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同时嘱咐黄埔军校同学会要牢记建会宗旨和政治使命，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希望广大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不忘先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廖仲恺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功臣，与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通力合作，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扫除了创建黄埔军校的障碍，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扫除创建黄埔军校的障碍

廖仲恺虽未直接参与同盟会早期的青山军事学校和中华革命军的创建过程，但是，他对孙中山的建军思想非常了解，尤其是国民党倾力扶植的军事力量陈炯明叛变之后，廖仲恺更加认识到自主培养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在写成《国防计划》一书的目录之后第一时间致函廖仲恺。在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上半年期间，孙中山的顾问中几乎只有廖仲恺一个人鼓励孙中山探索苏联援助的可能性。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发表。3月底，廖仲恺与越飞围绕《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讨论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苏俄援助筹办军官学校及派代表团访苏等问题。

1923年10月18日，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4日，又被任命为本部改组特别会议召集人。10月25日，廖仲恺被任命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执会”）执行委员。11月，陈炯明攻占石龙，广州告急，12日，负责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临时中执会举行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动员国民党人组织“义勇军”，拟以广东高师为训练基地，请党中军人负责训练，以保卫广州。此后，廖仲恺起草《本党义勇军组织法》，并在11月15日中执会第六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确定设立供给部、委派军事专家监督工人和辅助教员从事训练等。同日清晨，陈炯明部再次展开进攻。但此时鲍罗廷提出的把土地分给农民，工人享受八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一天，团结工农以保卫国民党岌岌可危的政权的建议仍然遭到一些国民党领袖的反对。廖仲恺认为国民党一直表示信仰主义，但从未把一个付诸实践，并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赞同鲍罗廷的法令，以挽救国民党的政权。11月26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义勇军问题展开讨论，确定建立国民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备一事。

1923年12月12日，廖仲恺主持召开上海各分部代表会议。会上廖仲恺谈到其对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感受，即国民党的组织松散，力量非常薄弱，努力的只有极少数人，犹如“沙上筑室，绝无基础”，因此必须改组。此前，廖仲恺在12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年前已感觉到本党的若干缺点，但不知究竟在何处”，“广州政治上有三次起伏，一为元帅府，二为总统府，三为各军逐陈，请孙先生回粤。这三次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而失败，而党之极力培植的粤军竟也成为攻击总统府之人，可见加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徒赖军队，不过终为军队所用而已，遑论改造国家！”“吾党情形不甚乐观，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历史而已”。廖仲恺反思了同盟会成立以来，由于没有精密的组织，即使历经改组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形势仍然不甚乐观的现实情形，认为党的权威源于组织，指出必须要从下层“作工夫”，最主要的是在党义的感化下，使士兵成为有主义的士兵。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仲恺与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紧密配合，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1月28日，方瑞麟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对此，李大钊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并发言驳斥。廖仲恺发言指出，只要共产党能够服膺三民主义、诚意革命，并且革命彻底，那么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则是国民党一个新生命。毛泽东利用廖仲恺这个有力发言的契机促使大会通过了廖仲恺等人起草的章程草案。1月30日，廖仲恺提醒委托各代表，包括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勿忘介绍黄埔军校学生一事，与此同时，廖仲恺还与苏联派驻中国的代表亲密接触。

