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1日，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回顾乔石同志奋斗的一生，他崇高的思想品德、为党和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历历在目，被人民永远铭记在心。

一

乔石同志是在1993年3月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经过一番政治动荡，社会上各种观点和势力在争论、角逐。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石破天惊，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对于人们争论的许多姓社还是姓资、中国到底要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等问题，作出了回答，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推动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时候，乔石同志凸显出改革者的本色，在中央高层率先呼应、支持小平同志的讲话。在当年1月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3月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等场合的讲话中，乔石同志都强调指出小平谈话的重要性、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后来，邓小平看到乔石同志在党校的讲话时说，“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讲话了”。

上任之初，乔石同志就充分认识到立法对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根本性作用。他心无旁骛明确宣示，本届人大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发展经济立法。要制定一个五年立法规划，通过这些立法，基本上构建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确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第一次把“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写进了宪法。

乔石同志初到人大，谦逊地说，我对人大工作还不大熟悉，是个“新兵”。而一些人大的“老人”思想上认为，到人大工作是退居二线，职位不重要了，事情不多了，赋闲了，是准备退休的过渡。这种精神状态是无法适应新的形势的。乔石同志在人大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与此恰恰相反，我们这一届人大的任务非常繁重，有很多事情要做，做好这些工作需要重新努力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

人大的同志很快就被这位“新兵”带进了紧张的、快节奏的工作里。为了加快立法，全国人大打破常规惯例，除了过去国务院职能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法律法规草案送呈审议的老路子外，人大还借助社会力量，组织专家学者等研讨各种法案。对于我们过去缺少准备及基础，比较陌生的一些法律，如公司法、破产法之类，乔石同志主张采取拿来主义，借鉴欧美的法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再不断创新完善。同时，还提出允许深圳特区等地方政府有立法权，可以依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建立一些地方法规。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和地方人大各部门工作人员上下一心，开足马力，短时期内迅速制定与通过了诸多法案。

仅仅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20部经济方面的法律和13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初步审议了8部法律草案。《人民日报》记者描述人们的印象说，一年来感到报纸上刊登的法律文件特别多。立法工作令人瞩目，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经济立法硕果累累，立法驶入了快车道。记者指出：一年出台的法律之多，速度之快，创我国立法史之最。并用了“立法丰收年，企业笑开颜”“企业的赞誉是对全国人大一年立法工作的高度评价”等话语来表达兴奋的心情。

五年任期届满，八届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决定草案129个，通过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业银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广告法、拍卖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仲裁法、预算法、审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劳动法等118个。本届NUg6o18pJJvOuxynNNVxaA==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感叹“立法速度前所未有”。

八届人大的又一重大功绩，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的新的重要成果，及时地加以概括，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乔石同志作为中央任命的宪法修改小组组长，主持了这次修宪工作，发挥了卓越的领导作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不能忘记乔石同志和他领导的八届人大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

乔石同志工作干劲十足，雷厉风行，善抓关键和重点，决策具有预判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在他1985—1992年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七年间，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彼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攻坚闯关阶段。经济上在缺乏经验地探索所有制的新形式，物价改革在重重困难中闯关；思想上由于对外开放，西方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大量涌入，未免造成良莠不分，对人们产生一定的影响。毋庸讳言，整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处于有些动荡、混乱的状态。大学校园里学潮时有发生，社会上群体性事件也断续出现，一些地方黄黑赌毒等沉渣泛起，屡禁不绝，个别民族地区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反动势力的策划煽动下，也起来闹事。乔石同志面对的情势十分艰难，担子沉重。

据时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的佘孟孝回忆，乔石同志到任后，出了许多好主意，抓了许多大事，做了许多实事。

