逐渐变得刻薄、偏执。在财欲与情欲的双重压迫下，曹七巧的性格开始变得扭曲，她残酷地操控儿女的人生，用黄金的枷锁扼杀儿女的幸福，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最终成为七巧手中的牺牲品。从自身婚姻的角度来看，曹七巧是可悲的、可怜的；但她在对待子女亲情方面，又是可憎的、可恨的。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张爱玲透过一个女性的悲剧命运，展现了封建制度下金钱枷锁对人性的摧残，体现了她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思考与探讨。

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金锁记》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张爱玲用细腻的笔触捕捉人物的心理，将人物内心的扭曲与时代的冷漠具象化，深化了她对“人性困境”的探讨。小说中塑造的曹七巧的形象既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又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而成为加害者。受害者与加害者双重身份的塑造，展现出张爱玲对复杂人性的思索。

一、人性的扭曲与裂变的特征表现

曹七巧的性格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她从年轻时天真的麻油铺家的女儿，逐渐成为性格扭曲的“恶婆子”。曹七巧嫁给患有“软骨病”的残疾丈夫，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得不到满足，在姜家受尽排挤与嘲讽。30年的婚姻生活就像一副黄金的枷锁，将她折磨成一个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疯人”。从未出嫁时“滚圆的胳膊”到“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一直推到腋下”，在黄金的枷锁下，她逐渐干枯、干瘪，直到生命消逝。病态和扭曲的人性还让她亲手劈杀了儿子和女儿的幸福，在金钱的枷锁里，曹七巧的心灵逐渐扭曲。

（一）对季泽：性压抑造成的心理扭曲

曹七巧本是麻油铺家的女儿，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爷。姜家是大户人家，进门的大奶奶和二奶奶都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曹七巧平民的身份致使她在婆家备受排挤。二爷是个残废，完全给不了曹七巧正常的婚姻生活，姜家也只把她当成伺候二爷的生育工具，私底下连丫鬟都议论和看不起她。在这种压抑和饱受排挤的环境下，曹七巧形成了尖酸刻薄的性格，总是阴阳怪气地攻击他人，一出场就是“谁教我的窗子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建立在利益交换上的婚姻毫无情感可言：“连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想不明白！”丈夫残疾且早亡，情感上的缺失和极度压抑导致曹七巧对“性”极度渴望。她把这种缺失转移到三爷季泽身上，勾引三爷，甚至和他调情。她见到季泽“身不由主地就走了过来”，有时心里又会想着“他倒占起我便宜来了”。季泽为人很放荡，会“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脚道”，最终两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越轨行为，只是在日常中互相调情。姜季泽也只把曹七巧当作一个可以调笑的对象，并没有真正回应她的感情。

在曹七巧眼里，季泽结实、天圆地方、壮实、健康，她对季泽的感情体现了她对健康、正常婚姻生活的极度缺失与渴望。这种对正常婚姻生活的极度缺失导致了曹七巧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使她做出有悖常理和越界的事情。金钱的枷锁与折磨让她极度崩溃甚至发疯，她发牢骚时，向季泽抱怨“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这展现了她内心对于情欲及健康男人的渴望和不甘。金钱像囚笼一样锁住了她，囚禁了她。健康的男人与健康的婚姻是曹七巧一直以来想要的，也是导致她后来心理扭曲的根源。

（二）对长白：病态的控制欲与恋子情节

丈夫早亡、婆婆过世后，分完家的曹七巧带着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出来租房住。长白渐渐大了，开始频繁往外跑，在外赌钱捧戏子。曹七巧为了拴住儿子的心，决意给儿子定亲，妄图用婚姻捆绑儿子，以填补自己麻木而空虚的内心。儿子定亲娶了芝寿后，和七巧待的时间少了，七巧便处处针对儿媳芝寿，甚至说坏话将两口子的私事大肆编排。曹七巧认为儿媳抢了她的人，对芝寿妄加揣测、恶意攻击、甩脸子，甚至把儿媳当成情敌。她把儿子当成丈夫的替代品：“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就连这半个人她也留不住了”。曹七巧不顾及人伦道德，夜夜留儿子烧烟，对儿子表现出疯狂的占有欲。“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七巧还到处宣扬儿媳的秘密和隐私，“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抢占儿子的时间与空间，甚至跟儿媳争风吃醋。这种近乎暖昧和畸形的亲子关系，让芝寿遭受着精神的挤压与毁灭[，并最终逼死了她。