二、筹备黄埔军校的草创

廖仲恺与蒋介石曾就黄埔军校开办一事来往函电数封。1923年8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三个月左右的军事、党务经验学习。11月29日，蒋介石启程回国后并没有立即回广州汇报，而是返回浙江。12月20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称“学校急待开办”，请其速回广州与鲍罗廷商量。22日，廖仲恺与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又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并嘱“此事或较省长问题为尤重”。26日，三人再次致函蒋介石，称“党事较一切为重”“省长问题尤在其次”。28日，廖仲恺手启复函致蒋介石，称其党务改组后，不可有惰气。直到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才回到广州。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指定黄埔长洲岛为军校校址，2月6日，设立军校筹备处。其间，由于蒋介石擅自回上海，2月23日，孙中山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25日，廖仲恺致电胡汉民，托其劝蒋介石回广州。同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劝其事竣即归。3月7日，廖仲恺致电胡汉民，称蒋介石不回广州，造成军校骑虎难下的局面。3月10日和17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盼其速归。由于3月14日，蒋介石发长函给廖仲恺，说明其不赞成孙中山学习俄国的经验，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廖仲恺在3月18日复函蒋介石，盼其即归并图更始。3月21日，廖仲恺再次致电蒋介石，从救国立场出发，望与蒋介石等一同担起此责。3月24日、25日、26日和30日，廖仲恺均致电蒋介石，除盼其速归外，还提到黄埔军校投考学生太多，定额太隘，取去甚难等情况。4月1日，廖仲恺与李济深同劝蒋介石归。4月20日，蒋介石终于返回广州。另外，廖仲恺曾与蒋介石联名就设立革命军事研究会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函，初步确定了研究会的内容。函中提出，“站住科学的立场，不忘时代的背景，研究的内容才能真确，研究才有意义”。由上可见，廖仲恺实际上肩负起了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各项职责，且十分重视军队现代化的研究与探索。

在黄埔军校早期招生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密切配合。由于当时国民党所主导的广东政府偏居南方一隅，北方军阀控制区域不能公开招生，廖仲恺在孙中山的指示下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于《新青年》中刊发《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简章》，徐向前就是从《新青年》上看到招生简章之后辗转来到广州加入黄埔军校的；同时，廖仲恺等国民党人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分区域招收军官，在试题设置中着重体现应试人员对三民主义的理解，等等。

廖仲恺在黄埔军校的草创时期，事无巨细地肩负起了军校筹建的重任，其中包括定校章、修校舍、任教员、招考生、购教具等等。在招收学员的过程中尽量向来自北方的学生倾斜。同时，鉴于学员报考人数多、素质较高的实际情况，在原定的考试科目国文、算术之外，另增三角、几何、代数进行筛选。由于应试者众多，心向革命甚切，所以在临时放宽名额限制的情况下，增设警卫军讲武堂、组织学兵连等。此外，为了筹集开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廖仲恺已经做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据国内外学者考证，黄埔军校建校之初的苏联援助款项，由廖仲恺在与越飞会谈期间初步敲定，即十月革命后，日本北洋渔业界人士在俄国领海水产组合中共同储备的一笔大约300万日元的补偿金。

三、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并支持政治部

黄埔军校吸收俄国革命的经验，并借鉴苏联红军的模式，推行党代表制。党代表制俗称“政工制度”，即党代表领导政治部，对全体军校学员进行政治训练，在实际操作中“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在这种制度下，党代表的地位与校长处于同一水平，在当时黄埔军校人员组成纷杂的情形之下，党代表制的实行便于统一各方意志，增强战斗力。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和各军校的党代表。在廖仲恺的邀请下，由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监督军校行政，指导党务，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为了解决政工人才缺乏的问题，廖仲恺令政治部在黄埔军校设立政治训练班，开设为期一月的速成班一班，为期两月的普通班两班，训练各级党代表合计约120人。

1924年，廖仲恺与蒋介石联名颁布《革命军刑事条例》《遵守礼节令》等，并于第一次东征前夕颁布《禁止军士扰民令》《申明军纪令》《守纪律令》等，同时设立军法处保证这些律令得以实施。在执行过程中，廖仲恺强调赏罚分明，着重鼓舞军队士气和整顿军纪。例如，对于河婆一役中被俘士兵逃脱归来“弗受私赠”等感人事迹，廖仲恺令查明其原委及时奖励，对于临阵脱逃的官兵则绳之以法。

