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陈翰笙是一位伟大而可爱的老头。他有79年的革命经历，而其中长达25年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李大钊。直到1959年，他才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他童心未泯，88岁时硬说自己28岁，90岁时说自己刚9岁，活了107岁又3天，2004年他逝世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哀悼。胡耀邦称他“是个好老头”。

陈翰笙老有教无类。刘少奇、陈云、宋任穷、童大林等受冲击时，他们的孩子被称为“黑帮子弟”，他就义务给这些孩子补习英语。我的朋友舞蹈家资华筠想出国交流，但不懂英语，翰老也收她为徒。翰老补习过的学生累计300多人，未收分文。我此前是一个初中语文老师，后来想从事文史研究，翰老认为我勤奋好学，对我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我至今收藏有一摞翰老的亲笔信函，他既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这些信都是他在视力仅有0.02的情况下勉力写出来的。

我初识翰老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当时还住在北京东华门一处四合院里。客厅中挂着他夫人顾淑型的画像。他跟夫人于1919年相识于美国，报效祖国的共同理想使他们结为伉俪，相爱到白头。1968年11月5日，顾淑型死于癌症，翰老痛不欲生。此后每年夫人忌日_{tlkILilVkjpDtjx0eCEdScQcqe31vyqzvKYAX0iCyn0=}，翰老都会静坐一天。翰老无子女，我去看他时只有他的九妹陈素雅陪伴照顾。翰老是性情中人，谈到社会上或官场上的歪风邪气，气得直哆嗦。这时素雅阿姨不停地抚摸他的胸口，连声说：“哥哥，哥哥，别生气！别生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这种画面我从未见过，所以清晰如昨。

翰老跟我说他原名枢，因为属鸡，《礼记》中把“翰音”作为鸡的代称，所以小名翰生。后来他在“生”字上面加了一个竹字头，就变成了“翰笙”。他问我哪里人，我说籍贯湖南长沙。他说他对长沙熟悉得很，初中上的是长沙明德中学，高中上的是长沙雅礼中学。我说我中学上的也是雅礼中学。他笑了，又跟我说了一件趣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知道“四条汉子”中有一位阳翰笙，所以要揪斗他。他忙辩解说：“我姓陈，不姓阳。”红卫兵不信，他只得拿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请柬证明身份，红卫兵才散了伙。

我问及翰老1939年至1942年在香港的情况，他说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协助宋庆龄搞“工业合作运动”，动员了2.5万多名失业工人，组成了1700个工业合作社，将经费用于支援抗战。此前“工合”总部的很多贷款都拨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他出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之后，通过廖承志在上海银行的一个亲戚，把2000万美金的捐款转到了延安，他看过一张收据，签收人就是李富春。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创办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第一次向国外报道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在很短时间筹集了一大批物资，支援重建的新四军。

翰老原来是第三国际成员，1935年才转为中共党员。他转入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但他对这两人印象都不好。当时王明读了一份文件给他听，他打断王明，说其中有几个词不妥当。王明说：“这不相干，你听我读完。”他当时就感到王明自命不凡，盛气凌人。康生问他：“谁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唯物主义者？”翰老说：“是不是柳宗元？”康生说：“可以讨论，可以讨论。”当时康生交给翰老一个任务，让他把巴黎《救国时报》的铅字搬到美国纽约去，另办一份《华侨日报》。1936年至1939年，他在美国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联络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翰老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一直把学术研究当作革命工作来干。在中国工业化理论，中国农村调查，南亚、非洲和太平洋问题研究诸方面，都有卓越贡献。晚年，他除了负责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历史”分卷（300多万字）之外，还要顾及《人民公社》《土地改革史（1922—1952）》《保加利亚的农业改革》《苏联的农业机构改革》四部书的编撰工作。他强调，从事外国历史研究必须服从时代要求，他举例说，“现在我在跟非洲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但我们的历史小丛书中，介绍非洲的就很少（当年只有一本《金字塔》）”。在进行农村经济调查的过程中，他感觉到研究华侨问题十分重要。华侨不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行了大力支援，而且西方文明有些方面也是建筑在华工的血汗之上的，所以应该把华工问题当成中国近现代史来研究，当成国际经济问题来研究。翰老主编了一套《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皇皇十卷。他深有感慨地说，有些人口头上整天挂着“无产阶级”这四个字，但不关注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的历史，这样怎么行！翰老跟我谈这番话时，这套《汇编》还只出了3卷，每卷只印了3000册，直至1985年，该《汇编》才由中华书局出齐。在治学方法上，翰老特别反对形而上学。他说，“孔夫子”（指照搬旧传统）加“老毛子”（指照搬苏联经验）等于形式主义，这会害死人。