曹七巧在黄金的枷锁和牢笼中心灵逐渐扭曲、异化和疯魔。她毁掉了儿女的婚姻，尖酸刻薄地攻击每一个人，对人伦和道德的僭越又逼死了儿媳。曹七巧一个人的悲剧造成了更多人的悲剧。对儿子病态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使得曹七巧的行为日渐疯狂。为了将儿子拴在跟前，曹七巧哄他抽大烟，丝毫不顾及儿子的身体状况。后来绢姑娘也生吞鸦片自杀了。长白经历了种种不敢再娶。面对疯狂的母亲，长白无力而无奈，最终只能被锁在母亲身边，沦为母亲填补寂寞的工具。病态的控制欲与强烈的空虚感使曹七巧死死地抓住儿子，逼死了两任儿媳。从丈夫那里得不到的便从儿子身上疯狂占有，曹七巧满腔的怨毒都结在长白身上。

（三）对长安：极端金钱至上与嫉妒疯魔

婚后的曹七巧，越发把钱看得比命重要，眼里只有钱、只剩下钱。任何一个走近的人，她都认为是图她的钱，拼命地驱赶与谩骂。分家时曹七巧嚎陶大哭，不顾情面也要闹着多分一点。姜季泽上门想利用旧情让七巧卖田，可七巧认为姜季泽是贪图她的钱，“但凡谈到银钱交易，她总觉得有点危险”。情欲对她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金钱的枷锁深深禁锢和吞噬着她，任何一件与钱有关的小事都会引起她的暴怒，刺激她敏感的神经。曹春熹陪着兄妹俩掷骰子，七巧认为她是想教坏女儿长安，好图谋自己的钱。她数落女儿长安，并向她灌输每个男人都是图她钱的思想。在金钱方面的极端算计让曹七巧的思想被禁锢，以至于媒人来说媒提亲，她也怀疑人家贪图钱财。

曹七巧是不幸的、悲哀的，她看不得别人过得比她好一包括她的女儿。嫉妒和疯魔导致了畸形的母爱和扭曲的人性。曹七巧自己缠足，不顾他人劝阻也硬要折磨女儿缠足。到学校讨要学费，羞辱校长，逼得女儿不敢再去上学。她也间接毁了女儿的幸福。好不容易有人愿意跟长安订婚，曹七巧对女儿冷嘲热讽，骂女儿死不要脸，又拿嫁妆的事阻挠婚事；一会儿又骂姜家，要拆散长安与童世舫的婚事，故意将抽大烟的事情告诉童世舫，败坏女儿的名声。曹七巧百般折腾，最终毁掉了女儿的婚事，断了女儿结婚的念头。曹七巧近乎病态的行为，撕毁了儿子和女儿的婚姻。她这样做，一是要锁住长安，她认为所有接近女儿的人都是图她的钱；二是要把儿女锁在身边，驱逐自己的空虚寂寞；三是要把自己经历过的折磨和痛苦转移到女儿身上，自己不幸也见不得女儿幸福。

二、曹七巧性格悲剧的成因

曹七巧年轻时是健壮的、懂分寸、有生命力的。这从她嫂子的话，如“未出嫁时不过要强些”“也还有个分寸”中可以找到印证。曹七巧的人物形象是复杂的，她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在婚姻中，她是可悲的；在生活相处中，她是可憎的。造成曹七巧性格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

受封建礼教的影响，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奴役和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曹七巧的婚姻建立在金钱利益之上，而非以感情为基础。姜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一般娶的是公侯小姐，麻油铺这样的“小门小户”只能做残废二爷的姨奶奶。七巧嫁入姜家，“妻凭夫贵”这一想法也就彻底不能实现了。阶级制度于姜家上下根深蒂固，连丫鬟和小厮都觉得理所当然，甚至在背后议论出身低微的二奶奶。七巧在姜家深受歧视。在与兰仙套近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3]

