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到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工作的前前后后
萧军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重要革命作家之一，是鲁迅非常器重的弟子，他一生坎坷，波折不断。1951年，萧军来到北京，经彭真介绍，1952年到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工作。从1952年到1954年，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有特殊的意义。
萧军进入文物组工作的缘起
萧军为何来到北京？为何进入文物组工作？这还要从20世纪40年代他在东北的经历说起。
1946年，萧军自河北张家口至黑龙江哈尔滨，出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1947年在哈尔滨创办《文化报》。同年，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刘芝明出面，委任宋之的创办《生活报》。不久，发生了“《文化报》事件”，即《生活报》与《文化报》之间的激烈论战。最后，以组织作出《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而告终。1948年12月，萧军随东北局文化部迁往沈阳。面对来势汹汹的批判，萧军提出到前线参加战斗，后东北局宣传部安排他到抚顺矿务局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北地区开始疏散人口，萧军夫人王德芬带着孩子先回到沈阳，后经组织批准调往北京（王德芬的父亲王云海在北京任工程师）。不久，萧军也从抚顺回到沈阳。
1951年1月16日左右，萧军来到北京。他从东北来北京的目的是安静地写作，1952年3月13日写给彭真的信详细坦露了自己的心声：
我来北京的目的，主要是想在这里静静地研究一些东西，实现我几多年来“写作的计划”，因为这里究竟是文化、政治中心，有文化传统，各种参考书物比较完备些，同时我也想较长期地建立自己一个“写作环境”，不再东搬西走了，因为中国目前已比较有了这条件。原来打算参加什么“文化活动”，当然也不想争取什么“地位”或“优待”。
信中，萧军虽然声称不想争取“优待”，但他实际上是想在北京做职业作家。大概是S6+7nEJPuM+Q6YQ9cyJPUA==因为未接到中央的批示，萧军没有转组织关系，无法安排工作也失去了原来的供给制待遇。他通过向亲友和北京市文联借贷度日，仍继续从事写作，找其他工作的心情并不急迫。1952年4月，萧军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第三代》第八部的后半部以及新作《五月的矿山》，合计约36万字。
不过，随着出版新作品赚取稿费的计划落空，贷款遭拒，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萧军逐渐意识到谋职的紧迫性。其间，他先后找了中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文联秘书长沙可夫、北京市市长彭真，请求安排工作。
早在1942年，萧军即与彭真相识，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彭真多次为萧军提供帮助。1952年彭真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后，萧军、王德芬于3月1日写信表示祝贺，虽然谈及找工作不顺，但并未请求彭真帮忙。3月2日收到回信后，萧军又于3月13日写了一封长信，向彭真介绍了他从东北来到北京的种种情形，表达了对彭真提供诸多帮助的感谢。最后在信的结尾看似无意地提出自己居住困难，“住在岳父家中，二十几口人同居一室，实在没法工作，也没法生活下去”。请彭真站在“市长”的立场上，为他找一处不交房租的住处，或少交也行。此时，仍未明确提出请彭真帮忙解决工作问题。但到了6月25日这天，萧军分别给彭真、周扬写信，请求安排工作，教学及其他工作都可以：
我除开可作语文教学工作外，如军事研究（我住过讲武堂）、武术研究（我曾学习过相当时期，现在还未扔下）、古物研究（我来北京后对于碑帖、瓷器、印章搜集了一些，也继续深入研究了一番，甚有兴趣）、京剧研究等工作，我全可以参加。……上半年教育局曾介绍我去北京师范教学，因那时我正在写小说，而学校有制度：要担级任，搬校住，因此就没能去。如今小说既写完，我是可以用全力做些工作了。
经彭真介绍，1952年7月5日，北京人事局通知萧军于7月7日拿着介绍信到北京市文物调查组与朱欣陶洽谈。这次接洽十分顺利，萧军表示具体承担工作由文物组决定，预备先工作一年，而后如无特殊变动就继续下去，此外无任何条件。彭真还特别批示，给萧军每月发放生活费120元，房租补贴20元。