1980年8月间，我写了一本《许广平传》，因为许广平跟宋庆龄有交往，而宋庆龄又是翰老的密友，我就突发奇想，希望由宋庆龄为拙著题写封面，请翰老转达我的不情之请。翰老果然给宋庆龄去了信。当年9月15日，宋庆龄用英文写了回信。译文是：“亲爱的朋友：我的右手再次受伤，所以手腕无法控制毛笔，关于这位作者的请求，我有一个好建议：廖梦醒是许广平的好朋友，而且她写的中文真的非常好。所以叫辛西娅·廖（即廖梦醒）为他写是最适合的。她的地址是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七组三十八号。我相信，为许广平做这件事，她会感到光荣的。匆匆，SCL（宋庆龄的英文缩写）1980年9月15日。”

我清楚地记得，这封信是宋庆龄派身边的工作人员送到翰老家的，没有通过邮局。翰老阅后直接交给了我。我兴奋得没有对他表达谢意就骑车直奔廖梦醒大姐家。当年我住在复兴门外，离廖大姐的宿舍很近。我到达时，她正独自一人吃晚饭，表情既慈祥又严肃，因为我毕竟是一个陌生人，又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廖大姐接过信后只溜了两眼，即刻放下饭碗，到书桌上写了“许广平的一生”这六个大字。这个书名是翰老改的，他认为比《许广平传》要好一些，理由我并没有听明白。1981年5月，我这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对于宋庆龄、翰老和廖大姐的这份恩情我将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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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研究鲁迅后期的革命活动，我曾向翰老了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情况，翰老说，1931年8月，蒋介石政府缉拿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宋庆龄用英文写了一份抗议宣言，派他送到申报馆，转交《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蔡元培也写了一封保释信，请他送交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但是36岁的邓演达仍然被蒋介石杀害了。这件事，让宋庆龄深感有必要组织一个团体，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于是，1932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等为执行委员。鉴于翰老的特殊身份，宋庆龄建议他不要正式参加这一团体，只秘密协助同盟开展一些活动。之后陈翰笙参加过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牛兰夫妇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1931年6月以“国际间谍”罪被刑拘。宋庆龄为牛兰夫妇聘请了一名瑞士律师，翰老负责在宋庆龄和这位律师之间传递信件。宋庆龄还通过史沫特莱跟翰老单线联系，经常护送一些处境危险的革命者安全离开上海。目前有人质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历史作用。我认为这个团体的确有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和苏共（布）的背景，但同盟不仅营救过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革命者，也为刘煜生、林惠元等被侵犯人权的普通人伸张过正义。正因为这个团体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构成了威胁，国民党特务才暗杀了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鲁迅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悼杨铨》，可见同盟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1982年12月底，我拜访翰老时，谈到自己参与编撰《鲁迅大辞典》，其中就有介绍他的词条。鲁迅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说：北新书局“已多出关于政治之小本子”，“陈翰笙似大有关系，或者现代派已侵入北新，亦未可知”。翰老1924年从德国留学归国，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时年27岁。因为他是欧美留学生，曾为《现代评论》周刊撰写国际问题评论，被鲁迅的论敌陈西滢称为“吾家翰笙”，故鲁迅把他跟陈西滢统称为“现代派”。翰老跟我解释说，“这是一个误会”。他那时在北大任教，1925年3月，李小峰创办北新书局。李小峰原是北大学生，又是北大新潮社成员，希望翰老写点外国历史读物，翰老认为，学术专著的读者面小，不如多出版些普及读物，于是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国际新局面》，另一本叫《人类的故事》，交北新书局出版，每本3万字左右。他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跟北新书局毫无关系。

翰老补充说，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他从日本回到上海。有一次在上海邮政局的一个大厦跟宋庆龄秘密会晤，鲁迅也在场，跟鲁迅仅此一次会见。至于他对鲁迅的间接了解，主要是通过两个人，一个是史沫特莱，一个是茅盾。史沫特莱跟鲁迅和翰老都熟。茅盾曾到他北平东华门大街的寓所来谈过鲁迅的事情。此外，1951年1月底，他在北京饭店参加宴会，旁边两位女性：一位是许广平，另一位是杨之华。这就是他跟鲁迅全部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鲁迅跟宋庆龄曾秘密会见，我是从翰老这里初次听到，鲁迅日记中并无记载，但我相信翰老的说法。鲁迅在《华盖集续集·马上日记》中写道，他的日记“写的是信件往来，银钱收纳，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鲁迅会见红军将领陈赓，是确凿的史实，同样也未写进日记，否则就谈不到“秘密会见”了。

翰老给我留下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传统价值观，但翰老不这么想。1951年，周恩来总理请他吃饭，动员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翰老对周总理说：“你今天请我吃中餐，我用惯了筷子、调羹，吃起来很痛快，如果请我吃西餐，我用不惯刀叉，那就心烦了。”周总理不让他为难，当即表示：“那你就担任外交部顾问好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席的陆定一曾有一次建议翰老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同样也推辞了。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翰老正好跟北大同庚，北大学生坚持要翰老讲几句话，他还提到不要当官迷，要好好读书写书，特别是要培养青年人才。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篇名文。毛主席提倡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心中翰老就是这样的人。

（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