社会观念的愚昧落后，封建礼教的腐朽黑暗，人性的压抑和裂变，裹小脚、抽大烟等陋习，种种皆腐蚀人心。姜家对曹七巧百般挑剔，言语中充满嘲讽和不屑，曹七巧试图用语言反击，结果自己逐渐变得阴阳怪气，成了只会发牢骚抱怨的疯婆子。她就像一只金丝雀，被困在笼中，虽然身处富贵之家，却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封建礼教的伦理观念同样给曹七巧带来了沉重的枷锁，使她无处去追求自由与幸福，这枷锁最终把她逼疯。

（二）家庭的冷漠与婚姻的压抑

小说中家庭的冷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曹家，二是姜家。曹家贪财的兄嫂将曹七巧卖给姜家患有“软骨病”的二爷，丝毫不为妹妹考虑。曹七巧怨恨哥哥时说：“你害得我好苦！”姜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等级森严，规矩繁多。曹七巧出身低微，处处受到排挤与轻视，她用尖酸刻薄的言语攻击身边人。被孤立，被嫌弃，没有朋友，长期在这样的空间里，她能够想到的自我保护方法便是用尖锐的言辞攻击别人。[4]

婚姻不能带给她完整的生活、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in5ethbnEFDO3jahI3X4uA==。她从未体验过健康婚姻的浇灌，只有无边的寂寞和空虚。婚后生活的长期压抑与绝望，加上天天面对着“那没有生命的肉体”，曹七巧的内心逐渐扭曲。她内心逐渐失衡，开始变得敏感、多疑，尖酸刻薄地伤害着身边的人。曹七巧被禁锢在婚姻的囚笼里，戴着金子做的枷锁被困在了姜家，成为心理扭曲的金钱的奴隶。也许是在婚姻生活中受到了无尽的压抑，她对情感的索取转移到儿子长白身上，以致做出一系列病态行为，疯狂破坏儿子的婚姻，企图在儿子身上获取在丈夫那里极度缺失的陪伴与慰藉。

（三）贪婪和欲望的膨胀与极端金钱主义

后期的曹七巧对金钱到了一种极度渴望的程度，她的生命里只剩下钱，眼里只看得到钱。她变得对钱斤斤计较，对钱极度敏感，用敏感的神经揣测每一个接近她的人。晚年的曹七巧对金钱的渴望愈加强烈，只有金钱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与掌控感。金钱成为她对抗命运、填补内心空虚的唯一方式。她像守财奴一样紧紧擦着钱财，以至于到了病态的程度。这正是她在婚姻中无法获得幸福转而寻求物质慰藉的表现。她贪婪、自私、恶毒，甘愿在金锁中沉沦。极端的金钱主义在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婚姻是金钱交换，分家是争抢财产，季泽找七巧也是为了让她卖田产，七巧去女儿学校大闹是为了讨回学费。曹七巧生命悲剧的根源与开端是金钱，结局是她在黄金的枷锁里扭曲变形，变成了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疯子。“金锁”是金钱的枷锁，象征曹七巧被金钱所奴役，事事以钱为主，变得冷漠自私;“金锁”也隐喻人性的禁锢，禁锢了曹七巧的身体、自由和人性，使她无法正常表达，只能通过折磨他人发泄；“金锁”还象征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对金钱的无限贪婪和膨胀的欲望困住了曹七巧的一生，黄金做的枷锁牢牢困住了她，使她的一生成为一场悲剧。

三、结语

《金锁记》是张爱玲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以细腻的文笔书写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书中塑造的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金锁”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表达了作者对封建伦理秩序下畸形婚姻观、金钱观的审视，以及对生命自由与个体尊严的深刻反思。张爱玲习惯用冷峻苍凉的笔调描写千疮百孔的人伦情感，其中对女性的心理挖掘尤为深刻。[5《金锁记》不仅展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一位女性的悲剧命运，也呈现了人性的深刻与复杂，对人性扭曲和异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作品超越了个体命运的书写，对整个时代背景下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刘清秀．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命运的悲歌]．才智，2017（9）：229.

[2]王伶俐，陆厚英．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性格悲剧]．戏剧之家，2016（13）：283-286+295 #

[3]韩晶．《金锁记》中曹七巧悲剧命运的三个维度]．文学教育（上），2018（1）：26-27.

[4]张璇．空间与人性：曹七巧人性之解读]大众文艺，2018（17）：30-31.

[5]杨云秀．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解读．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37（8）：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