廖仲恺始终忠诚地践行着新三民主义。1925年，政治部领导学生组织了“血花剧社”，其剧社名称取自廖仲恺的题词“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血花剧社在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的推动下演出不少反帝反封建的戏剧，大力宣传新三民主义。在黄埔军校课程讲授中，右派力图用旧三民主义去反对新三民主义，甚至以“纯正的三民主义”自居，编写《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书籍来反对三大政策。廖仲恺则严格遵照三大政策，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亲密合作、真诚无间，同时在党代表训令中明确规定：本校学生除阅读三民主义书籍外，均可购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廖仲恺始终秉持以新三民主义培养新型革命军人，并在黄埔军校系统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同时发表《救国三要件》《革命党应有的精神》等演讲，鼓励学生弄明白党的主义，然后才能更好地革命，希望黄埔军校革命军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一致对外。

廖仲恺十分注重军队思想政治工作。1925年春，廖仲恺亲自督率各级党代表、政治部特别党部主要人员随军出征，一路开展政治工作。棉湖一役中，廖仲恺亲临前线搬运弹药，一时间官兵士气大振，一举击溃了陈炯明主力。恽代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原理和原则几乎都可以从黄埔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找到依据或雏形。在《廖仲恺与黄埔军校》一文中，恽代英认为，“廖仲恺先生为黄埔军校立下了政治教育的规模，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并且遗留了革命军人必须与农工阶级亲密合作的教训，使农工兵大联合成为每个黄埔学生的信条”。3月中旬，东征胜利。参加东征军指挥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将军评价：“以一团新练之军，破敌数倍之众，实为世界战争未有之例。”

3月下旬，廖仲恺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发表演说，反驳了部分老同盟会员依赖革命“自然进化”的观点，强调革命党人的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次演说中，廖仲恺列举东征军获得当地人民众口一致的称赞，以及加伦将军称赞教导团比俄国的红军更厉害的事例，再次强调在军队中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思想。事实上，教导团在东征中的胜利既是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效体现，也可以从中窥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群众路线的雏形。

四、培养黄埔军校女学员

为了提高军校学员的政治素养，廖仲恺除了组织黄埔军校学生到广州聆听孙中山的演讲，还时常邀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到军校讲课，并积极支持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为中国培养第一代女军官。

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妇女的革命热情逐渐高涨。1925年，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时，在《中国军人》发表了由洪筠撰写的纪念国际女权运动的文章，呼吁女界“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由此，国内许多有志女青年从全国各地赶赴广州，要求参加革命军，毕业于女子政法大学的金慧淑就是其中的一例。1925年6月9日，她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与校长蒋介石写信，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学生，并找到了中国女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何香凝。此后，潘慧勤（后与李之龙结为伉俪）也抱着效忠国家的信念前往广州要求参加国民革命。由此引发了社会上关于“女子是否应该从军”问题的大争论。一部分人持封建旧文化思维，认为女子从军与“妇道”相违，坚决反对，而另一部分人则支持男女平等，但是仍然对女子入驻军营存在偏见。廖仲恺排除国民党右派的阻挠，指出军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排除招收女兵。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11月1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成立，11月底，国民政府决定允许其招收部分女学员，并最终打破了拟招收40多名女学员的计划，在来自全国的6000余名爱国女性中挑选出183人，与后来湖南学兵团招收的30名女学员一起编为一个大队，并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成为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队。恽代英担任政治教官，带领女生大队学习“社会主义史”“妇女解放运动”

“世界妇女运动史”“三民主义”等课程。该女生大队培养出胡兰畦、赵一曼、谢冰莹、黄杰等著名的革命女战士，为以后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提供了借鉴。

廖仲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军事学校的第一位党代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第一位党代表，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诚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廖仲恺牺牲后，黄埔军校师生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深情地缅怀他为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责任编辑 杨琳 杨璐）

【本文是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创新设计与实施路径研究”（20VSZ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肖莉，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仲恺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蔡立彬，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仲恺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