首先，在工作和实践中，乔石同志很早就清醒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稳定这个大前提，同时经济发展又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稳定。有些人轻视稳定，一提稳定就觉得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主张改革就要对一切少管、不管，开放就要对一切放宽、搞活，发展就要不受任何控制、约束。乔石同志反对这些错误的看法，反复强调要引导全党、全社会和政法部门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维护稳定，人人有责。”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乔石同志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不乏一些新的重要的做法。对大学生中出现的不满思潮和活动，他提出在高校内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入手，以疏导工作为主，努力消弭事态于萌芽之时，勿使蔓延到街头。在社会上，除了依法发起一波一波从重从快的“严打”，震慑黑恶势力，抑制频发的刑事犯罪外，他还积极倡导、大力推动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并亲自担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现了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社会多方面力量和各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社会问题和犯罪现象的新思路。2018年3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虽然不再设立，相关职能归并到中央政法委，但这样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式一直在延续和实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历经几代政法人和广大群众的努力，现在的中国社会清明，安全稳定，秩序井然，这里面有乔石同志和他领导的政法系统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

在政法战线的斗争中，乔石同志总是不避困难艰险，经常下基层，到现场，上第一线指导工作。

由于头年9月和当年3月拉萨发生骚乱，1988年6月，乔石同志决定去西藏考察调研。去前健康检查时，发现心律有些问题，医生不建议他上西藏高原。但职责所系，乔石同志毅然决然地奔赴成行。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交通、食宿条件远不如现在。公路是所谓搓板路，到处有坑，汽车在路上颠簸得厉害，耗时很长，途中吃饭，就在路边铺开一块毡布，简单解决一下。高原海拔都在三四千米甚至5000米以上，严重缺氧，乔石同志一行在高原上从拉萨、山南、日喀则到林芝兜了一大圈，花了半个月时间，可谓艰辛备尝。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藏族）曾说，这“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到西藏视察时间最长，去的地方最多的一次”。由此可见乔石同志工作作风之扎实、深入。

在西藏调研考察期间，乔石同志与自治区的每一位主要领导谈话，遍访机关、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和寺庙，走进干部、工人、农民、教师、战士、僧人中间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29日，乔石同志在拉萨地师级干部大会上讲话，抓住西藏问题的症结，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扭转和稳定西藏局面的办法。讲话极大地振奋了西藏干部和群众的精神，20年后，在与当年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访谈时，他们仍然对讲话印象深刻，一致认为乔石同志的这次西藏之行使大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给当地的形势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干部和群众重新充满了希望。

1989年3月，拉萨又一次发生骚乱。紧接着，春夏之交，北京出现政治风波，并向各地蔓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不小。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和组织系统的正常运作受到影响，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乔石同志领导全国政法系统，竭心尽力维护和维持着社会的稳定、秩序和正常运转。公安部原副部长顾林昉曾回忆说，乔石同志领着我们坚守在第一线指挥，通过公安部向全国前后发出几十份电报，指导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与事情。有一次，乔石同志在街头遇到情况，身边警卫机灵地助他摆脱险境，为此受到上级的表彰。

1990年4月，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策动的叛乱。经过紧张的工作，事态逐渐平息下来。7月，乔石同志立即赴巴仁乡考察调研，分析动乱的根源，寻求治安之道。

全国各地每天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和案件，24小时不断地汇集到乔石同志的办公桌上。他殚精竭虑、寝食难安，高效率地批示处理。一些事件的真实状况和重大案件的破获8d5c4a2077fe0905cf781bd73fdf784d，常常使这位人们印象中严肃理性的老共产党员也动了义愤，动了感情，激动起来。他在批示里写下：“这份材料读了令人难以平静。”“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然后扬长而去。这是什么问题？！”“打得好！凡是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破坏社会稳定的，必须坚决侦破，依法严惩。”“抓得好！”“破得好！”

可以说，乔石同志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那些年，他以他全部的智慧和奋斗精神，与全国政法战线的同志们一起，开创了中国社会长期基本稳定的新局面。

三

1987年11月，乔石同志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身上又多压了一副担子。

对于查处违法与查处违纪两项工作，乔石同志没有因为身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纪委书记二职，将二者有所混淆，而是从一开始，就作出了清晰的区分和界定。在反腐败斗争中，他反对一些人提出的纪检与政法部门联合办公、共同办案，或有的人主张的政法部门应提前介入纪检部门办理的重大案件，以便以后连线跟踪查处。他认为，违法案件，必须由司法部门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进行查处；违纪案件，则应当由党的纪检机构以党章、党纪党规为准则来查办，在党内查处完毕后需要移交司法部门的再按程序移交。政法与纪检部门各司其职，不能混合、僭越或代劳，否则容易造成以党代法、过度执法等问题。