对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来说，接受外行萧军，不仅是上级的命令，也是现实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作为古都，文物调查、保护工作十分繁重，但人员极度匮乏。1951年7月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刚刚成立，成立之初仅有4人的编制。所以，彭真介绍萧军到文物组工作，除了萧军声称可以从事古物研究外，也是考虑到文物组急缺人手。与萧军同年进入文物组工作的容肇祖是研究哲学的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自传中说：“1952年，正当全国哲学教授等集中学习马列主义和改革学制的时候，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作有关文物的考古鉴定工作。”他进入文物组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对于文物考古工作也是外行。
萧军在文物组的工作及态度转变
萧军对待文物组的工作尽职尽责，认真严谨。正如1959年5月25日他给彭真的信中说：“早先承您介绍参加文物组工作，在那两年中，我确是朝夕警惕着自己，万事克制谨慎……惟恐怕出了‘毛病’给您这介绍人丢脸，还好，于那两年中虽然谈不到任何特殊工作成绩，但至少是‘平安’地过来了，如今回想起来觉得还对得起您。”萧军其他时间的日记大多记录的是日常生活，唯有在文物组工作这两年几乎全部记录的是工作情况，有些类似发掘日记，有些则是文物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可见对待这项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
萧军这两年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碑刻、宗教造像、墓葬、遗址、古建筑的勘察、鉴定。另外还有墓葬、窖藏的考古发掘，筹备展览，首都博物馆及其他博物馆展览的考察、学习等。
其中，保护东西交民巷牌楼较为重要，影响也较大。1953年7月4日、建设局召开关于拆除西四帝王庙牌楼及东西交民巷牌楼问题的会议，讨论牌楼处理问题，会上萧军强调自己不主张拆除帝王庙牌楼，并建议修整加固，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考虑。1953年12月28日的日记里也详细记录了他在当日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古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听了吴副市长和诸位先生的意见，我有一些领会：第一，在今天来讲，北京城市是新的内容和旧的形式矛盾问题，新的内容就是新政府、新人民、新社会；旧的形式是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宫殿、庙宇乃至街道，都是按照封建统治者的意图产生出来的。封建制度应该消灭，但建筑物如果完全消灭是不对的，虽然是在封建帝王的意志下造成的东西，但从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来讲，全是人民创造的，如果毁坏这些东西，等于毁坏了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所以不能无原则的毁掉，需要加以批判和选择，把它组织到新的都市规划中来，成为有机部分。第二，建筑本身是艺术，土木工程是实现这种艺术的手段。从全面来看，大街小巷和建筑物配合，而且要有主有从，有高低起伏。关于牌楼问题和地安门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考虑历史和艺术价值，然后再考虑位置对都市规划有无妨碍，如有妨碍，就不管是什么建筑，一切要为了人，就要设法使建筑物不威胁人的生命。如东西四牌楼、帝王庙牌楼应该服从都市规划。如从造型的美来说有牌楼好看，就应保存，至于如何保存，是具体技术问题，也许缩小，也许扩大，将来帝王庙本身因道路展宽要向后退，这样，牌楼就不是帝王庙的建筑物之一了，把这个问题考虑明白，保存与否，便不是问题的焦点。
考古专家赵其昌对这件事也印象深刻，据他回忆，“市政部门和文物部门会商处理意见时，萧军在座，他代表文物部门意见力主保存。会上他带去了全部资料，从历史价值，古建筑的形制特点到保存古都风貌的意义，足足用了半个小时，陈述保存的理由，讲到激动处，大声疾呼。但是，没有成功。此后几天，他一直闷闷不乐，忧伤之情，形诸容色”。这说明萧军虽然不是考古文博专业出身，但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对古建筑的艺术、历史价值与现代都市规划之间的关系具有理性的、前瞻性的认识。在当时特殊的年代，十分可贵。他的“激动”“忧伤之情”则说明他反对拆除不单因为理性的判断，还因为对这些文化遗产有发自内心的热爱。
考古发掘也是萧军那两年的工作内容之一。比较重要的发掘有海淀区明末大将洪承畴及家人墓、石景山区明故御马监太监宋公墓、西城区姚家井唐墓、门头沟三家店金墓等。洪承畴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人物，他的墓葬自然也有重要文物价值。