为了加强对党内违法乱纪事件的监督和查处，乔石同志非常重视纪检系统信访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纪检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他认为，为了党风的根本好转，监督和查处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更基础的是加强党的建设，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加强党的建设，包括党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在乔石同志的领导下，中纪委和下属各级纪检机关严肃查处党内违纪案件，包括一些大案要案，大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纪检队伍自身建设、纪检工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乔石同志一身铮铮铁骨。作为中央纪委书记，任职伊始，他就意识到，“端正党风和纪律检查工作会碰到的、最困难的还在领导这一层”。他多次说过，要敢于碰硬。从严执纪，不要怕得罪人，对说情的要敢顶。他说，我碰到来说情的人，官没有太小的，都比较大。要敢顶，顶就可能得罪人。但是，要把党治理好，对违法乱纪就一定要查。不查会得罪更多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对党失望，让党腐败下去。乔石同志认为，该查的查，该办的办，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这不叫得罪人。他说，当干部要有点棱角。别看我这个人很随和，但我这个人是不好说话的。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曾经有过一位老同志找我，要我提拔他的儿子做大官，由于条件不具备，被我顶住了。这事后来告到小平同志那里去，小平同志找到我，我如实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对头！就这样办！”他还说，有些判案判了死刑的，有人给我家里写信，要求“刀下留情”！乔石同志依然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可见，作为中央纪委书记，乔石同志承受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没有一身浩然之气和硬骨头，是无法干好这个工作的。

要正人，先正己。领导干部要带头，以身作则。乔石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说，对一些不正之风，就是要敢于抵制。有些干部走门路一直走到我家、我这儿。有的拎着东西不敢来我这儿，就送到孩子那里。我就硬堵，我堵住了，我的孩子也堵。他夫人郁文曾告诉别的同志，老乔立了一条家规：有上门送礼的要坚决退回，不管什么人都不要讲情面。

不仅严于自律，严于家教，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乔石同志要求也很严格。全国政协原常委，中国法学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回忆说，1986年，他作为秘书随同乔石同志去南方视察。离开时，当地送给工作人员一些土特产。乔石同志回京知道后严肃批评了他。次月发工资，便立即让他从乔石同志自己的工资里扣除一笔钱，寄给当地，数额远超那些土特产的实际价值。这件事给他的教育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四

乔石同志从中学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做过青年团的工作，后又在东北、西北的钢铁公司从事生产工作，具有丰富、长期的基层实践经验。20世纪60年代，乔石同志到中央部门工作，80年代开始进入中央高层。他先后担任或兼任过中联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在党的中枢机构和多个要害部门工作过，可谓是位高权重。但是，不管在哪个位置工作，乔石同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他的身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他知道，权力是人民给的，手中的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坐在办公室里当不好领导，也当不好干部，做不好工作。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人，一定要接近群众。熟悉乔石同志的人都知道，他特别重视下到基层考察，做深入的调研，倾听干部群众的声音，关心人民生活的疾苦。

湖北省原省长蒋祝平说，乔石同志很关心地方的发展，下来调研，他爱去特贫地区、山区、老区。看到这些地区群众生产和生活的状况，常常表情凝重，总是仔细地看，耐心地问。乔石同志在山西的一次讲话中自己也说，大概全国比较大的有名的贫困山区，我基本上都走过了一遍。

1990年5月，乔石同志视察内蒙古自治区。自治区官方记载，在四子王旗受灾的贫苦农家，乔石同志在铺着一张破席子的土炕上盘腿而坐，问寒问暖。当天他一夜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着受灾群众怎么办。他对贫困群众的生活问得很仔细，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同时要保证农民种上地，争取今年有个好收成。

对于革命老区，乔石同志更是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把老区建设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考察大别山区的扶贫开发工作，不顾劳累，一路奔波，进入好几个市、县，鼓励革命老区人民发扬红军长征、愚公移山的精神，改变山区面貌，使山区建设不断向前发展。退休后，乔石同志仍然关心着老区的建设。身边警卫干部有家乡是大别山区的，他了解到老区存在的困难后，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