发掘工作前后共用时16天。萧军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每日的发掘情况如发掘方法、工作进度、墓葬保存情况、出土文物等。如9月10日记：“该墓现存地表有之，均为修补与盗掘过。主墓前20米地方有石碑一，左右相距15米地方有汉白玉文武石翁仲文东武西面对向。”9月12日记：“第一墓长4.8m，高3m。第二墓中间有墙一道，被穿二孔。”9月13日记：“第二号墓，上午清理夹墙，下午把所有棺板拖出（二棺二椁），棺为十余层漆髹成，面承（呈）银灰色，犹光亮。”
萧军对文物组这份工作，有一个明显的态度转变。开始是很开心、兴奋的，他多次表达了这种心情。7月10日给彭真的信中这样说：
这里我应向政府及你本人对我的帮助，表示我底谢意！其次如果这工作确定了，我计划将来可能时写一部《北京史》或者由组中集体写作。把北京过去各方面做一较有系统的叙述，同时也把北京解放后到目前或不久将来作一比较叙述，我觉得这工作是有它一定意义的。同时还计划写一部《中国文物史纲要》，作为一般学校教文物知识或辅助读物。
但他内心真正热爱的还是文学创作，所以对新工作的热情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变得厌烦。1952年9月12日的日记写道：“夜间与芬（指王德芬）闲谈，我说很感这工作空虚无意义，但为了‘挣钱’养家，只好工作下去。”此时他到文物组仅两月余。而且，文物组的工作如此繁重，他也没有中断文学创作，并为出版作品不懈努力。1953年4月19日，萧军为了小说出版和换工作的事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说不想再从事“挖坟掘墓”的工作。1954年6月间，萧军收到了中央领导的回信，说毛主席同意出版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让他持函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洽。萧军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认为自己可以靠稿费过纯粹的作家生活了，所以没有等到作品真正出版，于8月辞去了文物组的工作。
萧军对文物组的工作兴趣不大，除了因为过于热爱文学创作外，还有其他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比较冷门，普通大众并不了解，也不理解。萧军作为非专业人士，也是如此。最初他可能误以为就是文物鉴赏工作，新工作甚至可以让他继续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但入职后发现并非如此。文物组人员短缺，工作繁重，经常要外出办公，调查各区县文物、古建筑，甚至要配合基础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写作时间大为减少。萧军原本是知名作家，对于文物工作，可以说是门外汉，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甚至要向比自己年轻的同事求教，这种心理落差估计也是他之前不曾想到的。特别是参加文物工作的会议时，这方面的专家像罗哲文、梁思成自然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而他仅是非专业的普通研究员，意见似乎也无足轻重，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另外，文物组的工作需要坐班，每日考勤，这让自由散漫惯了的萧军也很难受，1952年度的工作总结中，领导对他的评语就是：“遵守考勤制度较差，主观上只重成绩，认为只坚持制度是形式主义。”这应该是萧军的真实想法。所以，1959年彭真再次安排萧军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工作时，特别批示：“不必坐班，工资一百一十元。”解决了萧军不想坐班的烦恼。
从东北来到北京，在萧军整个人生中是一个重要转折，在文物组工作的两年时间虽然很短，却是他到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几乎陷入绝境时得到的工作，对于他来说必然是难忘的人生经历，也必然会给他此后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据1956年3月17日萧军写给周恩来、陈毅的信可知，他当年打算写一部《明清画史外传》，就是因为在德胜门“旧物市”买书画的嗜好，“加上过去我在北京市政府‘文物组’曾做过两年文物保护工作，既有了一般文物知识又有了一定的鉴定经验”。1979年10月31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萧军在会上发言称自己是“出土文物”，虽然不能说“含有几分嗜古成癖的情节（结）”，但肯定是文物组的这段工作经历留给他的宝贵印迹。
（责任编辑 杨琳）
【本文是北京市文物局2023年“一帮一”课题“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考古信息再脉络化举要（1951—1960）”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兰芳，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畅，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助理馆员