乔石同志早年在钢铁公司工作过，他非常喜欢到各种工厂企业考察，了解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春节之际，他到大连机车车辆厂拜年，发现一名老师傅想擦干净手上的油污迎接他，赶忙上前一把握住老师傅的手说：“不要紧，我们的手都一样，祝你新春愉快，全家幸福。”在内蒙古视察，在工厂车间的机器旁，他拉着满手油污的工人，认真地询问工厂和工人的情况，就好像当年他在车间里同样满手油污地和工友们相处时一样。

二是刻苦读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乔石同志一生都在读书。在中学，他是同学读书会的会长、学校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课余时间喜欢泡在图书馆，并且常常热情地向同学们推荐进步书籍，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

据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好不容易弄到一部《毛泽东选集》，每天早上起来读一个半小时左右，不到半年，就从头到尾读完了。进入中央部委工作，他每天早晨跑步回来坚持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因为那时他没事，靠边站，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了许多书。在五七干校劳动不管多累，也要每天一大早起来学习半个小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日理万机，无论多忙，除非有紧急公务，他都要坚持看书学习。出国访问期间，也要带上几本书在身边。对于乔石同志来说，读书已经成了习惯，书成为生命中的必需品，每天不看书就好像缺了点什么。

乔石同志在中联部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相比过去频繁的调动，生活相对稳定。同时由于工作带有研究的性质，他在这个时期的读书学习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边学习边思考，在卡片上摘录革命导师的重要论述和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积累了十几大箱卡片。回想起当年父亲奋发向上、刻苦攻读的情景，次子乔小东说，那时我们家是中联部大院每天清晨灯亮得最早的。为了不影响家人睡觉，父亲用毛巾毯遮挡灯光，毛巾毯被烤糊了也不知道。可惜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及后来多次搬家，现在我们能看到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只有乔石同志学习摘抄《列宁全集》38卷（当时只出版到第38卷）有关论述的几千张卡片。每张卡片编号有序，索引清楚，字迹工整，一丝不苟。不禁令人感叹他当时花费了多少心血和功夫，这在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中也是罕见的，完全可以作为历史文物保存起来。

乔石同志提倡读书，更强调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说，学马列理论，要精，要管用，要真正学到点子上。不要看一大堆，我是看过一大堆的，那一大堆看起来真是看死人啦。可以说，这是乔石同志作为过来人的深刻教训和体会。从他后来的文章和讲话里，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除了偶尔提到马克思、列宁是怎么说的，他更多地、主要地是引用和运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来分析解决问题，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从具体实践中产生的、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有关精辟论断，乔石同志更是熟稔于心，常常为他所用。

乔石同志博览群书，理论功底深厚，为党内高级干部众所认同。这使得他看问题站得更高/h7NFU8WWtpV9fNShBPNBocNkX5fA4oBtclxiJX1ukM=，剖析问题更加深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某部门主管领导提出，让宗教领袖担任一个自治区的政府主席，许多人赞同这个做法，认为这对宗教氛围浓厚、信众众多的地区来说，不啻是一个彰显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团结和便于治理的好办法。乔石同志反对这个想法，他认为，与任命我们党自己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做政府的第一把手有根本的不同，这实质上是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过去政教不分、政教合一的老路上去了。而从前在宗教领袖统治下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大家难道还不清楚吗？现在全世界，包括欧洲，都基本上废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会的进步。后来，这个问题提到邓小平同志那里，被坚决地否定掉了。

世纪之交，苏东剧变，在党内引起极大震动。大家都在议论超级大国苏联为何突然解体坍台，高层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时，认为是由西方和平演变造成的，一度成为主流的看法。乔石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从在中联部时期起，他就非常关注研究苏东问题。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毛泽东内因外因的理论，他深入分析和研究后认为，苏联的消亡，主要还是因为内部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未进行改革，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这个认识，后来为中央采纳。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联的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走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的前列。

乔石同志的丰功伟绩，他的品德、精神和思想，永远为人民怀念！

（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乔石同志原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